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如果大師上課不及格

    舊時的大學，現在能夠反復說的就是北大、清華和西南聯大。
    去年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寫的《上學記》出版，又讓大學的話題再起。讀完這本書，我心里的感覺是自己雖然讀到什么“博士”，其實應當算是沒有上過大學的人，如果參照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當年的面貌以及何先生這一代大學生的經歷。不必說我這一輩后生，上兩代的知識分子大概都無法寫出《上學記》這樣的書了。所以我在給學生講座時曾發感慨，余生也晚，失去了選擇讀西南聯大的機會。我漸入中年，越來越意識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時。
    近日又讀到《書城》上彭剛教授訪問何兆武先生的談話錄《〈上學記〉之后》，談話中說到西南聯大教授上課的風格。許多年前讀過汪曾祺先生回憶西南聯大的文章，汪先生一年級時和何兆武先生住在同一個宿舍，汪先生“述”得傳神，何先生“論”得精辟，文學家與史學家還是有些不同風格的。張中行先生《負暄瑣話》寫北大的那些文章，也曾讓我著迷。我一時曾想，那些聽過大師講課的前輩真是幸福，別的不說，記下那些大師的細節，就是好文章了。后來知道，這話說過后應該牙疼。因為能夠記住而且寫出那些人那些事的，也只是極少數人。
    回到西南聯大的課堂。何兆武先生說，西南聯大的老師講中國史只講到宋代，往后就不講了。如有某老師在今天還是這樣上課是不可思議，因為你沒有完成教學計劃。何先生旁聽聞一多的課，他的印象是，詩人聞一多先生，講課投入而且有激情；聞先生上課時什么都念，當然也會念自己的作品，新詩舊詩都講，講《詩經》、《楚辭》也講唐詩。大學里好像博學又有才華的教授都喜歡這種天馬行空的講課方式。我讀大學時還有極個別這樣的教授。但現在的課堂已經不贊成這樣，有一個詞叫“跑野馬”，批評的就是這樣一種散漫的教學方式。這些年在課堂上念自己作品的教授恐怕也已經微乎其微。大學課堂講授經典，敢講自己作品的不多，把自己的作品“經典化”是要被人嘲笑的。聞一多先生的新詩已成經典，所以他怎么念自己的作品，誰也不覺得不正常。我感慨的是，當下多數教授們在教材、論文、講義之外已經不會寫作了。何先生這輩學者往上，除了專業成就，大多數都能寫得一手好文章。我輩只能說慚愧慚愧！
    完全以昨天來說今日肯定不妥，“中國問題”從來沒有這么簡單。雖然太陽照常升起，但時過境遷，一樣的太陽，那時照在“紅樓”上，現在照在“大學城”。大學的課究竟如何上，沒有人能夠說自己的課就是“范式”，即使是何兆武先生說到的陳寅恪、聞一多先生的課，我想也會見仁見智。從那時到現在，涉及到的一個問題是上課的“自由”與“規范”問題?，F在的“規范”幾乎已經到了極限，從教材到試卷，連板書也快被“PPT”取代了，中文系的老師也快到了不寫粉筆字的程度，在“規范”的名義下，課堂已經被格式化了?！耙幏丁北灰暈椤翱茖W性”，但“科學性”是否只在“規范”之中，當有可議之處。當“規范”已經走到極端時，“自由”的問題也隨之而生。何兆武先生說：“舊社會沒有標準教科書，考試沒有‘標準答案’。各個老師教的不一樣，各個學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覺得這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教師可以在課堂上發揮自己的見解，對于學生來講，至少比死盯著一個角度要好得多?！D益多師是吾師’，學術上獨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簡單化了。人類的文化也是這樣，什么都絕對化、純粹化總是很危險的?！蔽也环磳Α耙幏丁?，但實在找不到不贊成何老先生這么說的理由。
    如果我是學生，自然會選陳寅恪、聞一多先生的課；現在我是老師，心里也想學陳、聞先生的皮毛，但肯定做不到，或者只能打“擦邊球”，正如何兆武先生說，陳先生的課“如果要按解放后的要求，他講課是不及格的”。教書先生困惑的仍然是怎么教書。當下的大學，都在經受本科教學的評估，此項“工程”的是非，已是教育界的舊話。以前是小學校重視，大學校無所謂，個中原因不言自明。我所在的大學為迎接檢查而草木皆兵時，有人說，現在連北大清華都重視了?？梢?，這項工作必須十分重視了。如果當年也有評估組，如果評估組進駐當年的西南聯大，可想而知，陳寅恪老師要“下課”了、聞一多老師要“下課”了。既然這兩位都下課了，梅貽琦校長手上永遠拿著的那把“張伯倫式”的彎把雨傘，恐怕也會摔落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