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想就是一些意見——帕斯與墨西哥資深記者的對話

在專制制度失敗之后誕生一種新的政治思想,則必須吸收現代文學和詩歌的全部鮮活的遺產。


我捍衛“為少數人的藝術”不是出于對貴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

在專制制度失敗之后誕生一種新的政治思想,則必須吸收現代文學和詩歌的全部鮮活的遺產。

我捍衛“為少數人的藝術”不是出于對貴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

    記者:在國家和社會中間,詩歌有什么作用?在《弓與琴》中有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
    帕斯:我依然在思考。在《弓與琴》的那一章(一篇專門論述此事的短文,如同它的題目所說:《詩歌、社會與國家》),我試圖將一種表現共同信仰、意識和價值觀的藝術,與國家藝術區別開來。前者的例證是雅典民主時期的藝術與中世紀的宗教藝術。我給你讀一段我在這個文本中說的話:“希臘藝術——我指的是古典悲劇和阿里斯托芬的戲劇——參與了城市的爭論,因為民主城邦的性質本身就要求公民對公共事物自由發表意見……哥特藝術(羅馬藝術也一樣)不是教皇或皇帝所為,而屬于社會、城市和宗教范疇……”結論是:國家與藝術創造之間的關系總是取決于它們所屬社會的性質。不過總的來說,歷史檢驗證實,不僅國家從來不是有價值的真正藝術的創造者,而且只要它企圖將藝術變成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便會使藝術喪失自己的營養并衰敗下去。于是,“為了少數人的藝術”幾乎總是藝術家們自由的回答,這種回答是對官方藝術和瓦解社會語言的公開的或暗地里的反抗。西班牙的貢戈拉,面對第二帝國和第三共和國的平庸之輩的馬拉梅,是藝術家們的楷模,當他們確認自己的孤獨并拒絕當時的聽眾的時候,便贏得了創造者所期盼的最崇高的交流:與后人的交流。
    我捍衛“為少數人的藝術”不是出于對貴族或精英的迷信,而是因為它始終關系到對官方意志的抗議與否定。尤其是在現代,即從象征主義至今。當人們談論對現代社會的批評的時候,大多是指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分析學家及其他預言家們。然而,對當代社會及其陋習、畸形和不公正的最真實、最深刻的描寫與刻畫,則是偉大的作家和詩人們的作品。一個卡夫卡,一個艾略特,一個普魯斯特。還不止于此:二十世紀男人和女人的隱私,愛與恨的情感,身體的誘惑,對死亡的癡迷,對博愛的渴望,厭惡與陶醉,這作為每一個人的整個世界,是當代詩人和小說家的題材。這是現代政治思想家們沒有研究也沒有涉及過的世界,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就更不用說了。為了了解即所謂“認識”現代的人,無須讀一部經濟論著,而是讀一本??思{的小說或一首聶魯達的詩。
    有一個列寧的逸事,何塞·雷布埃爾塔斯很喜歡講述,可我卻不能容忍。好像是說,在聽一首貝多芬的交響樂時,列寧說:“不應該聽這樣的音樂,因為一聽就會使人想擁抱旁邊的人,哪怕他是一個資產階級分子。而在如今這個時代,對他不該擁抱,而是打擊?!辈紶柺簿S克的教育是殘酷的,結果是建立了龐大的集中營,在他們看來是“勞動改造的學?!?。詩歌正是現代政治思想所缺少的偉大因素。我們的情況就是如此!馬克思令人振奮的事情之一,就是經常提到偉大的詩人??蓭缀醵兰o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其他傾向的偉大政治家們,都忘記了人是有激情、有感情、有夢想、有欲望、有自覺或不自覺的沖動的生靈。在政治領域,忘記了這一切,就會導致非人性化。
    倘若在專制制度失敗之后誕生一種新的政治思想,則必須吸收現代文學和詩歌的全部鮮活的遺產。想要了解點人類的人就應讀一讀莎士比亞:那里揭示了政治的神秘……在黑格爾之后,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以及許多政治作家涉及過喪失理智的主題。這一切良苦用心在《荒原》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艾略特的詩篇向我們展示了現代城市的荒涼:現代人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巖石、鐵和玻璃的樓群之間。貧瘠的王國。

政治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向我們顯示了……
    記者:您總是從詩歌的視角靠近政治。您為什么熱衷于政治?既然詩歌與政治是兩種不同的語言?
    帕斯:政治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向我們顯示了歷史的面目。歷史是人類的時間,反映在我的同代人身上的時間。此外,我是古老詩歌傳統的兒子。在但丁身上,詩歌與哲學、愛情和政治是不可分的。彌爾頓也一樣,在現代,還有惠特曼和維克多·雨果。二十世紀的范例有那么多,又是那么有名,無須一一列舉。另一方面,當我寫政治事件時,我總是力圖用政治和道義的語言。對我來說,政治與道義的關系是根本性的。它們各有自己的范疇,但又相互溝通。最后,您別忘了,我對您說過的詩歌在現代社會的破壞與叛逆作用……實際上,我很少參與政治。您不妨將我的政治文本與我用詩歌和散文撰寫的關于其他事情的文本,作個比較,包括性愛、愛情、人類學、歷史、詩歌現象、當代詩人、藝術、墨西哥的生活。對于我,政治不是惟一的激情。也不是占主導地位的激情。
    記者:我所以提上述問題,是因為有人認為詩人帕斯是一回事,政治思想家帕斯是另一回事。有些人接受前者,不接受后者。
    帕斯:是的,這是一種合乎情理的區分,盡管浮淺。
    記者:剛才您談到了列寧和馬克思。您自認為是左派的對話者,為什么?
    帕斯:因為我生來就和左派在一起。我受的是崇拜法國革命和墨西哥自由派的教育。在青年時期,我將決心改造世界的偉大的共產主義主張,作為自己的信念。革命思想曾經而且至今依然是很宏偉的目標。我的知識與道德追求,我的生命本身以及我的批評,都是左派傳統的一部分。您別忘了,我們今天所謂的左派,作為一種批判的思想,始于18世紀。左派的最大弱點——它的悲劇——尤其在20世紀,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忘記自己的初衷,自己誕生的標志:批判。他們為了封閉體系的一盤豇豆,為了一種思想意識而出賣了自己的遺產……盡管我與左派的對話經常變為論爭,卻從未中斷過。至少在我這一方是如此。在我的內心判斷中,我默默地與我的對手交流與探討。他們是我的對話伙伴……這是一種處在消失中的對話:很快將不再有右派和左派。事實上這種劃分在歐洲幾乎已經完全消失了。
    記者:從政治高度上說,您該如何定義自己呢?
    帕斯:我不愿也不能給自己下定義。我不知道該怎么做。了解每個人都是很復雜很困難的。我也不例外。
    記者:別擔心,就像您說托洛茨基那樣,在一座“概念的監獄”里死去。
    帕斯:我不具備一個概念構成的體系。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思想家、偉大的領導者和偉大的戰略家,一個受人崇敬而又令人感嘆的形象。我幾乎什么也不是,要說是點什么的話,是個詩人。我一無所求。托洛茨基滿懷堅定的信念死去,他堅信革命是20世紀歷史的真理;我們今天知道他搞錯了。我再重復一遍:我只是個詩人……
    記者:一個以極大的熱情捍衛自己的政治思想的詩人。
    帕斯:是的,但它并不是一個絕對的真理。我的思想就是一些意見。我現在和過去都是在捍衛我相對的真理。這使我成為很艱難的人,遭到許多人的詛咒。我感覺得到。我的態度與政治家的不同,和追求功成名就、取悅讀者的作家的也不同。要敢于冒失去民眾的風險。人的最大愿望就是要讓大家都喜歡!我不愿從事一種文學“職業”;我愿忠于自己。
    此文摘自《詩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書(未出版),大小標題均為編輯所加。

 

人物簡介
    奧克塔維奧·帕斯:二十世紀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墨西哥偉大詩人、作家,199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布拉烏里奧·佩拉爾塔:墨西哥資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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