薛涌：“反智主義”思潮的崛起

“反智主義”所宣揚的基本信念是：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決策是建立在最廣泛的參與之上，而未必是最專業的知識之上。知識可以為人們的參與提供參照，卻不能代替參與本身。這種參與性，最終要求把我們的市場經濟建立在憲政的框架之中，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游戲規則之上。

    “反智主義”作為一股社會思潮，正在中國靜悄悄地崛起。我可以算這一思潮最鮮明的倡導者。十幾年前，我就寫了一篇《論〈渴望〉中的“反智主義”傾向》，分析當時紅透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渴望》對知識分子的話語霸權的挑戰。兩年多以前，我又以“反智的書生”為名開始了自己的博客，對國內主流知識界、特別是主流經濟學家們展開了激烈的批評，迄今已經獲得了一千三百多萬的訪問量。最近，吳稼祥先生在《中國青年報》的“冰點”發表長文《中國需要“反智主義”嗎？》，系統批判我的觀點。唐小兵先生則在《南風窗》上發表了另一篇長文《底層與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把我在近著《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中表達的反智思想，看成是“民粹主義”的“野火”燒進了自由派陣營。
    總之，不管是反對還是擁護，人們對“反智主義”已經不能視而不見。因此，作為這一思潮的發起人，我有必要澄清一下什么是“反智主義”，為什么“反智主義”是中國社會之必需。

批判“反智主義”仿佛是精英們的所謂“使命”
    “ 反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無疑是個外來語，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被左派知識分子作為一個貶義詞而廣泛運用。1960年代初，這派知識分子中的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寫了一本《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下子走紅，獲得了1964年的普利策獎，也把這一詞匯的貶義成分固定化。在中文思想界，余英時先生率先運用這一概念批判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反智主義”，并在海外文化界引起了辯論。不過，無論是他還是他的批評者，也都把“反智主義”當成一個貶義詞。而我則從一開始就把這個貶義詞當褒義詞來用。這當然也給我的批評者提供了方便的靶子。比如，前述的吳稼祥先生，對霍夫斯塔特的觀點不作任何分析，簡單化地把“反智主義”描述為1950年代“代表大企業利益的艾森豪威爾的粗魯統治，以及麥卡錫主義對知識分子的迫害”的結果。唐小兵先生則把我的“反智主義”理念歸納為新左派的傾向。
    可惜，這兩位批評者既不了解霍夫斯塔特思想的復雜之處，更不明白這種思想在美國政治文化脈絡中的地位。最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兩位先生都屬于市場派人士，都把市場經濟的理念作為一個思想解放、思想啟蒙的果實來捍衛，因而批判“反智主義”或者“民粹主義”就成了他們的使命。
    他們恐怕沒有意識到，在美國的思想陣營中則正好相反：那些批判“反智主義”的，多是新政以來主張大政府、用聯邦的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左翼知識分子；而那些所謂的“反智主義”者，則往往是要求實行徹底的市場經濟的保守主義人士。甚至像哈耶克這樣的市場教祖，也可以歸入“反智主義”的陣營內?！胺粗侵髁x”并不局限在美國，而且也是英國史中的重要因素。有人甚至將“反智主義”歸結為盎格魯-撒克遜的政治文化傳統。而恰恰是這一傳統為現代西方的憲政民主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這也絕不是簡單的歷史巧合。從理論上說，“反智主義”是以憲政民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在這種社會中，老百姓在政治上擁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權利，并作為自由的經濟人在市場上進行選擇。不管你擁有的知識和財富比別人多多少，也不能僭越這樣的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這是我所鼓吹的“反智主義”的核心。
    可是，在現實中，即使是民主的政府，手也經?？梢陨斓煤荛L。特別是政府有著比個人雄厚得多的資源和權威，并需要大量的知識服務。當政府把那些“最”有能力的人集中起來以后，政府權力的誘惑就變得難以抵抗。結果，不管是在政府之內還是政府之外，都有許多人會想：既然政府集中了這么多的人才，有這么多“專家”，那么這些人一定比那些沒有念過什么書、沒有離開過自己的鎮子的愚夫愚婦更有遠見。既然你會花錢請比你更懂經濟的財經專家經營你的股票，那么為什么不多繳幾個稅、讓政府多雇些專家，讓他們包攬你的個人事務呢？
    自羅斯福政府以來的“新政知識分子”，就有著這種舍我其誰、以天下為己任的懷抱。而羅斯福的“新政”使聯邦政府迅速擴大，又使這些人在權力的核心占據了大量的位置。他們真誠地相信，他們有著高超的專業知識和智慧，讓他們幫助老百姓進行一些生活抉擇，恐怕比老百姓自己來抉擇要更明智。有些事情，聰明的政府如果不充分發揮領導作用的話，社會本身是干不成的。這一精神，并沒有隨著羅斯福的去世而完結。上世紀60年代初的肯尼迪政府，就號稱是通過“精英的精英”（The Best of the Brightest）來治理的。約翰遜“向貧困宣戰”的“偉大社會”計劃，也是建立在讓專家更多地運用納稅人的錢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信念之上的。
    然而，正像哈耶克所警告的，少數的精英官僚，不管多么聰明，靠他們的決策也無法有效地改善大多數人的福益。一個社會太復雜，難以被少數人的智慧所駕馭，必須通過市場博弈、通過每個人的參與來達到健康的均衡。一位歐洲作家曾經觀察到：在美國這樣的草根民主社會，小民百姓活得是如此地自尊和驕傲，乃至一個沒有離開過村子的農夫，也覺得對于干他手里的活計而言，他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人選，絕不會聽別人指手畫腳。這樣的社會，也自然有著強大的反智傳統，即對少數人把自己的理念強加于大眾非常警惕，對這些人運用的政府權力更是懷疑。新政以來，聯邦政府和技術官僚的權力越來越大，老百姓越來越感覺到失去了對自己生活的控制：那些多喝了幾口墨水、進入政府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代老百姓來決策了。事實上，上世紀50年代的艾森豪威爾時代，正是這種反對大政府的保守主義開始的時代。雖然肯尼迪以微弱的優勢擊敗尼克松當選了總統，使新政精神得以繼續，但這種保守主義，還是隨著里根時代而達到了高潮，并成為美國政治文化的主流。

在一個民主社會，精英們的自負遲早會撞南墻
    霍夫斯塔特對于“反智主義”的“民主面向”有著相當充分的認識。他明確指出：“反智主義是建立在這個國家（即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平等的情操的基礎之上的?！?0世紀的知識分子發現自己陷于一種幾乎是不可能的努力之中：他們相信民主社會中的公民，但又要抵抗這種社會所創造的文化之痞俗?！敼娋芙^知識分子的政治和文化訴求時，他們就感到受了傷害或者震驚……”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總有著作“社會良心”的懷抱，認為自己是為了公眾利益而生的。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他們的自負遲早會撞南墻：公眾既用不著他們代表，甚至還可能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的敵人。
    應該說，對“反智主義”的社會淵源，霍夫斯塔特是個明白人?？上?，他自己卻陷入他所描述的這種知識分子的自我矛盾中難以自拔。他試圖對知識分子所具有的“智識”（intellect）和專家或者一般人所具有的“智力”(intelligence)進行區別。在他看來，“智力”運用的對象是可以預見的、有明確的甚至狹窄的界定的、實際的、切身的?！爸亲R”則是大腦中批判性的、創造性的、冥想式的功能?！爸橇Α笔菍唧w環境中的具體事物進行把握和估價；“智識”則是對這種估價的估價，是對整個宏觀環境的評判。用我們比較淺近的語言來說，“智力”是大腦在具體領域中的認知職能，比如科學家研究干細胞，其研究對象有著具體的界定和范圍，并必須把這一范圍外的事務排除。再如消費者買車，“智力”所考慮的就是價格、質量等實際因素?！爸亲R”則跳出這些具體領域之上，比如要考慮干細胞研究是否道德，是對生命的尊重還是不尊重；買車的社會后果是什么，是否在能源和環境上對人類的生存負責等等。
    問題是，在一個民主社會，在可以具體界定的“智力”領域，人們不僅非常尊重專家，也愿意把自己的權利讓渡給專家。比如干細胞研究，納稅人很清楚這種事情只能讓科學家們來作。但是，在超出了“智力”領域的難以具體界定的范圍，比如干細胞研究道德不道德、政府是否應該資助這種研究，老百姓則常常不會讓渡自己的權利，一定要通過投票來決定。這時，他們的意志就往往和一些科學家相沖突。當科學家發現自己只能聽這些對干細胞連基本的科普知識也不具備的愚夫愚婦之時，就會悲嘆民不可教?；舴蛩顾刂?，在某種意義也是這樣一本抱怨之書。
    不過，霍夫斯塔特在抱怨的同時也指出，美國雖然有著強烈的“反智主義”傳統，但自1930年代的二戰前夜開始，人們就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美國實際上才是知識分子的樂園。當時大量受納粹迫害的知識分子發現，只有美國張開雙臂歡迎他們，并提供了更好的條件，讓他們繼續自己的生活方式。新政之后，知識分子也被政府極其禮遇。即使是在“反智主義”大盛的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也頻頻出入政府，享受著前所未有的權力。知識階層內部的危機不是自己受到政府的冷落和社會的放逐，而是太被權力和公眾所抬舉，乃至知識階層頻頻自問：自己是否已經被主流社會所收買？知識分子固有的獨立性、批判性和原創性是否已經喪失？
    從中國主流知識階層對“反智主義”的消化看，他們既沒有意識到霍夫斯塔特的左翼思想背景，也沒有霍夫斯塔特思想本身所蘊涵的那種復雜性?；舴蛩顾刈约壕兔鞔_地說：他之所以起來批判“反智主義”，是因為“在這個充滿了危險的世界，美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過分尊重智識、把智識變成一種超越的價值來代替其他合理的價值的危險是實在不足慮的”。也就是說，在美國這樣的草根民主社會，知識的權力根本不可能踐踏老百姓的民主權利。在中國則恰恰相反。中國的傳統中的價值系統不被宗教所界定，知識很容易被尊重為一種超越一切的價值，知識的權力也很容易踐踏民主的權利。甚至這種知識權力凌駕于個人權利的現實，在傳統中已經被制度化了。比如在科舉制度下，通過科舉考試的人在稅收、刑法等等方面，都享受著普通人沒有的特權。三十多年前恢復高考后，考進大學的人身份自動變成了“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分開。中國的知識分子，長期生活在這種制度化的特權之中，基本不受公眾的制約和監督。

中國知識分子習慣憑借自己對知識的壟斷占據道德高地
    “反智主義”的目標，就是取消這種制度化的特權，使老百姓和知識分子都能在一人一票的平等架構中參與市場經濟的博弈。而也正是在這方面，“反智主義”會遇到中國知識分子傳統最頑強的抵抗。這一點，我在《學而時習之：〈論語〉研究之一》中對此已經作了具體分析。中國知識分子已經習慣于把知識看作是價值源泉，并憑借自己對知識的壟斷占據道德高地。比如在《韓非子·和氏》中，所謂“法術之士”就被描述成屢次因為要奉獻璞玉而被砍掉雙腳的忠貞之士。而“群臣士民”則全都嫉恨這種忠貞之士，使之不敢發言。賢明的君主，則應該擺脫“群臣士民”的影響，任用法術之士，珍惜他們所奉獻的璞玉。這一故事，也成了極權主義的理論基礎：統治者要在少數有能力的人的幫助下，建立對大多數“群臣士民”的操縱。后世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以儒家為標榜，骨子里還是這種法家情懷，覺得自己是掌握了最后真理、代表著社會良心、只求奉獻和犧牲、毫無私利的人，應該超越“群臣士民”，獲得壟斷性的權力來指導社會。即使到了“五四”的時代，反傳統的知識分子也跳不出這樣的思想框架。比如魯迅，竟因為在日本的幻燈片中看到了精神麻木的國人，于是作為一個醫學院的學生開始認定這樣的人的肉體不值得救治。也就是說，在民主社會中老百姓可以讓渡的“智力”權力，即被狹窄、具體地界定的醫生治病救人的職責，他是不要的。他要的是在民主社會中不可讓渡的權利：即決定什么樣的生命值得拯救，什么不值得。我相信，每一個走進醫院的病人，當知道醫生要對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價值進行一番道德判斷再決定是否救治時，都會感到毛骨聳然。而大多數現代中國人正是生活在這種毛骨聳然的“知識暴君”的統治之下。
    也正是基于對中國知識分子傳統這樣的分析，我提出了對“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他們以為是他們設計的改革，他們像“法術之士”那樣掌握了稀缺的專業知識，能夠為大眾規劃生活；而反對他們的公眾，則都如同韓非筆下的“群臣士民”，于國于民有害無益。所以，他們才提出“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才把公眾意見視為“非理性”的情緒。
    然而，從“反智主義”的立場上看，“不需要投票”的觀點，屬于“智力”范疇，就像科學家在實驗室里的研究，或者像歷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研究的具體理論問題，比如信息不均衡等等?？上?，“主流經濟學家”們在這些具體理論問題上，并沒有創建。他們所談的，常常是大學要不要漲學費、領導干部是否改革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否應該對他們進行優先的補償等等公眾政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屬于民主社會中的老百姓不能讓渡的權利，必須通過辯論和投票來最后決定。弗里德曼獲得了諾貝爾獎，對于他獲獎的經濟學理論，當然不需要公民投票來進行判斷。但是，當他提出“教育券”的主張后，雖然論述和分析與他的經濟學一樣清晰有力，卻經幾十年奮斗也無法實施，原因就是他湊不夠他所需要的票數來改變現有政策?？梢?，在經營自己的生活時，老百姓當然沒有義務聽專家指揮。在考慮涉及自己生活的公眾政策時，他們當然要通過投票來進行決策。
    那些口口聲聲市場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攻擊網絡民意“非理性”時，掉入了一個自己無法跳出的陷阱：他們所信奉的市場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一個基本預設就是所有的經濟人都在市場中理性地追蹤自己的目標。當你把相當一大部分公眾對自己利益的表述斥為“非理性”時，就背叛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類似的問題，霍夫斯塔特沒有解決，卻一直在面對。遺憾的是，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簡單的大腦中，根本就沒有這一面對。

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決策建立在最廣泛的參與之上，而非最專業的知識之上
    1958年，被霍夫斯塔特譏為“業余經濟學家”的美國右翼代言人Frank Chodorov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一群聲望卓著的經濟學家，被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召集起來，討論叫作衰退的國家經濟病狀。他們拿出了處方，在《紐約時報》上登了將近兩版。這些醫生們的崇高聲譽，使所有非經濟學專業的人都沒有資格檢討他們的處方，否則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但事實是，我們所有的人出于生活所需，都是經濟學家。我們都在從事謀生的活動。而這正是經濟學家們要研究的全部問題。任何識字的家庭主婦，只要有中等水平的常識，就應該能夠檢驗這些專家處方的具體細節……”
    這段話，被霍夫斯塔特引述作為他所批判的“反智主義”的十二大例證之一。然而在今天看來，也正是這段作為“反面教員”被“展覽”的話，閃現著哈耶克式的經濟學智慧。試問：一個由所有家庭主婦參與的經濟，和一個由十幾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操縱的經濟，哪一個是市場經濟？“主流經濟學家”們憑借著自己那些在國際經濟學界難能登大雅之堂的“專業知識”，把所有不同意自己意見的人，都斥為是“不懂經濟”、被“非理性”情緒所驅動的群盲，這不僅是對民主的背叛，也是對市場的背叛。這就是我所謂的知識霸權或者“知識暴君”?！胺粗侵髁x”，就是要以人人都是經濟學家的精神，突破知識階層的這種話語壟斷?！胺粗侵髁x”所宣揚的基本信念是：最健康的制度，其公共決策是建立在最廣泛的參與之上，而未必是最專業的知識之上。知識可以為人們的參與提供參照，卻不能代替參與本身。這種參與性，最終要求把我們的市場經濟建立在憲政的框架之中，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游戲規則之上。

（責任編輯 馬莉 網絡編輯 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