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我為什么研究西南聯大？
我第一篇關于西南聯大的小文章是寄給《讀書》雜志的，只有不到兩千字的一篇小隨筆。
我最早決定把西南聯大作為一個研究專題，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去過幾次北京大學的南閣，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設在那里。后來我還認識了當時在那里寫校史的張源潛先生，直到現在我們還保持著通訊聯系。
那幾年間，西南聯大每年的校友紀念活動，我都作為旁觀者參加，所以了解一點舊大學里受過教育的老先生的風采。其間我還到過兩次昆明，專門收集材料。
雖然時光只有十幾年時間，但這十幾年卻是一個大變化的時代。而過去那個時代沒有電腦，關于西南聯大的材料，還比較零亂，除了《清華大學校史資料》中的史料外，還沒有一部成型的文獻史料，所有的材料都要從頭做起。當時關于西南聯大研究的專書，只有美國易社強的一本，我是在張源潛那里看到一個節譯本，還有西南聯大早期的史料《聯大八年》以及臺灣出版的《學府紀聞·西南聯大》，此外就很難再找到相關的成型文獻了。
我研究西南聯大的學術興趣，來源于研究《觀察》周刊。聯大復員北上的時候，《觀察》周刊發表了一篇通訊，對聯大的成功有很好的總結，我就是受了這篇通訊的影響，決定研究西南聯大。
學術上的事情，有時候很奇怪，本來不錯的題目，可是很難找到感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做。我第一篇關于西南聯大的小文章是寄給《讀書》雜志的，只有不到兩千字的一篇小隨筆。當時是《讀書》的沈昌文時代，沈公非常認真，把我這篇小文章轉給了曾在聯大讀書的汪子嵩先生，汪先生有專信給沈公，這篇小文章后來就刊出了。我本意是希望能有更多學術界的朋友來研究西南聯大，但應者寥寥。當時想從西南聯大發現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想法，一時很難明講。那時關于西南聯大的研究很少有人做，即使有人在做也大多在教育史的范圍內，還沒有擴展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這個層面上。
1997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的余開偉先生，執意要我出版一本關于西南聯大的研究專書，可我只有十幾篇相關論文，但余先生不管這些，最后印出了《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雖然是一本小書，只印了不到兩千冊。但這是一本研究性的書，不是一般的敘述聯大的歷史，而是在聯大的歷史上，發現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命題，特別是關于聯大的自由傳統。比如“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形成與衰落”、“敘永級學生的命運”、“費孝通與魁閣”、“大普集與中國現代學術集團”等學術命題，現在看來，雖然史料的豐富性還不很夠，但在西南聯大研究中注意到的問題還是有意義的?？上Ш髞黻P于西南聯大的研究，絕大多數還是偏重于重說聯大的校史，真正的研究反而沒有深入下去。近幾年聞黎明先生、劉超先生的相關研究，才改變了這一局面。
我的那本小冊子，湖南文藝出版社沒有支付稿費，只給了幾百冊書，我當時已感覺非常滿意。逢人說項，到處送人，現在想找一本反而不容易了。
西南聯大最初叫“長沙臨時大學”，創設的動議來自胡適和傅斯年他們。胡適本來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戰時征調”，沒有去成。后來胡適給張伯苓、梅貽琦的信中曾說:“此時因政府頗有意把我充軍到海外去，所以不能來，只好在此為兩公及孟麟兄做一個駐京代理人?！?946年底，聯大九周年校慶的時候，胡適說：“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為如以九年計，也是創辦人之一，且為倡組臨時大學者?！?BR> 人生有些經歷，當時沒有感覺，事后想起來卻很有感慨。我寫的一本關于西南聯大的小冊子，在聯大建立六十年后，能在長沙出版，感覺非常欣慰，我要再次感謝長沙的余開偉先生。
那幾年間，西南聯大每年的校友紀念活動，我都作為旁觀者參加，所以了解一點舊大學里受過教育的老先生的風采。其間我還到過兩次昆明，專門收集材料。
雖然時光只有十幾年時間，但這十幾年卻是一個大變化的時代。而過去那個時代沒有電腦，關于西南聯大的材料，還比較零亂，除了《清華大學校史資料》中的史料外，還沒有一部成型的文獻史料，所有的材料都要從頭做起。當時關于西南聯大研究的專書，只有美國易社強的一本，我是在張源潛那里看到一個節譯本，還有西南聯大早期的史料《聯大八年》以及臺灣出版的《學府紀聞·西南聯大》，此外就很難再找到相關的成型文獻了。
我研究西南聯大的學術興趣，來源于研究《觀察》周刊。聯大復員北上的時候，《觀察》周刊發表了一篇通訊，對聯大的成功有很好的總結，我就是受了這篇通訊的影響，決定研究西南聯大。
學術上的事情，有時候很奇怪，本來不錯的題目，可是很難找到感興趣的朋友一起來做。我第一篇關于西南聯大的小文章是寄給《讀書》雜志的，只有不到兩千字的一篇小隨筆。當時是《讀書》的沈昌文時代，沈公非常認真，把我這篇小文章轉給了曾在聯大讀書的汪子嵩先生，汪先生有專信給沈公，這篇小文章后來就刊出了。我本意是希望能有更多學術界的朋友來研究西南聯大，但應者寥寥。當時想從西南聯大發現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的想法，一時很難明講。那時關于西南聯大的研究很少有人做，即使有人在做也大多在教育史的范圍內，還沒有擴展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這個層面上。
1997年，湖南文藝出版社的余開偉先生，執意要我出版一本關于西南聯大的研究專書，可我只有十幾篇相關論文，但余先生不管這些，最后印出了《西南聯大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雖然是一本小書，只印了不到兩千冊。但這是一本研究性的書，不是一般的敘述聯大的歷史，而是在聯大的歷史上，發現有價值、有意義的學術命題，特別是關于聯大的自由傳統。比如“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的形成與衰落”、“敘永級學生的命運”、“費孝通與魁閣”、“大普集與中國現代學術集團”等學術命題，現在看來，雖然史料的豐富性還不很夠，但在西南聯大研究中注意到的問題還是有意義的?？上Ш髞黻P于西南聯大的研究，絕大多數還是偏重于重說聯大的校史，真正的研究反而沒有深入下去。近幾年聞黎明先生、劉超先生的相關研究，才改變了這一局面。
我的那本小冊子，湖南文藝出版社沒有支付稿費，只給了幾百冊書，我當時已感覺非常滿意。逢人說項，到處送人，現在想找一本反而不容易了。
西南聯大最初叫“長沙臨時大學”，創設的動議來自胡適和傅斯年他們。胡適本來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戰時征調”，沒有去成。后來胡適給張伯苓、梅貽琦的信中曾說:“此時因政府頗有意把我充軍到海外去，所以不能來，只好在此為兩公及孟麟兄做一個駐京代理人?！?946年底，聯大九周年校慶的時候，胡適說：“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為如以九年計，也是創辦人之一，且為倡組臨時大學者?！?BR> 人生有些經歷，當時沒有感覺，事后想起來卻很有感慨。我寫的一本關于西南聯大的小冊子，在聯大建立六十年后，能在長沙出版，感覺非常欣慰，我要再次感謝長沙的余開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