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大地，黑賬本》記者手記

綠大地造假上市之事，早在2011年初便被媒體曝光，此后一年中隨著事態不斷升級，直至公司董事長和相關管理層被立案審判，國內媒體亦掀起了多輪報道高潮，到南方周末介入報道時，已經是二審判決前夕的“余波”了。

從常規的報道采寫經驗而言，綠大地案的報道增量空間已經非常有限，勉強進入很可能落個“吃力不討好”的結果。所以我此前雖然也曾關注過此案，但始終沒有向編輯部報題。

最終推動我進入報道操作的是編輯冉孟順，在他發給我的郵件中，不但提供了新的信息增量，而且提出了可供后續操作的角度與思路。他所提出的思路也正是我在此前的媒體報道中沒有找到答案的疑問：那就是如此明目張膽的造假行徑，為什么在此前的層層上市審核與監管過程中竟然一路暢通？

帶著這個疑問，我來到了綠大地公司所在地云南昆明，并直接闖進了公司總部，幸運地“堵”住了兩位重要當事人：公司董事長鄭亞光和總經理王光中。曾任西南財大財務系副主任的鄭亞光和在地方工商系統任職多年的王光中，分別從財務和企業經營的角度，向我講述了綠大地上市前后的種種經歷與背景。

通過他們的講述，曾經只是一個符號概念的“綠大地”，在我的腦海里漸漸呈現出生動而豐富的形象。而公司董事長何學葵，也從過去媒體定義中僵化呆板的“資本騙子”，變成了一個個性鮮明的企業家形象。

但即使是他們，對于公司上市造假過程中的一系列操作手法也語焉不詳：或許是不清楚，或許是基于信息披露原則不能透露太多——尤其是公司正面臨立案查處的階段，對此我很可以理解。

對于身為記者的我而言，一方面對他們展示出如此坦率的溝通態度深感驚喜，但同時也深知身為案件當事方，他們的每一句關鍵陳述都需要與其他信息源所獲得的資料進行交叉印證，而這一兼具可信度和權威性的第三方信息源，正是整個報道得以成立的關鍵。

在大量查閱過往報道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了在數以百計的“綠大地”報道中，昆明本地一家媒體的報道中體現出了獨特的信息增量，盡管報道是以社會新聞的角度采寫的，但是報道中所引用的幾個數據和說法，讓我推測該報道記者很可能看到了案件卷宗。

在幾番周折之后，終于聯系上了這位記者。在見面交流之后，出于對南方周末的信任，她不但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她的采訪資料，并且主動引見了本案的一位辯護律師。在這位律師那里，我得以看到了全部案件卷宗，并拍下了大量關鍵資料。

通過當事人的講述和卷宗資料的分析，我終于得以厘清在此前的媒體報道中留下的一系列疑問。也第一次不是從簡單的財務造假，而是從企業生存和政商環境的角度，去全方位地理解一家上市公司造假背后復雜的利益糾葛和機制沖突。

在報道采寫期間，我曾反復思考，從公司董事長何學葵的角度去設想為什么“綠大地”非上市不可——如果不上市她依然擁有一家盈利良好的公司，而上了市除了讓她多一些賬上造假而來的虛假財富之外，還有什么利益能促使她冒著違法甚至入獄的風險，去走向造假上市那條不歸路呢？

一次偶然的交談讓我得到了部分解答，一位本地媒體同行在談及云南省全力“拯救”綠大地之事時說道，“云南省一共只有28家上市公司，跟其他省份比起來差得太多了”——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云南省政府投資平臺為“保殼”而入主綠大地的真正原因。

對于依靠承接政府綠化工程起家的“綠大地”而言，當政府需要更多“上市資源”的時候，身為優秀民營企業家代表的何學葵，難道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在綠大地上市造假的背后，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為了獲取更多上市公司資源，極力推動本地企業“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市），無形中讓地方監管部門忽略甚至縱容了上市造假的行為；另一方面則是流于形式、黑箱操作式的上市審核程序，使得中央層面的上市審核變成一個巨大的制度尋租溫床，各類怪事與“能人”也由此而生——多年前我就曾聽說過，有公司為了上市，而請“氣功大師”在發審會隔壁“發功”的真實故事。“綠大地”的“反向造假工程”只是此類故事的一個最新版本而已。

多年前寫一篇上市公司報道手記時，我曾引用了一句從金庸小說《天龍八部》里抄來的佛經：有情皆苦，無人不冤。在后來的這些年里，我越來越深地感受到：在一個畸形的市場制度結構下，“無人不冤”或許正是許多市場參與者難以逃脫的宿命寫照。

在報道之外，我可以坦率地說，對于身為企業家的何學葵，我個人的感覺是同情多于痛恨。

至于在上市造假過程中通過“拿捏”綠大地而賺得盤滿缽滿，最終依靠上市公司自毀式的虛增利潤全身而退的PE們，那是另一個故事——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夠有機會能像寫綠大地一樣，好好寫好這些“PE富豪”們的發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