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7）

關中模式與田園詩的幻象

關中地主少且小，但惡勢力多且大，半數的惡勢力又不是地主，其真相距離田園詩何其遠也！認識秦暉是在2004年，當時我們同在哈佛。緊鄰Cambridge的是小城Somervile，秦暉經常去這個小城的檔案館閱讀地方自治的檔案。秦暉的這個習慣實際上源于1980年代早期，雖然當時我還是一個少年，也充分領略了那個各種理論、概念旋起旋滅的“文化熱年代”，但時在陜西師范大學任教的秦暉已經常利用去關中各地函授站輔導的機會查閱了大量的地方檔案，尤其是土改前后乃至清代的鄉村社會資料。在那個“文化熱年代”，秦暉已經利用了計量方法來分析這些資料，研究農民問題，算是一個異數。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與夫人金雁合作的著作《田園詩與狂想曲： 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這本著作的舊版秦暉曾經在幾年前贈送過我，猶記當時我們還一起討論了清代的“原額人丁”、土地、賦稅等諸多問題。

可能與我的研究領域有關，我對這本著作最感興趣的就是秦暉提出的“關中模式”（“關中”指陜西省秦嶺北麓渭河沖積平原），其最顯著特征是“關中無地主”，絕大部分縣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不到0.23，地權極為分散，渭南地區80%的人口是中貧農，占有80%的土地，而在土改中被劃定的占人口2%左右的地主僅占有5%土地，其他地區情況相似。關中是自耕農的世界，占人口極少數的地主也非租佃地主，即不以土地出租為業，而主要是雇傭農業工作的經營地主，因此“關中無租佃”（佃農比例低）。按中國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觀念，經營地主應該與商品經濟的發達呈正相關，但關中的情況并非如此，且經營地主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也并不高于自耕農。

那時的劉麗英并沒有張志新烈士那樣的思想覺悟，沒有在政治上抵制“文革”錯誤的理論反思。她對“文革”運動的抵制是非常樸素的，只是出自人性的正直和良善。她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認定沈陽市公安局建國17年來的工作是正確的，相信沈陽市廣大公安干警是好的。對那些政治痞子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打倒一切、迫害干部的行徑，劉麗英認為這不是正派人所為，堅決抵制和反對他們。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那么這一個“無地主”、“無租佃”以自耕農為主體的關中社會是一個什么性質的社會？在《寶雞專區土改工作總結》中有一句結論：“沒有地主的鄉村同樣有封建勢力。”當然“封建”一詞有太多的歧義，如果我們將它理解為一個缺乏法治、以官僚、權勢為本位的社會，那么這個結論是非常正確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描述的是一個自耕農為主的田園詩社會，是一個民風淳樸，自耕自食，與世無爭的桃花源，無地主、無租佃的關中似乎與之很吻合，但事實卻遠非如此。關中充斥著混跡于黑白兩道的惡勢力，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無惡不作，但他們卻并不擁有眾多的土地，只擁有相當于普通農民的土地規模，因此在土改中關中有“冷分地、熱反霸”的特點。這是因為民國時期的關中土地賦稅很重，再加上各種攤派，有的地方一畝土地的賦稅與地租率持平，除非有特權規避土地稅，否則在這種情況下出租土地并無利潤。因此關中的地主幾乎都是地方權勢人物，先有權勢后有土地，否則不是因為沉重的賦稅就是因為被惡勢力欺壓、盤剝而無法維持。

沒有權勢不可能成為地主，反過來，有了權勢未必要成為地主，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盤剝、欺壓平民來獲得利益，而不需要通過自己的土地經營。關中地主少且小，惡勢力多且大，半數的惡勢力又不是地主，這是導致關中無地主、無租佃，是一個自耕農為主體的原因，其真相距離田園詩何其遠也！

由于惡勢力的存在，普通民眾的財產缺乏合法、有效的保護，因此無權者無法進行積累，有權者因隨時可以剝奪平民的財產也不需要進行積累，秦暉寫道：“這就使得關中地區彌漫著一種積累欲貧乏而消費欲高漲，競爭意識淡漠而身份意識強烈，人人都在等級壁壘中混日子的文化氛圍”，如今讀到此段文字，尤為觸目驚心。

黃宗智認為“過密化”（involution，即隨著勞動力不斷投入而發生的邊際報酬遞減）是租佃制或小農制的現象，經營性的地主經濟并不存在這一問題，因為經營地主可以辭退雇工，而前者卻不能“辭退”家庭成員。但關中地區并非如此，關中的一些經營地主在生產中的勞動過度投入與邊際勞動報酬遞減很可能比當地的小農還高，因為雇工對于地主來說“不用白不用”，在這種情況下，就如俄國農民經濟學家恰亞諾夫所指出的，勞動力不會被作為成本要素在農戶的經濟核算中考慮，勞動力的使用當然也不受邊際勞動力報酬遞減與比較效益原則約束，只要總產量大于零，在勞動者能承受的極限內就要充分使用他們。

近年來也有學者對“關中模式”提出了質疑，其中胡英澤利用新發現的地冊以及田野訪談，對秦暉利用過的清初至民國年間關中東部的地冊再研究，認為并不能推導出清初至民國存在“關中模式”。秦暉在新版的序言中對此做了較詳細的回應，仍然堅持關中的地權非常分散。因為我沒有具體利用這些資料做同樣的研究，因此無從判斷兩者是非，但是根據土改資料，1940年代確實存在著地權分散的“關中模式”，除非此前發生過土地分配的重大變化，否則從邏輯上講，“關中模式”在清代與民國時期也應存在。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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