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僅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夠的
我們必須追問，《投名狀》中所揭示的兄弟之義的淪落和衰亡，是不是一種當下的現實
中國電影曾有過豪邁的血性，《黃土地》、《紅高粱》和《一個和八個》，充溢著男人的熱情和壯懷激烈，它像消失的地平線一樣，久違了。于今我們在銀幕看到太多的雜耍、庸俗和無病呻吟，我們文化血脈中的情懷和風骨已難得一見?！锻睹麪睢分厥隽宋覀兾幕泄爬系木駳赓|（影像風格），為此，我有感慨。
難得的是慘烈的戰爭場面，鏡頭中游蕩著富有質感的硬朗和凝重，我深知其拍攝的艱難，創作者如果沒有一如片中的激情和血性，拍下這樣的電影是難以想象的，可它畢竟隆重登場了，一掃影壇的萎靡不振，這是一個啟示，中國電影將再造雄風。
陳可辛此番攜《投名狀》而來，其壯志不已的雄心通過他的影像風格得以高揚，完全不再是《甜蜜蜜》中那位在情感的高地中纏綿低廻的陳可辛了，他更是一個怒發沖冠的大漢，瞪著一雙充血的眼睛，血脈賁張地要鞭撻我們文化肌體中被神話的兄弟之“義”，他是一位批判者，因為他在現實的困境中發現了那個神話的衰落，于是他以《投名狀》的名義，擲地有聲地發出警示之言。
但是，正是在此意義上，我以為這種反向的警示，恐與藝術的理想相悖。
藝術的理想的確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懷疑和批判上，一個偉大的藝術精神永遠是觀照著在俗世中浮沉的人類和掙扎的人性。藝術家當然有責任透過世事表面的肌理，去發掘其中的內蘊。我們必須追問，《投名狀》中所揭示的兄弟之義的淪落和衰亡，是不是一種當下的現實——任何一個值得稱道的藝術作品，不管它的題材源于何處，它所真正要揭示的是看不見的巨變，與此同時，我們源自傳統的人倫關系也在重組與裂變之中。
中國文化中“五倫”之一的“兄弟有義”，在這里被質疑，并以慘烈的劇情予以抨擊，這種表象的警示或許能滿足創作者一時的激憤和哀慟，但它傳達出的當頭棒喝，卻恐怕會功虧一簣。原因很簡單，當背信棄義成為一種潛在的成功者的“規則”，并流行于世，成為常識，這種動用慘烈的影像所警示的，僅只是一個提醒而已，并非批判。
批判必定來自于現實的缺失，當“道義”——我們民族源遠流長的古老的傳統，在今天被國人遺棄乃至踐踏之時，在影像中予以痛心疾首的高揚，或許才是一種基于當下的批判。
藝術的品格及精神需要重塑失落的傳統，并重建理想，盡管現實中的我們可能仍然在身不由己的迷失乃至茫然無措之中，但理想，依然是我們心中燃燒的永不熄滅的火炬，它引領著我們，在傳統與現實紛擾的夾縫中，尋找一條可能的途徑。但在保持和發揚傳統優質文化品性的同時，如何與當下的現實取得和諧，的確也是一種困擾，藝術家的責任就由此而出場，它需要在現實“道義”精神嚴重缺席的前提下，再次重申它的立場——拒絕傳統價值的分崩離析，通過藝術來接續歷史的血脈，并重塑傳統中的正義感。
因此，僅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夠的，雖然《投名狀》是一部商業電影，它無須承擔對歷史文化的傳承，但隱埋在這部歷史大片中的主題，卻是整個劇情賴以維系的支撐點，甚至它悲劇性的結局亦要給人以警示，這就必然涉及到對傳統精神的認知，必然涉及到在這種認知中創作者的價值指向——因為“刺馬”這個來自清末的故事，它的撲朔迷離已為后繼的創作者提供了無限虛構的可能，它可以經由兄弟之義，通達用鮮血凝結成的友情和友誼，義重如山，在中國傳統的歷史個案中不乏這種義薄云天的故事，當然，也可以通過一如《投名狀》這樣的故事，兄弟反目為仇，兵刃相見，解構兄弟之義。
但我仍然希望，即便處在現實的困擾中，我們仍然可以在藝術的圣殿中寄托我們的理想，再建理想與正義的王國，拒絕現實的淪落，拒絕對彌足珍貴的傳統價值的解構。
難得的是慘烈的戰爭場面，鏡頭中游蕩著富有質感的硬朗和凝重，我深知其拍攝的艱難，創作者如果沒有一如片中的激情和血性，拍下這樣的電影是難以想象的，可它畢竟隆重登場了，一掃影壇的萎靡不振，這是一個啟示，中國電影將再造雄風。
陳可辛此番攜《投名狀》而來，其壯志不已的雄心通過他的影像風格得以高揚，完全不再是《甜蜜蜜》中那位在情感的高地中纏綿低廻的陳可辛了，他更是一個怒發沖冠的大漢，瞪著一雙充血的眼睛，血脈賁張地要鞭撻我們文化肌體中被神話的兄弟之“義”，他是一位批判者，因為他在現實的困境中發現了那個神話的衰落，于是他以《投名狀》的名義，擲地有聲地發出警示之言。
但是，正是在此意義上，我以為這種反向的警示，恐與藝術的理想相悖。
藝術的理想的確是建立在對現實的懷疑和批判上，一個偉大的藝術精神永遠是觀照著在俗世中浮沉的人類和掙扎的人性。藝術家當然有責任透過世事表面的肌理，去發掘其中的內蘊。我們必須追問，《投名狀》中所揭示的兄弟之義的淪落和衰亡，是不是一種當下的現實——任何一個值得稱道的藝術作品，不管它的題材源于何處，它所真正要揭示的是看不見的巨變，與此同時，我們源自傳統的人倫關系也在重組與裂變之中。
中國文化中“五倫”之一的“兄弟有義”，在這里被質疑，并以慘烈的劇情予以抨擊，這種表象的警示或許能滿足創作者一時的激憤和哀慟，但它傳達出的當頭棒喝，卻恐怕會功虧一簣。原因很簡單，當背信棄義成為一種潛在的成功者的“規則”，并流行于世，成為常識，這種動用慘烈的影像所警示的，僅只是一個提醒而已，并非批判。
批判必定來自于現實的缺失，當“道義”——我們民族源遠流長的古老的傳統，在今天被國人遺棄乃至踐踏之時，在影像中予以痛心疾首的高揚，或許才是一種基于當下的批判。
藝術的品格及精神需要重塑失落的傳統，并重建理想，盡管現實中的我們可能仍然在身不由己的迷失乃至茫然無措之中，但理想，依然是我們心中燃燒的永不熄滅的火炬，它引領著我們，在傳統與現實紛擾的夾縫中，尋找一條可能的途徑。但在保持和發揚傳統優質文化品性的同時，如何與當下的現實取得和諧，的確也是一種困擾，藝術家的責任就由此而出場，它需要在現實“道義”精神嚴重缺席的前提下，再次重申它的立場——拒絕傳統價值的分崩離析，通過藝術來接續歷史的血脈，并重塑傳統中的正義感。
因此，僅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夠的，雖然《投名狀》是一部商業電影，它無須承擔對歷史文化的傳承，但隱埋在這部歷史大片中的主題，卻是整個劇情賴以維系的支撐點，甚至它悲劇性的結局亦要給人以警示，這就必然涉及到對傳統精神的認知，必然涉及到在這種認知中創作者的價值指向——因為“刺馬”這個來自清末的故事，它的撲朔迷離已為后繼的創作者提供了無限虛構的可能，它可以經由兄弟之義，通達用鮮血凝結成的友情和友誼，義重如山，在中國傳統的歷史個案中不乏這種義薄云天的故事，當然，也可以通過一如《投名狀》這樣的故事，兄弟反目為仇，兵刃相見，解構兄弟之義。
但我仍然希望，即便處在現實的困擾中，我們仍然可以在藝術的圣殿中寄托我們的理想，再建理想與正義的王國，拒絕現實的淪落，拒絕對彌足珍貴的傳統價值的解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