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6）

讀劉麗英回憶錄

在新時期的反腐敗斗爭中，劉麗英是位聲名赫赫的人物，許多腐敗大案的查辦和高官的落馬，是與她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如無錫鄧斌案、沈陽“慕、馬”案、河北李真案等。劉麗英辦案，敢于碰硬，剛正不阿，不徇私情，民間稱她為“女包公”，紀檢“鐵娘子”，甚至把別人主辦的案件（如廈門“遠華”走私案），也歸在她的名下。這無疑寄托了老百姓對反腐敗的殷切期望。對她的出身背景，也有很多傳說，其中一個版本是把她說成劉伯承元帥的女兒。

最近，劉麗英出版了回憶錄《往事回首》，披露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成長過程，以及到中紀委之前在沈陽公安局工作的經歷。劉麗英寫書，一如她的辦案： 嚴謹細致、實事求是、親力親為。她查閱了大量史志材料，并多次召開座談會，與當年的老領導、老同事一起回憶往事，反復核對。成稿后，又多方征求意見，反復修改。筆者有幸，被列為征求意見者之一，領略了劉麗英做事情的嚴謹認真和對歷史細節的驚人記憶力。

新中國第一代公安干部

劉麗英生長在哈爾濱市一個普通的城市貧民家庭，小時家庭生活非常拮據。1948年7月，初中剛畢業的劉麗英被選調到公安總局干部學校學習，隨后參加了沈陽市公安局的接管，成了新中國第一代公安干部。

劉麗英在沈陽市公安局長期負責干部人事工作。她為人正直，作風正派，工作敬業，對局內干部的情況非常熟悉，有“活字典”之稱。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劉麗英的一生，或許就是一位優秀公安人事干部的一生。在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疾惡如仇的劉麗英挺身而出，與“運動棍子”的胡作非為做了堅決的斗爭，遭到殘酷的打擊迫害，在運動中失去了丈夫、父親、母親三位親人。但這些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并沒有把她擊倒，反而淬煉了她的正直、正派和疾惡如仇的性格。所以，劉麗英在“文革”后走到紀檢崗位上，能夠義無反顧地與腐敗分子進行殊死的斗爭，成就了她一生最輝煌的時期。

詳細介紹公安系統內部“文革”運動情況

新中國的公安建設，是從東北各大城市的接管起步的。沈陽是中共繼哈爾濱之后接管的東北最大城市。沈陽的公安建設，可以作為新中國公安建設的一個縮影。

“文化大革命”把本不完善的法制建設“徹底砸爛”了。沈陽在“文革”中的法制破壞情況在全國是具有代表性的。聞名全國的“張志新案”就發生在這里。事實上，在遼寧被割喉處死的有30多人，張志新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锻禄厥住返闹黧w部分，是回顧沈陽市公安局的“文革”。以筆者所見，這是國內第一部比較詳細地介紹公安系統內部“文革”運動的書籍。

作者說：“在這場浩劫中，遼寧省是全國的‘重災區’，沈陽市公安局是遼寧省的‘重災區’，我家是沈陽市公安局的‘重災戶’。”這是作者的親身感受。各地的群眾組織一般是兩派，遼寧則是三派——“八三一”、“遼革站”、“大聯委”。“文革”十年中，遼寧省有兩萬五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平心而論，無論是造反動亂的持續時間、派性武斗的激烈程度，還是運動中致死的人數，遼寧省在29個省、市、自治區中并不算是最突出的。但遼寧省受“文革”極“左”路線影響深，階級斗爭抓得緊，還有自己的發明創造，是整人狠、跟風緊、出“經驗”的地區。在這個意義上，說遼寧是“重災區”，也是可以的。

作者為了寫回憶錄，搞清楚沈陽公安局“文革”的情況，曾專門派人到沈陽公安局查找當年的檔案材料。但軍管人員在從公安局撤離時，已將軍管時期的有關檔案銷毀了。作者與當年的老同志一起回憶，相互印證，反復核對，才復原了這段歷史。就這一點來說，這本書的出版，填補了沈陽公安史志的一段空白。

那時的劉麗英并沒有張志新烈士那樣的思想覺悟，沒有在政治上抵制“文革”錯誤的理論反思。她對“文革”運動的抵制是非常樸素的，只是出自人性的正直和良善。她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認定沈陽市公安局建國17年來的工作是正確的，相信沈陽市廣大公安干警是好的。對那些政治痞子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打倒一切、迫害干部的行徑，劉麗英認為這不是正派人所為，堅決抵制和反對他們。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被扣上“?；逝?rdquo;的帽子

據“兩案”審理時的不完全統計，“文革”中各地（除西藏外）受打擊迫害的公安干警達34481人，其中被拘捕判刑的1329人，被戴上“反、壞分子”帽子的3652人，被打死逼死的1257人，被打傷致殘的3624人。公安機關成為“文革”重災區，對敵的“刀把子”變成了對己的刀刃子，專政工具反被自己專政，這既是“文革”運動“打倒一切”的亂象表現，也是這場運動最吊詭的地方之一。

《往事回首》以樸實無華的語言風格，講述了作者親身經歷的沈陽公安局的“文革”運動，讓人們知曉了公安系統內部“文革”的一些觸目驚心的運動細節。對于作者家毀人亡、充滿血淚的這段經歷，讀者是無法等閑視之的。

沈陽市公安局市局的“文革”，幾乎是與文教藝術界同步開展的。“五一六通知”下達后，市局一些人就開始造反。他們張貼大字報，把一些干部的家庭出身、社會關系等問題公之于眾，無限上綱，肆意攻擊，制造單位內部的“反黨集團”。拋干部人事檔案，是機關“文革”的一個重要特點。劉麗英堅持干部工作的原則，抵制這種惡劣做法，因而被扣上“?；逝?rdquo;的帽子，多次遭到批斗。她第一次被戴高帽子批斗是1966年6月18日，恰好與北京大學的亂揪亂斗“牛鬼蛇神”的“六一八”事件同日，從此開始了她的“文革”煉獄。

紅衛兵運動興起后，市局的一伙造反派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在“鬧而優則仕”的運動邏輯下，這些煽動亂批亂斗的運動“鬧將”，都成了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造反派”；而反對亂批亂斗，堅持實事求是的同志，都被劃到了與造反派對立的“保守派”行列。劉麗英逆流而上，不顧個人安危，不當逍遙派，聯絡一些思想觀點相同的同志，與這批運動棍子進行堅決斗爭，公開揭露他們假革命真投機的嘴臉，所以被他們恨之入骨。

堅持不說假話，不誣陷他人

劉麗英是組織觀念很強的人。她曾多次到北京向公安部反映單位的情況，希望得到上級部門的干預。但是公安部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讓她失望而歸。

在這種沒有任何組織可以依靠的情況下，很多事情只有完全憑靠自己做人的底線。如她在回憶錄中所述，她與丈夫李文彬在運動中“沒有隨波逐流，沒有昧著良心，亂拋干部檔案，沒有揭發誣陷任何人，沒有說過一句假話”，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在運動中，要堅持實事求是，不說假話，實際上是非常難的。許多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在“文革”中也都經不起斗爭的考驗，亂咬亂攀，胡亂認罪，株連了許多人。諸如此類，運動中屢見不鮮。雖然事后人們會以“迫于壓力”予以解脫，但說到底，畢竟還是一筆良心債。

劉麗英夫婦在“清隊”中堅持“不說假話、不誣陷他人”，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丈夫為此付出了生命，她本人也遭受各種迫害，甚至一度萌生了以死明志的念頭。但她剛強地活下來了，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保持了人格尊嚴和氣節。這種寧折不彎、不向惡勢力低頭的正直人生，并不是一般人都能夠做到的。

抓得對，放得也對

在1967年的奪權運動中，“中央文革”認為各地公安機關支持了保守派，提出了“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對公安機關的奪權是通過軍事管制的形式完成的。軍人專了警察的政，“槍桿子”管制了“刀把子”?！锻禄厥住分信读嗽?ldquo;軍管會”統治下“砸爛公、檢、法”的一些情況，對了解這段歷史很有意義。

沈陽市公安局的“軍管”時期從1967年2月到1975年7月結束，長達8年多。軍隊干部不熟悉地方工作，不懂公安業務，但頭腦中階級斗爭的敵情觀念極強，把公安局看成是“叛、特、反”的黑窩，全盤推翻，換土改造。公安機關的“文革”運動，往往把對付罪犯的一套用到自己人身上，亂抓亂捕，斗爭的兇狠程度更甚于其他單位。劉麗英被戴手銬批斗，關押進監獄。劉麗英被放出來時，質問為什么關押她，得到的回答居然是： 抓你有罪，放你有政策。抓得對，放得也對。

對死者還要判刑的奇談

公安機關的“文革”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制造了許多通敵“假案”。1968年6月，“軍管會”將全市4500多名干警集中封閉起來，開辦“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制造出了兩個大假案，一是牽涉76人的“特務網案”，一是“爆炸市公安局大樓，暗殺軍管會首長案”。“軍管會”主任公然提出，辦案要“立足于有，著眼于是”，鼓勵辦案人員大搞“逼供信”。先后有813名干警被揪斗，434人被關進專政班，13人被逼自殺或折磨致死，53人傷殘。市局主要領導干部都被扣上“叛徒”、“特務”、“反革命”的罪名，被長期“軍事監護”審查。

《往事回首》提供了兩個老同志的回憶，真實地反映了在當時“逼供信”中遭受嚴刑拷打的情況。有一個老公安，已被折磨死了，但他們還不放過，又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判處死者有期徒刑5年，監外執行。這真是慘無人道的千古奇談。

在公安機關“軍管”時期，干警受到各種處分和處理的有384人。有2389名干警被趕出公安隊伍，到工廠當工人。430多名副科和19級以上干部連同全家趕到農村插隊落戶。“軍管會”領導人還決定把為公安局工作的五千多人的名單全部公布，使公安機關經營多年的秘密偵查力量毀于一旦。

“砸爛公、檢、法”的結果，徹底毀壞了本來就很不健全的法制，這是“文革”造成大規模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锻禄厥住放?，從1967年至1975年，沈陽市在“文革”中共造成冤假錯案3100多件，其中錯捕2500多件，錯判600多件，錯殺16人。

家破人亡的血淚經歷

劉麗英在“文革”中被搞得家破人亡，受到留黨察看、撤銷科長職務、降兩級工資的處分，被趕出公安隊伍，以走“五七道路”的名義下放農村勞動。當年曾廣泛流傳著三年取消“五七”干部工資的說法，就是要把他們徹底變成農民。劉麗英生長在城市，一家孤兒寡母被趕到農村，監管勞動，生活自理，房屋自建，其生活的艱難辛苦可想而知。書中如實地記載了她的這段生活，可作為如何懲罰干部的一個見證。

劉麗英在“文革”中的重重磨難，說到底也是“咎由自取”。在充滿假話的時代不說假話，在誣陷成風的時代不搞誣陷，在獸性張揚的時代，卻堅持實事求是的正直誠實，這是不識時務，是逆“文革”潮流而動。但恰恰是這種不識時務，讓我們看到了在滔滔動亂中的人性光輝，看到了在任何困境下也不能放棄的道德底線。

作為“文革”中受迫害的公安干警中的一員，劉麗英把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重新回憶起來，公之于眾，這不是為了卻個人的恩怨，而是為了全體在“文革”中被侮辱被傷害的人，提醒我們還有這一段不能忘卻的記憶。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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