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衛平：他們的人性

    不管是張愛玲提出的“反派人物的內心”，還是李安所說的“人性的復雜性”，都是值得認真回應的，不能以某個標簽（比如“漢奸”）一言以蔽之。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什么是這些人的內心？他們的人性何以見得？
    蘇聯導演羅姆曾將二戰期間新聞片的一些鏡頭，剪輯在一起成片為《普通法西斯》，表明即使是“法西斯”也并非天生惡魔，面相兇狠，他們原來是同你、我一樣都是周圍普通人們。當他們回到家中與父母、妻子及孩子在一起時，與常人并無二致。除非個別極端的情況，他們并不缺少一般人所具有的各種正常感情。
    但是個人生活中的表現，并不能替代和用來混淆這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所作所為。在今天，所謂“投敵者”的概念應該更加嚴格，僅僅指那些以擔任公職的方式，為入侵的暴力政權服務的人們。在他們當中，告密者尤甚。這是一個基本界限。取消這個界限，像梁文道先生的文章標題所說：“焉能辨我是忠奸”，則過于寬泛過于相對主義了。
    即便是這些極少數人，也不一定每時每刻都是那么窮兇極惡，那么暴跳如雷或者陰險毒辣。然而若要論及他們的人性和內心，便不能僅僅停留在他們的私人生活領域，而需要結合這個人的外部身份外部行為，察看在這種情況下，他原本的人性是如何經歷沖突煎熬，他的內心是如何掙扎和搏斗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人性也是我們的人性，因為人性都是相通的。
    拿《色，戒》中的易先生來說，不少討論圍繞他的投敵身份，認為影片美化了他，但問題或許可以這樣提出來：易先生這個角色不是被美化了，而是被簡化了，他的許多方面沒有得到呈現?；\統地說他的人性扭曲遠遠不夠，需要提供一些富有說服力的細節，來具體呈現他的人性到底如何，否則就是憑特務身份這個概念來作推斷，而不是創作想象了。
    比如說，這個人的價值觀如何？他如何成為入侵者的幫兇？他取得目前這個身份的過程中，如何迎接來自周圍可能存在的審視目光？他為此是否也過有心靈上另外一些動靜？在他經手的“案件”當中，或許有他認識的老同學老朋友，他是否為此皺過眉頭？當他審問和處死自己的同胞時，他本人有什么樣的思想活動嗎？還是像一般所說的“連眼皮都不眨一下”？如果是后者，那么又是怎樣造成的？否則，觀眾為什么要花那么多時間，去關心一個與任何人沒有關系的冷血動物？
    起碼，為了鋪墊他后來與王佳芝關系的發展，需要在前面給這個人留有一些人性的“縫隙”，否則就他與王之間僅僅是人性的漏洞了。稱之為“人性”，不應當只是一個借口、一只什么都往里扔的垃圾筐，人性也是一種尺度。這個維度不僅包括他與女性的關系，而且包括他與這個世界及他人的關系，在目前的影片中，沒有一絲來自外部世界的光線，能夠進入到這個幽閉的環境中來，人性及內心僅僅被歸結為拉上窗簾之后雙人床上的活動，這就一點也不“復雜”了。
    如此狹窄的范圍，能夠作出評價的只有當事人自己。然而他們自己的感受要對別人有說服力，要想獲得別人認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們可以聯想到一個相關的情境：比如一個貪官與他情婦之間，何嘗不是出于“人性”？在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所獲得的莫非不也是“人性”的拯救？這個世界上任何兩個男人與女人之間，都可以宣稱他們曾經搶救過對方的“人性”同時使得自身得到升華，但這又有什么意義呢？
    敘事作者在描寫人物及其內心時，不一定僅僅根據這個人的自我表述，停留于他本人的陳述和感知上面，而是需要跳出這個人，用一種外部眼光來打量和審視他。比如寫出了《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先生，沒有止于自己筆下人物的視野，而是恰如其分地告訴讀者，事情不是這位“哭喪著臉的騎士”自己認為的那樣，在他的前方不是敵人而是風車。你說是堂·吉訶德的感受真實還是塞萬提斯的感受真實？自浪漫主義以降，說故事的人個個爭當堂·吉訶德，而本來是要他們做塞萬提斯的。
    在這個意義上，張愛玲面對批評作出自己的反駁：“殺人越貨的積犯，一定要視為惡魔，還是可能自以為也有逼上梁山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就站不住腳了。不能把這個“積犯”自己認為的事跡也當作事跡，將他自我標榜的英雄也當作英雄，將他自己為自己提供的解釋當作最后的理由。小說作為小說之所以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戳穿人物的自身幻覺，將他們從對于自己的胡吹?？渲袆冸x出來。
    因為李安不想跳出張愛玲，這部影片的視角同樣也僅僅止于主人公的自我感受和自我解釋，而它們未必不可以看作當事人的自我逃避、自我辯解乃至自我美化的一些借口。選擇老易這么一個特務頭子，其難度恐怕是李安始料不及的，在影片放映之后它仍然在繼續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