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沒有私民社會公民社會就是空中樓閣

啟蒙者或許并不反對人具備美德，但他們過分樂觀地堅信，單純依靠個人理性的思考、覺悟乃至計算，再加上啟蒙者的理性教育，人就可以具備私人生活中需要的私德，也可以形成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現代公民精神。他們對人、進而對公民有一種理想化、浪漫化的認知，當然也就覺得，不需要私人社會的中介，人就可以從每個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狀態，直接通往完美的公民社會。
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

    經過學者的討論及媒體的傳播，人們已經熟悉了“公民社會”這個概念。誠然，公民社會乃是社會自治及民主治理的社會基礎，中國要發展民主政治，自然有待于公民社會的健全發育。
    不過，在中國，談論任何一種來自西方的話語，都可能面臨時空錯位的尷尬。經歷過二十世紀的巨大變遷之后，中國目前所處的情形可能是最為特殊的。當人們熱烈談論“公民”社會時，很容易忘記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事實：我們根本就缺乏一個健全的私人社會或者說“私民”社會。恰恰是由于“私民”社會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一步一步走向解體，公民社會的基礎才被抽空，進而影響到整個政治經濟社會秩序之健全發育。

私民社會的毀滅
    人總是呈現為私人-公民（private-citizen）的復合體，因而也同時生活于私人社會及公民社會中。人作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社會的動物”，首先生活于家庭及親屬網絡等私人性社會關系中，他可能具有某種私密的個人信仰，他需要從事經濟養活自己及家人，等等。因此，他生活在私人社會中。當然，人作為共同體的公民，生活于更為復雜的社會網絡中，社區、國家的治理與他的個人生活、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所以他也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表現自己作為一個公民的身份。
    人的這兩種身份在不同時代各有側重。在古代社會，大多數民眾基本上只生活在私人社會。20世紀初那些對中國積弱積貧痛心疾首的先進人士就形容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但這說法未必準確。那個時代的人并不是近代以來的個人主義者所主張的原子式的生存，而是生活于完整的私人社會結構中，這個社會結構可以滿足他的幾乎全部心靈、精神、物質、社會甚至公共參與的需要。當然，這種參與沒有達到民族國家的層面，因而，人確實不是西方那種參與城邦或民族國家公共事務的“公民”，但不能否認，他的生命存在大體上是完整的。
    從20世紀初開始，激于中西發展水平的強大對比及中國近代化過程的挫折，知識界一步一步地向著啟蒙的惟理主義狂奔，最終形成了林毓生先生所說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啟蒙者以自己充滿激情的理性為標尺，對各種自發形成而歷史悠遠的傳統制度、觀念、價值，從知識上、價值上予以徹底否棄。
    這已成為一項新傳統。今天，聽到重建私人信仰、重建傳統的社會制度的呼吁，看到民眾在這方面的行動，有些知識分子就憂心忡忡，惟恐被解放出來的人被重新置于道德的枷鎖中。有些人提倡國學教育，也立刻有知識分子激動地表示反對，其理由是：與其進行國學教育，不如進行公民教育，仿佛這兩者是相互沖突的。
    確實，現代以來，很多堅持啟蒙理念的知識分子近乎偏執地強調“私德”與“公德”的區分。他們是堅定的個人主義者，在他們眼里，個人作為兒子、丈夫、教師等等的身份是多余的，甚至更糟糕，從原子式的個人的角度來看，這些社會關系是壓迫性的不平等關系，應當徹底打破。在啟蒙的心靈看來，私人社會對于人的科學、理性、民主生活來說，根本就是多余的。啟蒙的目標就是把人從他們心目中愚昧、非理性的價值、社會結構、信仰中解放出來。啟蒙分子是價值上的專制主義者：他們相信，人需要由他們本人用理性來啟蒙，不經他們批準的倫理道德體系對人進行教化則是不文明的。
    這種摧毀私人社會的理念在二十世紀中期變成了廣泛的破壞性政治社會運動。經由這場文化與社會的大浩劫，各種原有的社會關系，比如宗族、行會、鄉社、私人企業等等制度，被國家權力全部打碎。人成為直接面對國家的個人，并被國家自上而下地編入單位、街道、公社中。但此時的人并不是公民，而只是被動員的對象而已。最重要的是，傳統的家庭關系也被打碎。殘缺不全的家庭不再承擔多少道德教育與信仰熏陶的功能，學校和單位則成為幾乎是惟一的教化機構。這樣的教化，免不了完全被政治控制，目標僅在于塑造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關系。國家為了這一目的，也刻意地抑制私人之間關系的任何發育，不論是在家庭內，還是在家庭外。
    因此，在二十世紀中期的幾十年時間中，私人生活的各種必要組織、制度遭受嚴重破壞，兩三代人沒有條件去享受完整的私人生活，個人安排自己生活、安頓個人心靈、精神的私人社會，比如家庭、宗教、社區等，基本上解體了。而且經由反復的灌輸教育，人們從心理上、價值上對那些私人關系已經不再有敬意。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們普遍認為，人情往來、親戚鄰里關系等等，純粹是一種多余的、沒有意義的人情負擔，競相以推脫它而自豪。
    就在這樣的狀態下開始了市場化。國人在商業化生存中如魚得水，經過此前文化上、知識上的解構及政治社會運動的沖擊，人已經從私人社會的結構中剝離出來，成為原子式的個體。他完全受霍布斯所說的自保的欲望、增加自身利益的動機所驅動，不用考慮其他價值，也不受煩人的規范的約束。利益計算的商業交易關系毫無阻攔地支配了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一切領域。
    這恐怕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精神根源。只是，人們在發財的同時，也覺得很累：人人都嘆息，別人缺乏誠信。不論是在商業領域，還是在公共生活中，甚至在家庭生活中，最起碼的信任都成了稀缺品。人果真成了主流經濟學所設想的“經濟人”。
    但是，這樣的時代只有商業而無社會。在私人社會的廢墟上，信任和合作幾乎成為不可能。而缺乏了這種信任，公民社會當然只能是空中樓閣。某位老板捐資一大筆錢用于慈善企業，人們本能的反應是：這小子肯定是要拿這筆錢換來賺大錢的機會。熱心社區自治的人士推動成立業主委員會，必然會有很多鄰居站在一旁看熱鬧，他們想，這些家伙肯定是要自己成名，自己獲利。
    同樣，很多從事NGO事業、從事公益事業的人士都有一種深刻的無力感。這部分地是因為法律與政策管制過于嚴厲，但更多地是因為，他們發現，在這個財富遍地的國度，他們卻籌集不到資源；他們所從事的活動，很難得到道義上的支持，反而經常遭遇猜疑。在道德荒漠中，是沒有公共之善可言的。

私民社會與公民社會呈相關關系
    回過頭來看，不能不承認，沒有健全的私人，就不可能有負責任的公民；沒有正常的私人社會，就不可能有成熟的公民社會。
    私人社會與公民社會之間有一種復雜的雙向互動關系。私人社會培育民眾最基本的道德，形成一種主流價值，培育社會成員之間最基本的相互信任。而正是這些私德構成了人們參與公共生活的動力及行動的精神基礎。中國古人講，“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門”，十分生動地說明了私德與公德的關系。健全的私人社會有助于把個體訓化成公民。
    私人社會也為公民參與自治、參與公共事務提供組織資源。公民社會所追求的治理形態肯定是自治，而私人社會的很多組織，可以直接用作自治的手段。公民以個體身份參與公共事務是無力的，而私人社會則提供了參與的最基本的組織手段，至少可以訓練人們的合作、組織技巧。健全的私人社會讓人們知道如何做公民。
    因而，如果對不同共同體進行橫向比較就會發現，在私人社會與公民社會之間存在著一種正相關關系。很多人羨慕美國的民間基金會十分發達，公共社會的方方面面十分發達，而這與美國相對健全的私人社會，相對古典的價值觀念，直接相關。人只有經過私人社會的馴化，才有可能節制利己本能，使同情心、良知展露出來，從而使其行為可為他人預期，并對他人有基本的信任。

私民社會以傳統為根基
    啟蒙者或許并不反對人具備美德，但他們過分樂觀地堅信，單純依靠個人理性的思考、覺悟乃至計算，再加上啟蒙者的理性教育，人就可以具備私人生活中需要的私德，也可以形成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現代公民精神。他們對人、進而對公民有一種理想化、浪漫化的認知，當然也就覺得，不需要私人社會的中介，人就可以從每個人對所有人的戰爭的狀態，直接通往完美的公民社會。
    這是一個巨大的謬誤。人的理性沒有這么大的魔力。私德不可能因為啟蒙的理性教誨就自然生成，公德更不可能。相反，私德必須借助于某種教化體系來養成。人節制自己本能的道德習性是在個體成長過程中通過耳濡目染、通過專門的教化而習得的，而不是理性反思的產物。哈耶克畢生都在批判那種理性的自負。人的理性沒有能力分辨，什么樣的規則對于共同體的存續、對于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合作是合適的、必要的。相反，人們只是在私人社會中習得那些經過時間考驗的傳統倫理規則，因而過上了文明的生活。公德則是以這種私德為基礎，并在其與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的互動中逐漸地生成的。
    因此，一個健全的私人社會，必然呈現出相當程度的保守性，因為那些合理的道德規范不可能被理性地設計和重新構造，相反，它們蘊涵于傳統的價值、道德、宗教中，并滲透在私人社會的這種傳統制度、組織中。道德教育只有借助于傳統宗教、信仰的神秘魅力才能有效地對個體發揮作用，具體單個人的理性計算和理性反思不可能在個人內心中生成具有約束力的道德規范。至于啟蒙者依據理性所設計出來的新道德規范體系，終究不過是過眼煙云——大約只有啟蒙者才會自負到去為全人類設計道德規范體系。這種努力不過是一種理性的濫用而已。
    故此，若人們希望本共同體的公民社會健康發育，就必得接受傳統教育作為教育的基礎。正是基于這個原因，筆者近年來支持某些人士所倡導的國學教育。儒家的振興、其他各種宗教的復興、各種傳統節日的復興、人們對家庭價值的重新珍視乃至國學教育等等，都是一種有助于社會發育的可喜跡象。這種私人社會的重建，當可為公民社會的發育提供豐厚的土壤。只有具有善心的企業家才會成為慈善家，只有孝敬自己父母的人才會想到幫助他人的父母，只有關心心靈生活的人才會關心自由。
    不過，有些人士把國學教育、傳統復興與公民教育、公民社會對立起來，他們說，與其復興傳統，不如創造自由的新傳統，與其進行國學、儒學教育，不如進行公民教育。他們這樣說，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以為個人可以直接從時刻計算利害得失的理性的狼，進化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認定，傳統道德就是“三綱五?！?，這種綱常名教是落后的、反動的，只會培養出奴性的人格，阻礙現代自由社會所需要的公民人格的發育。
    后一個認知，被人重復了無數遍，但終歸是思想偷懶的情緒化判斷。從政治性功用的角度來觀察，任何一種宗教、道德體系都是含混的。西方的道德、宗教體系恐怕也與自由的公民人格之間不是那么嚴絲合縫。這并不奇怪：人在私人社會中所習得的道德習慣，只是其參與公共生活的基礎，公民人格、公民道德終究是在這種私德與人們的公共活動的“資相循誘”中生成的。傳統道德綱目中那些適合于公民生活的部分會在這個過程中生長、放大。但是，沒有種子，這一過程本身就無從談起。
    公民社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論公民是指古典意義上參與城邦公共生活的公民，還是現代意義上積極爭取自由、維護個人權利的公民，或者是當代意義上積極參與自我治理、從事非政府、非贏利性活動的公民。但是，人不論扮演哪種公民角色，都以其系明理的、有良知的、有道德的私人為前提。
    更進一步可以說，一個人可以不必是積極的公民，只要他是個好人，具備常識、遵守基本道德規范的人，則不論對社會還是對自己，就差不多夠了。假如在此基礎上，他又具有公共精神，自可推動社會治理更上一層樓。但假如社會缺乏“好人”，那社會就連最基礎的秩序都不存在，又何來善治？如果連私人社會都殘缺不全，又何來健全的公民社會？而私民社會的發育或者說恢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傳統的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