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等待莫言的承諾 “莫言兩篇”記者手記

在2012年秋，諾貝爾文學獎公布前一個星期，莫言回到了山東高密。

和去年茅盾文學獎頒發時一樣，為躲避媒體的采訪，他把北京的手機留在了女兒處，和妻子帶著外孫女回了高密老家。為避開媒體的采訪，莫言讓女兒關掉了北京手機，新辦了一個高密的手機號。

10日下午，微博上鋪天蓋地的莫言和諾貝爾，南方周末文化板塊總監袁蕾給我電話，讓我提前找莫言采訪：“不管他是否拿獎，光中國文壇的復雜心態和社會的反應，足以做個新聞了。”

我當即給莫言的北京手機打電話，沒有人接。發了3條短信，莫言女兒管笑笑回了短信：“張英叔叔，我是管笑笑，我爸回山東看我爺爺了，不在北京。”

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帶著孫女，在樓下的哥哥管謨賢家剛剛吃完飯。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準備切一盤蘿卜條當飯后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發上，逗外孫女玩。

18點40分，莫言的手機響了，打電話的是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恩格隆德，“告訴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聽到自己得獎消息，莫言驚喜又惶恐。他的心情還未平靜，瑞典文學院懂漢語的女鋼琴師又打來了電話，按照諾貝爾獎的慣例對莫言進行了一個7分鐘的采訪。

從這一刻起，莫言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了，電話不斷，房門不斷被人敲響，樓下門鈴也叫個不停。

這個晚上，高密來了200多位記者。濰坊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竇吉進對我說，此前高密這個縣級市從未來過這么多記者。

高密一中內的莫言文學館前和夏莊鎮河崖平安莊莫言的老宅小院里，蜂擁而至的記者圍住了文學館館長毛維杰，莫言父親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問題只有一個：莫言到底在哪里？

《南方周末》也迅速行動起來。袁蕾第一時間打來電話，“趕快找到莫言，搞定采訪。”

而此時，莫言在哪里呢？

他在女兒手里的北京手機關機，北京家里電話沒人接。幾乎找遍了和莫言關系好的北京的作家學者，都不知道莫言山東老家的電話。

晚上在央視《新聞1+1》的節目里，看到了白巖松和莫言的連線采訪。馬上電話找到白巖松，白巖松說，他上鏡前，還沒有找到莫言。在《新聞1+1》進行到一半時，他手下的編導，聯系到了正在采訪現場的濰坊電視臺。后來山東濰坊電視臺的記者，主動把電話打到了《新聞1+1》正在找莫言的編導那里，然后白巖松在直播臺上，通過高密電視臺記者手機對莫言進行了采訪。

白巖松根據他了解到的消息分析，莫言在第二天可能會回北京。我馬上定了第二天凌晨飛往北京的機票。

當晚2點，新浪微博讀書頻道的朋友告訴我，莫言還在山東高密，因為他在等待北京官方對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反應。同時因為濰坊、高密政府為擴大知名度，再三說服他，莫言盛情難卻，準備次日下午3點召開新聞發布會。

我馬上取消北京的機票，當晚通宵未眠，忙著起草采訪提綱。

12日早上五點，改成坐高鐵趕往濟南，再打出租車趕到濟南南站，買好火車票趕往高密。

一出高密火車站，我打了一輛出租車，趕往風都國際飯店莫言新聞發布會現場。

高密的廣告公司，接到了當地政府的訂單，連夜趕制出大批鮮艷的紅色綢布橫幅廣告，掛在了高密大街小巷和通往莫言鄉下老宅的路口。

當時新聞發布會還沒有開始，在貴賓廳里，莫言正在接受中新社、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媒體的小范圍采訪。

我背著大紅背包，直接推門闖了進去。

大廳里的保安沖上來擋住我往外推，我趕緊大聲喊坐在沙發上回答問題的莫言。

莫言站起身，向我招了招手，意思是讓我進屋。我也對保安說，我是莫言的朋友。

我坐到莫言身邊的沙發上，馬上打開錄音筆。

簡短的新聞發布會結束了，疲憊不堪的莫言對我講了一番話，大意是：“你怎么來了，老朋友肯定會安排采訪，但南方周末不要這么急，等過幾天熱鬧過去，我休息好咱們做個大的、深的、透的專訪。”

我回答他說，“先做個小的采訪，以后等你去瑞典拿獎的時候再做大的專訪。”

已經一晚沒有睡覺的莫言，點燃一根煙，他環顧四周，疲憊地對我說，“你看這亂的，這么多記者，有幾個是看過我作品的？就是問我拿獎高不高興、得獎的心情，要不就是讓我對政治表態。”

經過再三說服溝通，我告訴他南方周末副總編輯朱強正在趕來的路上，已經通過當地朋友和他夫人聯系上，安排好第二天的專訪。

他當時還對這個安排一無所知，只是推辭說自己思維混亂，太累了，腦子說話不清楚了。

我提出先不寫稿，先和他一起呆兩天，參加一下他的社會活動。

他說新聞發布會完了，一會去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學館，央視《面對面》有采訪，邀請我去旁聽。

新聞發布會完了后，我打車隨莫言一行，趕到高密一中。走上莫言文學館二樓，卻被央視把門的編導轟了出來。

知道是董倩采訪，我馬上打電話給白巖松，白巖松讓我把電話遞給董倩。但把門的編導不肯把電話給董倩和莫言，直接鎖了門。

臨時受命被《面對面》抓來的董倩，顯然對莫言和莫言作品不熟悉，第一個問題居然是“你幸福嗎？”

莫言的回答是“我不幸福——我現在壓力很大，憂慮重重，能幸福么？”

董倩設計的第一個問題直接影響了莫言的情緒，而她再三的追問讓莫言的情緒出現抵抗性，即使原本1個小時的采訪拉到了快3個小時，但莫言的情緒仍然不高，談話中笑稱最希望“結束采訪”。

當晚，我來到莫言家的小區，上樓和莫言夫人寒暄了一番，為第二天朱強老師的專訪做了鋪墊后，下到3樓，采訪了莫言的大哥。在莫言大哥家里，我們遇到了濰坊文聯官員帶來的朱強老師。

采訪結束，我打車去了高密老城區一家酒店里的莫言書房。后來發現只不過是店家的商業炒作，就是一些餐廳包房，掛了莫言寫的書法作品，放了個書架，陳列了莫言的圖書。在獲獎以后，這些書都被吃飯的顧客順手牽羊拿走了。

我又回到酒店做莫言的采訪提綱，當晚和廣州總部的編輯、朱強老師以及趕來的南周電視部記者，一起溝通到凌晨兩點。

第二天早上六點，我給莫言大哥打電話，商量用他家的客廳作為采訪場地。

在獲得同意以后，我們趕到他家，挪開沙發、茶幾，布置好燈光、場地后，我給朱強老師打了電話，請他前去采訪。

我按照編輯的分工安排，打車去了高密一中，采訪莫言文學館館長。

隨后，我又去了30里外的莫言老家平安莊，仔細參觀了莫言的老宅和后來新建的宅院，分別采訪莫言的父親、二哥和莫言外孫女。

我們還驅車前往一河之隔的莫言姑姑家，她是《蛙》的主人公原型。采訪過程實在沒什么好說的，就是高密話讓我半懂不懂，只能連猜帶蒙地進行交流。

剩下的就是寫作了，融合以往十幾年里對莫言的4天采訪，寫了《“不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莫言的家鄉和家族》 。

在這單活里，朱強老師的獨家專訪是紅花，我的稿子是綠葉。所幸，這單活干得還是不錯。

袁蕾拿到稿子說，“不錯啊。”問題是最后一章，專談莫言和計劃生育、莫言姑姑和計劃生育，太敏感，于是這一章（附錄在文章后）根據編輯意見，重新調整寫作方向，有了最后的見報稿。

寫這篇手記的時候，已經是2013年了，我還在等待莫言的電話，期待他可以兌現承諾, “做一個深入透徹的大稿來”。

為了提干，剛剛提干調到總參北京總部的莫言，為了自己的前途，勸自己的老婆，流掉了自己的兒子。

1955年，給莫言接生的，是姑姑管貽蘭。1981年，給莫言女兒管笑笑接生的，是管貽蘭。1986年，給莫言妻子杜芹蘭做流產手術，讓莫言沒有兒子的，還是管貽蘭。

在莫言老家，管貽蘭在幾十年里是當地家喻戶曉的人物。她家和莫言的老宅隔著一條河。作為《蛙》的真實主人公，因為莫言的獲獎，她也引發了傳媒的關注，小院里滿是記者。

管貽蘭做了一輩子醫生，先跟隨父親學中醫，因為認識字，新中國推行新式接生法，作為“地主”的女兒，她被縣衛生局長看中，選為第一批基層的婦科醫生。

此前，當地的接生婆都是用“土法”：把馬路上的塵土墊在孕婦身下，用帶鐵銹的剪刀剪掉嬰兒的臍帶，然后用破布、棉花來包扎，造成了大量的嬰兒患破傷風死亡。

管貽蘭當時的工作很艱巨。新法接生首先就是對嬰兒臍帶進行消毒，再用紗布包裹好，通過長時間的努力，她慢慢把土法接生那批接生婆們給淘汰掉了。

從18歲開始一直干到70歲，由她接下來的孩子差不多有一萬個。

1970年代末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管貽蘭在當地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樣誰見了都罵，夜里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后用磚頭砸。”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莫言大哥和二哥、姐姐結婚生子的時候，那時國家沒有計劃生育，大哥家兩個兒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連續生了三個女兒，第四胎生了個雙胞胎，一男一女；莫言結婚時正好趕上了實施計劃生育政策，按照當時政策，第一個是女兒的農村戶口，按照常理可以生二胎。

杜芹蘭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莫言很犯愁：“如果是普通戰士，是志愿兵，完全可以生第二個孩子，但我們總部機關特別嚴，我是絕對不能生第二個孩子，幾千個干部都沒有第二胎，就你敢生了個第二胎？不能因為你影響了整個單位的榮譽，領導當時找我談話，我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反駁。”

那時的莫言剛剛提干入黨，文學道路一帆風順，領導也很器重他，在單位領導出馬勸說后，后來莫言只好答應不要孩子。他回到山東做老婆的工作，跟老婆舉例子：“我同學在當地縣里工作的，無論是工人、教師，還是局長、處長，大家都是一個孩子，很多人也是女兒。”

杜芹蘭想要這個孩子，但迫于形勢，“如果生了第二胎，我復員回老家變成農民，只能種地；如果我不生第二胎的話，過兩年可以隨軍，女兒也變成城里人，否則生孩子再多，在農村呆著都沒前途。”

杜芹蘭流完產后，縣里計生委給莫言獎勵一臺洗衣機，敲鑼打鼓送到家。“我老婆從來不用它，心里不高興，看到洗衣機心里就很痛苦。”

在莫言寫作出名后，高密縣政府把杜芹蘭和管笑笑的戶口破例轉成城市戶口，還給她安排了工作。但隨著年齡增長，莫言愈發懷念那個流產失去的孩子。

“過去我沒有感覺到少生幾個孩子是多么大的遺憾，現在回頭一想挺遺憾的，如果現在我有兩個孩子多好，一男一女或者兩個女兒。尤其當你生命越來越往盡頭走的時候，才意識到生命真正的價值。”

現在，莫言已經當上了爺爺，他和妻子平時在家給女兒帶外孫女。

管貽蘭現在也退了休，“我1956年參加工作，1996年退休，干婦科40年，一年接生500個， 40年約有2萬個孩子吧，流產掉的孩子和接生的孩子，應該是各占一半。”她和退休的老伴在家帶孫女，她的4個孩子，因為是城市戶口，按照計劃生育政策，都只要了一個孩子。

2002年春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著莫言回高密過年。大江對莫言的姑姑職業很感興趣，后來在很多次演講中都有提到姑姑。而作為莫言少年時代最喜歡的親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記憶里。

莫言在過去的30年里遲遲沒有動筆，是怕寫姑姑會牽扯到計劃生育政策。“當時計劃生育政策說是要管30年嘛，這個政策的時間期限過后，這幾年學術界有很多人開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研究和反思，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這個故事可以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