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減災所雅安預警之辯 逃生5秒存在嗎？

在專業人士看來，預警技術還不夠成熟，且震中附近是預警“盲區”，當下理論計算值缺乏實質意義。

預警，不是預報

2013年4月20日8時02分，地震波從四川蘆山地下13公里處傳出，并迅速被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以下簡稱成減所）的監測臺站捕獲，信息以光速經雅安地震局服務器傳到成減所，電腦分析后直接發出預警。

這個過程僅僅需要5秒，而地震波從雅安到成都則需要33秒。這個28秒的時間差則成為這里的人們避險的黃金時間。與此同時，汶川、北川等地少數地震預警體驗者通過手機預警軟件收到預警信息。

“民間研究者”王暾又一次大出風頭——媒體稱這是繼兩個月前“成功預警”云南巧家地震之后，他任所長的成減所再次“成功預警”。

按王暾的說法，其地震預警系統為雅安市主城區提供了5秒的避險時間，為成都市主城區提供了28秒。

對公眾而言，“地震預警”是一個新名詞。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研究所副所長李山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地震預警并非提前預報，而是在地震發生之后，利用地震波與電波之間的時間差，在地震到來之前，將地震消息通知離震中較遠的人群，使其有數秒至數十秒的逃生時間。

世界上最早建立實時地震預警系統的國家是日本，自上世紀50年代至今已覆蓋全國范圍。這套與地震波賽跑的預警系統也的確在多次災難中發揮作用。同樣從地震預警中得益的還有墨西哥。

中國在2007年10月明確提出“建立地震預警系統”，7個月后的“汶川大地震”則進一步證明了其緊迫性。中國地震局工程力學所副所長李小軍博士曾這樣向媒體表達遺憾——“（就算提前）10秒鐘就可以跑出去不少孩子。”

被“夸大”的成功？

不過，在部分地震預警專業人士眼中，成減所最近兩次“預警成功”均大為可疑。

王暾原是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受2008年汶川地震所動，回國從事地震預警系統的研究。

5年后，他所建立的成減所擁有了布設在甘肅、陜西、四川、云南等8省市的1212臺地震監測儀器、預警中心、實時發布和接收系統，覆蓋面積40萬平方公里，號稱全球最大。

成都市防震減災局監測中心副主任鄭松林肯定了王暾的地震預警系統在雅安地震中所起的作用。不過他指出，王暾所稱的“節省28秒”指的是從地震發生到第一報的時間。然而事實上其第一報的震級只有4.3級，成都市預測烈度只有1.6度。在業內人士看來根本不需要預警。而成減所最接近實際震級的是第三報6.4級，但時間距離地震發生已經又過了14秒。

不知何故，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王暾本人手機所安裝的地震預警軟件顯示，其第一報的震級竟只有2.2級。其當時所處位置是在成都，但顯示的卻是北京豐臺的預警時間，長達379秒。王暾解釋說，這是因為地震當天他剛從北京返回成都，其沒有及時更新手機設置，導致誤報。

地震之前，成減所在雅安市地震局的幾位工作人員手機上裝了其地震預警軟件。雅安市地震局副局長譚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問過體驗者，對方說是先感受到地震，再收到預警信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前該軟件的預警信息過于頻繁，且存在誤報現象，有的體驗者不堪其擾，在地震之前早把軟件卸載了。

此外，成減所所謂“成功預警”云南巧家地震也受到質疑，因為此次地震只有5級，實際上無需預警。只能稱之為“速報”。此外，就在云南發生地震的當天，距離成都更近的四川三臺也發生了震級差不多的地震，但成減所并沒有測出這次地震。

李山有認為，當前地震預警技術還不是非常成熟，預警要想做到很準確很難，預估烈度則更是技術難題。而只有較為準確地預估出地震影響程度即烈度，預警才有現實意義。

李山有說，地震預警通常只在發生6級以上的大地震后才起減災作用，因為震中附近地區是預警“盲區”（如平均臺站間距在30公里，預警盲區的半徑為35公里），5-6級地震雖有破壞但破壞區域卻處于預警盲區內。

這意味著，王暾所說的“為雅安爭取5秒避險時間”的說法即使是真實的，因為距離震中蘆山太近，在地震預警中也無實質意義。

在四川省地震局工程地震研究院院長周榮軍看來，地震預警是個很復雜的系統工程，預警信息在“采集、處理、發布”三個環節必須都非?？煽?，才有可能起到地震預警作用。特別是在發布環節，必須有多種渠道才行。

在發布地震預警信息的渠道方面，王暾還曾嘗試使用手機短信。不過，在雅安地震中，這一做法顯然并不成功。

周榮軍本人也是成減所地震預警試驗的一名手機信息體驗者。據他介紹，4月20日地震發生時，他在成都收到的第一次預警短信是在8：04——地震發生2分鐘之后。這意味著對周而言，王暾所標榜的“28秒預警時間”毫無意義。

4月20日，王暾曾接到來自成都市政府人員的電話，責問其為何沒能及時測出地震。原來，對方也是在短信里收到了成減所遲到的地震預警信息。王暾解釋說，這是通訊網絡問題，不是技術本身的問題。

“北川試驗”困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震預警專家認為，就此次雅安地震而言，成減所從速報的角度成功了，但從預警的角度失敗了。在面向媒體宣傳時，“速報”與“預警”被混淆了。

雅安地震之前，在中國地震局的既有臺網之外，成減所耗資數百萬元，在雅安另建了70個臺網點。雅安地震的發生，也成為檢驗兩個系統的最好機會。

雅安地震當日08：02：53，在蘆山地震發生約5秒鐘后，成都高新減災研究所的官方微博對外發布了地震消息。48秒鐘之后，中國地震臺網速報系統通過其官方微博“中國地震臺網速報”發布了蘆山地震消息，震級為5.9級。

此前不久，中國地震臺網的“速報”系統剛剛啟用，雅安地震是其面臨的首次考驗。由于其自動測定結果只有5.9級，被指為“出師不利”。11分鐘后才修正為7級。在地震學界，就釋放能量而言，7級地震是5.9級地震的32倍以上。

王暾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成減所地震預警系統報的震級為6.4，比中國地震臺網的初報結果更接近于實際震級。

不過，這一說法并不全面。實際上，成減所的官方微博上，6.4級地震的報告發出時間為8：03：02，即在地震發生14秒鐘之后。但也在“中國地震臺網速報”發布初報結果之前。

北川是王暾地震預警研究的重要試驗地。地震預警理論被認為最適合5年前大地震時的北川。當時，地震波從汶川映秀破開，傳到北川需要大約30秒。如果預警信息準確及時，居民反應得當，絕不至于那么多人遇難。

不過，這僅僅是理論上的假設。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北川的地震預警與其說是成功經驗，不如說是失敗教訓。

與雅安、成都不同，王暾在北川部分解決了“最后一公里”問題——將預警系統與無線電視網連接。按原來設想，如果發生3到4.7級的地震，電視（如果開著）會自動顯示地震信息字幕，如果超過4.7級，電視屏幕上會自動彈出地震信息。但遺憾的是，據北川防震減災局事后了解，雅安地震發生時，電視屏幕并未測出主震，反倒是測到了一些余震。

在北川中學，王暾采取了另一種預警信息發布方式——將地震預警系統與學校廣播用互聯網連接。地震當天恰逢周六，不過學校仍有部分學生。負責管理預警系統的北川中學老師孫培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地震后曾問過幾名學生，均未在地震前聽到警報聲。

汶川是成減所的另一個試點。汶川縣防震減災局局長蘇茂的說法是“應該有效吧”，理由是有人跟他說在電視上看到過地震預警字幕。不過，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擔心民眾產生恐慌心理，汶川電視事實上只預警三級以下的地震。

南方周末記者注意到，在成都，汶川地震之后，盡管學校大都曾按有關部門要求進行過地震逃生演練，但雅安地震發生時，仍有多名大學生選擇跳樓逃生。成都理工大學更是有一名大學生，在地震次日發生余震時裹著被子跳樓，結果不幸身亡。

李山有認為，地震預警僅是防震減災的一種輔助手段，不是主要手段，更不是惟一手段。對于地震預警的宣傳，既要讓公眾了解預警的作用，也要讓公眾了解其局限性，不能把地震預警“神化”。

“官民”之爭

就在成減所對雅安地震進行速報的同期，承擔科技部地震預警科研項目的福建省地震局也在內部測出雅安地震。按該局一位工程師的說法，其測出的震級為6.5，準度高于成減所，但在時間上較滯后。不過，該測試結果并未對外公開。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地震預警研究在中國開始受到重視。之前并無地震研究背景的王暾也是在成都地震和科技部門的資助下開展了此項研究。而在此前后，中國地震局也向科技部申請了一項地震預警研究課題，并委托福建省地震局組織實施。在相關媒體的報道中，兩個同樣從事地震預警研究的機構，被概括為“官民之爭”。

不過，一位地震系統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場競爭并非“官民之爭”，而是地震系統的內部競爭。“我敢說王墩如果沒有地震系統的支持，絕對走不到這一天。”

汶川地震后，中國修訂防震減災法，在地震監測預報、災害預防、應急救援等方面進一步明晰責任和規定。2013年2月，中國地震局宣稱要在五年時間建立國家地震烈度速報與預警系統。

李山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各國經驗，地震速報與預警系統的建立，均由政府為主，民間力量作為補充。然而中國卻出現了“倒掛現象”，即作為民間機構的成減所反而走在了地震部門前面。

王暾對南方周末記者承認，其實地震系統不少人都在背后支持他。5年來，成減所從有關部門共獲得三千萬元的研發費用。有消息人士透露，其中有一千萬元來自成都市防震減災局。

北川縣防震減災局局長陸桂全是王暾堅定的支持者之一。在汶川地震之后，北川縣防震減災局從各級政府獲得了上千萬元的防震減災投入，其中用60萬元購買了成減所的技術設備。在2013年關于地震預警的一個會議上，在地震預警技術面臨“會不會添亂”的質疑時，陸強調地震系統應該敢于“先行先試”。

此時，成減所的地震預警系統已經面向公眾，而同樣投入逾千萬元開發地震預警軟件的福建省地震局卻遲遲沒有成果出來。

事實上，在這場地震預警科研競爭背后，是一個總額達20億的國家地震烈度速報與預警工程建設項目。據報道，由中國地震局申請的這一項目目前已被納入國家發改委立項程序。不過，王暾曾通過媒體對外宣稱，如果該項目由其承擔，費用只要三分之一。

插上“民間地震預警”標簽的王暾，很快在競爭中展現出優勢。其屢屢通過媒體高調宣稱其地震預警技術比福建地震局的“先進”。“若在全國推廣該系統所采用的技術，可為建設我國地震預警系統節省數十億資金，并提前4年建成覆蓋全國的地震預警系統。”

4月22日，在成減所發起的“媒體攻勢”之下，福建省地震局就地震預警系統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其科研進展。不過，該發布會的影響甚微。而隨著“成功預警”雅安地震，成減所卻迎來最好的宣傳機會。僅4月20日下午，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就有四五家媒體記者造訪成減所，而在王暾接受采訪的兩個多小時期間，又接了不少于十家媒體的電話。

福建省地震局則仍舊低調。該局震害防御處處長邱立欽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該局研制的地震預警系統之所以遲遲未向公眾發布，一是因為技術還不夠成熟，二是尚沒有地震預警的相關立法。“貿然向公眾發布，不僅不會帶來正面效果，還有可能‘添亂’。”

對于這種解釋，周榮軍能夠理解。“作為一個企業，報錯了也就報錯了。但作為政府，報錯了怎么交待？”此外，周榮軍認為，應該由中立的第三方評價地震預警系統的功效，不能由自己或媒體判定“成功”或“不成功”。

李山有認為，要想發揮地震預警系統的減災功能，需要有一個重要前提：建筑物抗震能力較高在強震時不倒塌、民眾受到良好的地震逃生知識培訓。假如地震預警技術上完全成熟、相關法律也已健全，但民眾素質無法跟上的話，地震預警仍不能發揮應有作用。而在這方面，中國要走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