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堅貞者，變節者，自首者

一 血流在清白的襯衫上

從1946年7月蔡孝乾奉命抵臺，組織中共華東局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算起，到1952年5月，陳福星等“臺共”劫余干部重建“省工委”計劃失敗，相對于“二二八事件”前的老“臺共”，新“臺共”存在了近六年。

這六年中，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境遇，可謂云泥之別。

前三年，“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臺共”黨員人數激增一倍，且組織布建大致完善，上有“臺灣省工作委員會”，下有條條塊塊的“臺北市工委會”、“臺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高雄市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臺灣學生工委會”、“臺灣郵電職工工委會”等臺灣“省工委”接受中共華東局的領導和指令；

后三年，與大陸方面失去聯系，幾成自生自滅狀態，各地“臺共”組織、武裝基地，陸續遭到破壞與圍剿，大批黨員和外圍群眾被逮捕，劫余干部多轉入地下，或顛沛于逃亡途中。

倘若說，在前三年“臺共”還能在宣傳“共產”、擴大組織上有所作為，在大陸對臺情報工作上有所配合，后三年里，它自顧不暇，生存難保，倘若還有在自保其身外的余力，也大約耗費在了如“小延安”、“小型萬里長征”這樣一番壯麗的設想里……

但不管前三年，后三年，新“臺共”及其外圍組織里，不乏信仰堅貞者。

他們多是尚未到過大陸的年輕知識分子。雖然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真正的中國經驗，但他們從小受日語教育，在皇民化年代長大，由于異族統治下自發的民族感情，“二二八事件”后急速滋長的反國民黨情結，又有“臺共”各層組織對于未來新社會的描繪，陳儀任省主席治下仍能由書店買到的琳瑯滿目、包括部分馬列經典在內的社會科學啟蒙讀物的熏染，使他們的理想躍過了風濤翻卷的海峽，真情擁抱將要蕩滌去一切污泥濁水的紅日般鮮亮的新中國。

其中最具代表者是郭琇琮，日據時期因組織反日組織遭判刑5年，出獄后又組建戰后島內第一個學生進步組織——臺灣學生聯盟。臺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后留院做外科醫生，并在臺大醫院發展了幾名“臺共”成員。1948年6月，他列席了中共華東局召開的一次決定臺灣未來政治格局的“香港會議”。期間，組織看了一場歌劇《白毛女》，盡管郭琇琮家境優越，父親是彰化銀行一分行經理，在當時臺灣社會普遍貧困的情況下，家里不但住洋房，二層是會客廳，會客廳里還有一架光可鑒人的鋼琴，他仍被這出在中國人的意識深處成功地播下“階級斗爭”理論、開始普遍視“富人”為“惡人”的戲劇深深打動。他和堪稱是“文藝青年”出身的蔡孝乾共同感嘆：戲劇真是可以教育、喚起民眾，尤其是在革命大好形勢如桅桿一樣即將升起在海峽此岸之時，更有烈火烹油之勢……參加“香港會議”回來后，淡眉靜目間有一份從容篤定氣度的郭琇琮，代理了臺北市“工委會”書記，不久正式擔任書記。

“臺大醫院案”的涉案者、眼科醫生胡鑫麟，在上世紀90年代，對采訪者厘清了自己當時的心態：

國民黨在大陸已遭到人民唾棄，“二二八事件”以后，在臺灣更是完全失信于民。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當然是主張民主改革的共產黨了。當時的潮流就是這樣。全中國標榜公正進步的報刊，幾乎都響應中共，學潮所示，青年知識分子都心向共黨，連外國，包括美國，也看好中共。臺灣也差不多，想做官發財，就投靠國民黨，想為重建臺灣盡一點力，就要借重中共。當時的中共，取得政權以前的中共的聲望實在太好了……（《醫者之路》轉引自藍博洲《這個人，國家不能讓他活下去了！──許強醫師》）

此外，蔡孝乾等人身上“中共長征干部”的傳奇色彩，似乎也讓全無中國經驗的知識分子對紅色革命心生向往。也是臺大醫院醫生、郭琇琮的革命伴侶林雪嬌曾如此表示：

被白色祖國拋棄的臺灣人，當時只能帶著憤慨投靠蔡孝乾。當我們見到曾參加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蔡孝乾時，受到很深的感動。尤其看到蔡孝乾在長征時灼傷而紅腫的雙手時，更讓知識分子崇拜他。其實，當時知識分子并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中共只是出于人道主義的同情……（引自朱家慧《太陽下的兩個作家：龍瑛宗和呂赫若》臺灣文學研究工作室網站）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的堅貞信仰，雖不足以讓他們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以及天庭飽滿、膽魄非凡的毛澤東，卻足以讓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在內戰中的勝利，形同為臺灣人民許諾了一個理想的天堂。為了這個天堂的降臨，他們不惜血臥青春，走上刑場。

顏世鴻，念臺大時加入共產黨，1950年6月被捕，被判12年徒刑，其同案有十一人被判死刑。過了一甲子，他向采訪的記者回憶道：關在青島東路三號的“房客”多是知識分子，包括律師、外交官、醫師，大家身邊都有書，互相借書討教。他本人也整日坐在馬桶邊讀書，有時候風卷起青島東路上的樹葉，飛越那高高的墻，幾片、幾片的落葉就飄落到這永遠無樹的牢房里，好似預告不久之后，一些生命亦將會如此地飄落。有獄友每天不到清晨便起床，換好干凈的內衣、襯衫后靜坐。直到確定今天逃過一劫，他才脫下外衣，顏世鴻形容這是“臨死的典禮”。還有獄友，每天背英漢辭典，背一頁就撕一頁，仿佛這撕去的是生命的一頁又一頁……

藍博洲先生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一書中，記錄了許多幸存者的回憶，其中林雪嬌說：

當時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槍斃，有時15個，有時19個，這樣抓出去；這些人被抓出去時都很鎮定，他們不是呼口號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義勇軍進行曲》，呼的口號就是“共產黨萬歲”，或“毛澤東萬歲”、“中國民族萬歲”。只要窗戶關了一半，不讓我們看，我們就知道當天有人要被槍斃了。郭琇琮槍斃當天，我爬到窗口，因為他是關在樓下，我關在樓上，我一直叫著他的名字，他也叫著我的名字……

大學時代，郭琇琮在讀過一本《腦神經解剖生理》的翻譯書后，神差鬼使，提筆在扉頁上寫下一段文字，為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