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寬容是一種政治智慧
把敵人變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敵人是最簡單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時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
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也出現了一些矛盾，比如貧富差異、階層歧視以及官民沖突等等。這都是中國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對這些問題沒有一個符合事實的判斷。因為中國社會正在進入價值和思想文化多元時代，尊重差異和容忍“異端”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基本思路。否則，從政府管理方面說，可能會把小事“辦”成大事，把本來行政成本極低的事，變成管理成本極高的行為。
近三十年來，中國基本是在開放時期度過的，因為科技手段的廣泛普及，今天中國人對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類文明的許多共同結晶，已有了基本的認識。特別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國人有了很強的法制觀念和人權觀念。一般說來，居于弱勢的社會群體，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極大傷害的前提下，不會主動與政府鬧對立。在強弱沖突中，作為強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作為判斷事實的心理前提，通常會把社會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們倡導和諧社會，其實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選擇的意愿。
我注意到國家最近在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時的思路已發生了改變，就是：只有真切地了解到了社會群體事件發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實的判斷，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會矛盾。這個思路建立后，官員在處理社會矛盾時的觀念就轉化了，因為政府面對的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一些在現實社會中因為利益受到傷害產生過激行為的人。在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社會中，對政府來說，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說提高執政能力是最關鍵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而效率高的行政。
實事求是，敢于承認現實矛盾，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方面，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有許多非常精辟的判斷。比如改革開放前，廣東人冒險偷渡香港的事時有發生，有人向鄧小平匯報，說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如何如何。鄧小平的判斷非常簡單：香港的工資高嘛！這看似簡單的判斷中，包含了他對社會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沒有這種洞察力，就沒有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這就是政治家的勇氣和智慧。
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思路的改革，對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很有幫助，有時候思路一調整，頓時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覺。對政府管理者來說，管理本身是一種行政行為，但如何管理卻體現智慧。把敵人變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敵人是最簡單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時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在全球化時代，信息難以封鎖，許多簡單的事，因為管理者缺少行政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政府的形象。
近三十年來，中國基本是在開放時期度過的，因為科技手段的廣泛普及，今天中國人對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類文明的許多共同結晶，已有了基本的認識。特別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國人有了很強的法制觀念和人權觀念。一般說來，居于弱勢的社會群體，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極大傷害的前提下，不會主動與政府鬧對立。在強弱沖突中，作為強者的政府，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作為判斷事實的心理前提，通常會把社會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們倡導和諧社會，其實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選擇的意愿。
我注意到國家最近在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時的思路已發生了改變，就是：只有真切地了解到了社會群體事件發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實的判斷，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會矛盾。這個思路建立后，官員在處理社會矛盾時的觀念就轉化了，因為政府面對的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一些在現實社會中因為利益受到傷害產生過激行為的人。在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社會中，對政府來說，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說提高執政能力是最關鍵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而效率高的行政。
實事求是，敢于承認現實矛盾，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思路。這方面，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有許多非常精辟的判斷。比如改革開放前，廣東人冒險偷渡香港的事時有發生，有人向鄧小平匯報，說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如何如何。鄧小平的判斷非常簡單：香港的工資高嘛！這看似簡單的判斷中，包含了他對社會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沒有這種洞察力，就沒有中國后來的改革開放，這就是政治家的勇氣和智慧。
處理社會群體事件思路的改革，對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很有幫助，有時候思路一調整，頓時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覺。對政府管理者來說，管理本身是一種行政行為，但如何管理卻體現智慧。把敵人變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敵人是最簡單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時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在全球化時代，信息難以封鎖，許多簡單的事，因為管理者缺少行政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