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開的窗《“開窗”：求解環境群體性事件》獲獎感言

直到版樣傳到印刷廠，編輯的心方才踏實下來，這“通篇都是敏感詞”的報道終于要登出來了。

《開窗》其實是一篇舊聞——距離什邡事件5個月，啟東事件4個月，寧波事件1個月。

2012年環保領域印象最為深刻的，應是四個月內竟發生三起因反對污染企業而導致的群體性事件。但這三起事件都有報道禁令，中國媒體集體失語，猶記得微博上一張照片：一位外媒記者扛著攝像機，被眾人托起。

10月份，“自1996年來以來環境群體性事件的年增速為29%”的專家講話引起網絡瘋狂轉載?；诖嗽掝}的熱度和穿透力，以及南方周末的特性，南方周末綠色板塊負責人朱紅軍決意介入“這個看起來敏感的話題”，本著建設性的角度，尋找環境群體事件新思維，包括新現象、新特點、新反思和新思維。

專題共計三篇稿件，由我和馮潔合寫。此專題的難度不在于采訪，而在于見識。這個看似敏感的選題操作過程遠不如調查報道那么驚心動魄，平淡得像寫一篇論文。

最終，操作過程雖將近一個月，兩人初稿加起來近一萬五千字，方案中的前三點基本夯實，但最重要的新思維卻遲遲難以落筆，馮潔甚至將最后一部分標題定為“沒有新思維的新思維”，后被編輯改為“窗在哪里？”。見報稿并不十分令人滿意，同事評報時也稱見識顯得常態，面面談，缺乏判斷力。

其實此稿的操作路徑并不復雜，就是遍訪專家和官員，尋找所謂新思維，馮潔負責中央層面，我負責地方層面。

地方官員很難突破，我們有一個專訪各地市長的“城市列傳”專題，寧波事件后約訪寧波市市長未成。而去過現場的專家也不愿意透露官員聯系方式，地方官員不希望再談此事，一些專家的研究生去當地調研甚至也不受待見。

做稿期間，恰逢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建立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這也是環保部部長周生賢答記者問時提出的解決群體性事件措施之一。搜索得知北京和廣州曾有垃圾焚燒廠和變電站的穩定風險評估，連忙去問，但是截至發稿都沒有收到北京相關部門的回復。廣州市的相關部門在開會討論后說接受采訪，但這已經是稿件登出的那一天。

地方經驗最后落在了發生啟東事件的江蘇省，江蘇省在啟東事件后出臺了《關于切實加強建設項目環保公眾參與的意見》，環保廳環評處處長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沒有回避啟東問題，只可惜這篇配文的專業性太強，傳播度不廣。

采訪過程發現，能將環境群體性事件梳理清楚的專家和官員比想象的少，去過現場的專家更寥寥無幾。一個學術會議上，一天的會議中竟有四個報告的主題是環境群體性事件，但依然沒有所謂新思維。

很多專家推薦寫寫烏坎事件的成功經驗，但這不是環境群體性事件，對我的這個主題意義不大。中央和地方的采訪終殊途同歸，解決方法都是穩定風險評估機制，這實際上并沒有脫離傳統的維穩思路。成稿顯得頭重腳輕，原因在此，當然也包括記者對問題的判斷能力有限。

現在回想起來，學者丘昌泰介紹的臺灣經驗確是打開了新思維的一扇窗，這也是專題的第三篇配文，臺灣歷經四十多年的抗爭、對話，如今大部分環境訴求已從街頭走進房間，協商機制也已逐漸破題。

采訪丘昌泰老師有一個插曲，在回復第一封采訪郵件后，丘老師竟在八天后才回復第二封郵件，原來這期間他在大陸度假，無法登陸G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