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1）

學術反腐路漫漫——我的“打黑”經歷

打假還是打黑

起初我說“學術打假”，后來我說“學術打黑”。這一改變跟我的遭遇有關。如果你在報刊上揭露了某些人的抄襲剽竊，你的4個車胎在一周內全部報廢，相信你跟我一樣，也會改成“打黑”。

關于我的車胎被扎。我的學生們堅信與我那篇小文有關，據他們推測，一定是某位相關人士，雇了個上不了戲的“北漂”，告之以敝車的停放地點和車牌號，于是人家就在那個和諧溫馨之夜，為每扎一個幾十塊的價格，向我的車胎下手——側面入刀，刀口寸許。因為首次作案，心慌意亂，只扎了3個。過了兩天，又給那個漏下的補了兩刀。

我對上述推測深表懷疑。在學術論壇做嘉賓的時候，還與人家辯論。我不相信，學界會跟黑道沾邊?？?0后、80后都笑我幼稚。他們說，我這是對身份的自戀，是對黑道的歧視。他們教訓我： 什么叫黑道？黑道就是用不法手段保護自己的利益。校長、院長、教授、博導也有此種需求，如果這需求拿不上臺面，你憑什么不允許人家涉一涉黑？

在學生們的批評教育下，我提高了覺悟： 近十年來，權學交易之盛，抄襲剽竊之眾，學界臉皮之厚，學人人心之險，似乎只有“黑”才能搔到癢處。

第一篇小文，4個車胎被扎

我的那篇小文發在2006年第6期《當代電影》上，署名吳迪（啟之）。題目是《學術規范與職業道德——電影研究中的抄襲與剽竊》，文中點了林先生、倪副教授、何教授、黃教授4人的名。拙文問世后，出了幾件可歌可泣的事——

最令人感動的是，何教授給編輯部和我來電。說他恨不能馬上飛到北京，向被他抄襲的酈先生賠禮道歉。他還寫了一個檢討，答應在《當代電影》上發表。

最令人可憐的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前影視所的梨棗先生給《當代電影》的主編和我來信，信中披露，倪副教授的《中國電影史》還剽竊了他的《中國電影電視》，抄了他9000余字。但是，他誠懇地要求，“還是以吳迪、啟之的名義揭露，不要暴露他”。（此先生將吳迪、啟之當成了兩個人）

最令人佩服的是，一名“從事影視教學的教師”給編輯部的來信。此信對我進行了嚴肅的批評。說我那篇小文是“話語霸權并且有較強的人身攻擊性”，針對我將抄剽者的單位、職務、學位、職稱公之于眾的做法，質問我，是否想“給單位施壓以懲治違規者”？來信進而認為，“這種感情超越理智、超越法治的做法不但不是法治社會應有的行為，而且也體現出學術研究者客觀立場缺乏。”在寫信者看來，造假有兩種，一種是“主觀為之”，另一種是“因文風習慣而導致的”。“應該區別對待”。來信還勸誡《當代電影》不要發表這類“貼大字報”式的文章，因為它“降低了《當代電影》的學術含量”。

來信中最有分量，因而催我走上“打黑”道路的言論如下：“學術打假者可能未必會將目光放在目前最具有話語權的研究者們身上，因為這樣打假的成本和風險可能會很高，即使攻擊他們恐怕也未必會對其個人造成太大影響，因此矛頭必然會主要指向青年人，以這種方式進行批評，我以為非常不利于青年學者的成長。”

最嚇人的是，我差點因這篇小文惹上官司——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負責人之一，尹教授給《當代電影》編輯部打了電話，用了近一個小時對我進行嚴厲的斥責，并聲稱要到法院告我。尹之所以如此動怒，是因為，他是何教授的導師，他曾為何的一本書做序。序中對何做了高度評價。

最讓《當代電影》難過的是，何教授突然改變了主意，拒絕《當代電影》發表他的檢討。

堤內損失堤外補。這一期的《當代電影》賣火了，據說，光中戲的師生就買了200本，后來又加印了數百本?！段乃囇芯俊?、《電影藝術》的主編紛紛找我，希望我再有這方面的稿子給他們?！懂敶娪啊肥艿焦奈?，催我再寫第二篇。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就在此時，我的車胎兩次被扎。到派出所報案，警察的第一句話就是：“你肯定是得罪誰了。”真不愧是人民警察，一語中的?？勺屓擞魫灥氖?，我等了4年，始終沒收到法院的傳票。

第二篇小文： 圈內無處可發

我的第二篇小文點了3個人： 倪副教授、路教授（某學院系主任、博士生導師、《電影藝術》編委）、高教授。但《當代電影》言而無信，壓稿不發。兩個多月后，主編要我把人名、書名隱去。理由是，路教授是國務院學術評議委員會的委員，得罪了此人，對于我所在的單位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不利。何況，路還是我的朋友云云。我告訴他： 人名書名隱去就文不成文了。路不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沒有干這事的。

不約而同，《文藝研究》的主編也變了卦——托人傳來的理由是： 路是他所在研究院院長的同學，是研究院的客座。而高是他去年博士答辯時的導師之一。剛拿了學位，就揭導師的短，不夠意思?！峨娪八囆g》倒沒有抽肩膀，但是我也不想找了，那主編是我電影學院的學生。我不想給他出難題。

圈里盤根錯節，只好轉到圈外去，此文最后發在了《博覽群書》上。于是，圈子里太平了，主編們踏實了，抄剽者安心了——反正沒幾個人博覽群書。就算覽了，又奈我何？既然可以“好官我自為之”，為什么不可以“好師我照當之”？

話雖這么說，有我這個“不安定因素”在，“好師們”總會犯嘀咕。央視電影頻道節目部主任陸弘石告訴我，路教授給他打電話，請他勸勸我，不要再寫了。陸對此發表評論：“他還好意思！”然而，我卻對這位導師突然憐憫起來——連我的學生都從我那篇小文中看出來我屬于那種“見了棺材也不掉淚”的主兒；這位在學界泡了大半輩子的教授，竟然沒這點悟性。

倪副教授在其博士論文的“后記”中說：“‘不僅要學做學問，更要學好做人！’這是剛進學校的時候，路老師在第一堂課上的第一句話，歷歷在目，聲聲在耳！”在導師榜樣的激勵下，倪副教授在學習做人上又邁出了一大步——2007年4月13日晚9時許，倪給我打電話，承認自己抄剽了陸弘石的著作。問我怎么辦。我請她公開檢討。她說怕《當代電影》不發她的檢討。我向她保證肯定會發，并將編輯部主任的電話告之。然而，她從此杳如黃鶴。直到3年后，北大教授李道新驚訝地發現，她的新書又剽竊了他的著作。

12萬： 打個老虎

人們說我“打蒼蠅，不打老虎”。其實，我很想打“老虎”，可我不掌握“老虎”的證據。“權學交易”者才稱得上“老虎”。這類交換都是私密行為，像我這樣的等閑人士怎么知道？

思來想去，想出一個辦法——成立一個“學術反腐工作室”。通過互聯網，放手發動群眾。讓“老虎”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權學交易有3個無法超越的環節： 一是入學考試，二是外語成績，三是論文答辯。要考碩博士，必須經過筆試口試兩道關，那些浪得學位的官員是否合格，一查原始記錄就知。二是外語。碩士要求外語成績及格，博士要求兩門外語。查一查考試卷子，就一目了然。三是學位論文。白紙黑字，你寫得怎么樣，導師的評語，答辯委員會態度，都有案可查?？墒?，掌握證據的人，憑什么要把證據給我呢？有了，我拿出12萬，獎勵給勇于揭發并提供證據者。打他幾只老虎，出這口鳥氣！

2007年8月，“學術反腐工作室”成立，我向社會承諾： 凡向本工作室提供權學交易的確鑿證據者，本工作室一次給予獎金1萬元人民幣。

時至今日，舉報信接到了幾封，說的還都是“蒼蠅”。其最大者，不過是某校的教授，抄襲了某在職博士的論文?？傊?，“老虎”連個毛也未見，我一分錢也沒花出去。

實踐給了我一悶棍。我明白了，這種工作室是打不著“老虎”的——不管“老虎”在臺上還是下了臺，了解其權學交易之底細的，都不敢造次。再說，1萬元的獎金也實在算不上重賞。

王建民： 鞭打自己人

“老虎”沒打著，卻認識了一位同好——王建民。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教授，《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的主編。前年2月，在給我的一封信里，他談了如何鞭打“自己人”。征得王教授同意，茲摘錄如次——教育部每年從以往年度通過的博士學位論文中選出一百篇予以表彰獎勵。從全國每年5萬篇過關的博士論文中挑選百篇，五百選一，可謂精中選粹；花落社科園地寥寥幾篇，無異鳳毛麟角。因為稀罕，各校均視為張揚博士培養水平之最重要指標，一旦到手，不僅對師徒重金伺候，而且在職稱等許多方面出手大方。哪里有誘惑，哪里就有齷齪，身在其中，躲不勝躲。

所謂身在其中，我當值的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是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在“冊子”里掛了號，便時不時地參與某些評審工作。

作為今年百篇優秀博士評審人，我發現一篇論文由抄襲拼湊而成。然而，其導師是我一向尊重的學者，其作者是我多年的熟人，而作者的博士學位答辯委員會成員多是我的朋友；我與這學校亦有密切合作，該校的同行專家多為合作伙伴。就是說，這次，我這鞭子要抽打的是“自己人”。

“大義滅親”一詞當然是再熟悉不過了，但以前從未想過這到底有多難。他們遠說不上是什么“親”，要下手尚且如此不易，若真是親人，我是狗熊無疑。我下移了自己的底線： 在他們的要求下，我承諾不向學界公開這一丑事。當然，似乎也還沒有墮落到底： 1. 已向教育部有關部門書面和電話據實通報、一票否決；2. 電話要求該校主動查處。

來函對中國學術腐敗成因的分析，在下有同見；對現狀的無奈，在下有身受；對前景的悲觀，在下有同感。所不敢茍同的是： 你說“人們的麻木和無奈”會最終變成“一種潛規則”。不，完全不對。它已經是顯規則了。三個月后，在王建民的倡議下，我們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學風與學術規范”研討會。與會者有北大、人大、北師大、山東大學、山西大學的同仁。面對日益猖獗的學術腐敗，大家憤懣而無奈。這情景，二百年前的龔自珍也遇到過。不過，他比我們樂觀。所以寫下了“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名句。

我別誤人子弟

我從來不報課題，然而，作為一個成果貧瘠、混吃等退的研究員，我不得不為年輕人申報課題——按規定，助研無資格申報課題，必須由正研替他們申報。我深知，自己在圈內的人望，即便不屬于人人喊打，也一定是某些人的眼中釘、肉中刺。所以，我盡量逃避為年輕人報課題。你想想，如果那審批的，一看見我的名字就咬牙切齒，恨不能食肉寢皮，我代報的課題不是肯定瞎嗎？

可去年，躲不過去了。非讓我牽頭申報“電影口述史研究”。在我下面是十幾個后起之秀。生怕因為自己連累大伙，我向領導交待我的“潮底”。領導沉吟片刻，神色莊重地說：“我們想辦法做做那些人的工作。審批的人里面，總得有個講良心的吧！”

早幾年，就有學生跟我說：“吳老師，你老跟那些人叫勁，我們畢業都不好找工作。”去年，一位兩次考博落榜的學生給我寫信，一邊訴說考博中的不公，一邊語帶譏諷，說我揭發抄剽是毫無意義。

于是，我申請不帶研究生。

中戲院長： 為了學術尊嚴和貴院清譽……

2009年3月，北大藝術學院李道新教授告我，倪副教授的新書《旁落的江湖》（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8），抄了他的《中國電影文化史》。我一聽這書名就知道此書一定源自倪的博士論文。4年前，我就從網上下載了這篇被評為全國優秀的博士論文。那時，常識就告訴我，它是抄剽之作。

我把倪的博論傳給李教授。經他的查核，倪的博士論文《中國武俠電影的歷史與審美研究》總共抄襲他的《中國電影文化史（1905—2004）》（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一書中相關內容19段，6716字，約占該博士論文字數的4.6％。隨后，陸弘石、陳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也先后告我，倪的博論還抄剽了他們的著作。

去年4月7日，我給中央戲劇學院院長徐翔寄去了一個快件。其中有一封給他的信： 徐翔院長大鑒：

冒昧打擾，只為學術尊嚴和貴院清譽——貴院副教授倪博士一貫抄襲剽竊?，F已發現的有如下三部著作——

一、 倪撰寫的《中國電影史》（2004年，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

二、 倪主編的《悲情畫傳》（2006年，中國廣播出版社出版）。

三、 倪的博士論文《中國武俠電影的歷史與審美研究》（2005年5月通過答辯）。

隨信附上五種證據：

一、 《學術規范與職業道德》（一）（見《當代電影》2006年第6期）。

二、 《學術規范與職業道德》（二）（見《博覽群書》2007年第4期）。

三、 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章柏青給《當代電影》主編張建勇及吳迪的信。

四、 北大教授李道新、央視電影頻道節目部主任陸弘石、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墨等人的信。

五、 倪抄襲剽竊李道新、陸弘石等人著作的勘比考證。

上月教育部已下達關于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希望您乘此東風，對倪駿的抄襲剽竊行為做出嚴肅處理。

順頌春祺！

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

去年4月10日，中戲的朋友將此信及其附件交給院長。一年過去了，徐翔沒有任何反應。無奈之中，我把材料寄給了人大，寄給了教育部。

嗚呼，一個連蒼蠅都打不著的人，居然想打什么老虎！2007年8月，我跟《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周欣宇說： 我不想在“豬窩”里做學問?？墒?，中國之大，何處沒有“豬窩”呢？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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