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匯率升值是契機 中國經濟改革二度闖關

    繼1978年第一次從民間發起的市場化改革之后，中國改革將要過經濟從結構性失衡轉向基本平衡的第二道大關。這一關過不了，前功盡棄。
    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近日在清華大學演講時指出，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總量偏熱與結構失衡的問題，基本原因在于相比中國生產力和競爭力上升的速度，人民幣升值幅度不夠。要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最根本的措施是要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并加大匯率波動的彈性”。
    這又一次印證了中國改革的外向型的逼迫路徑，從加入WTO，到此次匯率改革，都是外界逼迫之下的產物。這一方面表明，以往壓低生產要素價格的掠奪式發展方式已經無路可走。中國巨額貿易順差表現為國際上針對中國產品的周期性反抗痙攣癥——目前，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正以每小時1500萬歐元（合2230萬美元）的速度上升，歐盟再次警告征收反傾銷稅，大單采購歐洲空客飛機之類的做法安撫得了一時，起不了長期鎮靜的作用。從匯率上來看，從2002年以來美元兌歐元匯率下跌40%，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經升值5.51%，但兌歐元貶值了6.24%，甚至對巴西等新興經濟體也在貶值。這樣做名義上是為了創造就業機會發展經濟，不料并未得到認同，對內贏得緩解全球通脹壓力、壓榨民眾生活福利的罵名。內外雙重壓力已經使得目前投資與出口主導的經濟模式難以為繼。
    換一個角度看，這樣的逼迫未必不是為了改革需要自找的“煩惱”，比如加入WTO就必須遵守一系列國際游戲規則，又比如此次匯率升值，為了應對匯率升值不得不在財稅、收入分配等各方面進行調整。
    此次改革將會付出兩個重大成本。第一，經濟增長速度放慢。謝伏瞻已作預警，提出“即便未來的十多年中，經濟增長速度有所降低，202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也是可以實現的”。大體上，目前我國的年均增長率保持在7.5％，所以，要在2020年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是比較切合實際的?？梢灶A測，7.5%的GDP增幅是政府認可的能夠維持經濟健康增長與民眾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個目標值。
    這一目標值并非空穴來風。從2000年以來，我國人口 的 復 合 增 長 率 在0.625379％左右，當年人均GDP在7828元，2006年人均GDP17711元，2020年之前達到4倍，就必須達到人均31312元。如果將年度復合增長控制在7.5％，2015年達到30050元，2016年達到32103元，基本上在“十一五”規劃內完成目標。因此，預計政府將會進一步抑制GDP的增幅，從政府開始改變惟GDP至上的觀念。
    第二，可能長期生活于溫和通脹環境。這一判斷有謝伏瞻先生提供的論據支撐。
    謝伏瞻提出結構性調整的三個方面，都足以推高社會與企業運作成本。第一，是理順要素價格。調整資源性產品價格，推出相關資源稅改革措施，以及地價和環境成本等。第二，中國應該調整收入分配大格局，增加對于養老、醫療、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的支出等，以此擴大中國的消費需求。公共支出的普遍增加，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中低收入階層的普遍補貼，幾乎就是通脹的代名詞。第三，短期內應當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將穩定物價作為當前的首要任務。當貨幣緊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會抬升融資渠道不暢的企業成本。
    看來，民眾得習慣在溫和通脹中生活。在消費品物價指數上漲之后，我們將看到工業品價格指數的攀升。溫和通脹未必是一件壞事，從國際上來看，所有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幾乎都經歷過一段物價上漲期；從國內來看，政府的經濟政策正在改變，在提升人民幣匯率的同時，普及全民保障制度，同時填補前期低端外向型經濟所造成的環境欠賬，并且政府加緊征收資源稅等，以彌補增值稅、個稅轉型之后的財政缺口。
    有兩個抵御通脹的辦法，一是政府節省開支，降低社會運作成本。二是抓住人民幣升值的契機，參與國際并購，加大資產運作，使人民幣升值在境外的效應最大化。但這需要杰出的專業技能與寬闊的國際視野，并非短時間能夠奏效，不賺不賠已經是最好的結果。
    此次大關必須得過，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在今后的十幾年中，我們將有幸見證中國經濟的又一次大轉型。
    （作者為經濟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