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12）

尋找“總理遺言”案的真相

在袁敏筆下，這樣一場看似喜劇結尾的故事，卻漸漸透出一種深重的悲劇意味。1976年新年伊始，周恩來去世，拉開了一場大戲的帷幕。在這個各類社會活動全由政府統一安排的國度，突然出現了大規模的民間吊唁活動，一時間，滿大街都是臂戴黑紗、胸佩白花的人，一些單位和個人自發地扎花圈、搭靈堂、寫悼文、讀祭詩……到了周恩來出殯的那一天，更是神州萬里淚雨滔滔了。任勞任怨鞠躬盡瘁的“人民的好總理”去世，觸動了最敏感的社會情緒。從最高當局，到底層民眾，似乎都看懂了這種悲情的意味。一場悼殤，彌漫出了火藥味。

此刻，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整整十年。這場運動，和以往所有的運動不同，不光殘酷打擊了那些傳統的階級敵人或異己分子，還大規模地傷及政權內部的中堅力量。整個社會的怨懟情緒，洶涌又復雜。社會分裂已經公開化，不同的人群，對時局走向做著不同的解讀和預測，并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訴求，寄于不同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群體——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四人幫”、軍人集團或各種面目未明的社會力量……八億神州，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心情舒暢面色明朗的。

袁敏的《重返1976： 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就是從“文革”時候開始寫的，它像一束光柱回打過去，照亮舞臺一角，幾個二十啷當的小青年上場了——蛐蛐，瓜子，阿斗，晨光，大耳朵……除了蛐蛐這個高知子弟，其他幾個都是紅色后代，他們有的當著工人，有的還在兵團或農村插隊，他們像許許多多被那個浪漫主義革命美學養育出來的青年一樣，身在江湖，心系魏闕，關注時政，縱論天下，他們熱血澎湃，渴望過一種崇高美麗的生活。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周恩來的去世，使這群年輕人一直處激動之中。于是，那個叫蛐蛐的青年才俊，在大家多日的議論中得到啟示，杜撰了一份“總理遺言”。這是一篇不足千字、以周恩來的口氣寫給毛主席、黨中央的文字。“遺言”豁達又堅定，溫暖又感傷，除了周恩來一貫對于主席的愛戴和尊崇，還表達了對當時幾乎所有在位的中央領導人的囑托與期望（王洪文、葉劍英、朱德、鄧小平、張春橋……）可以說是一篇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的典范文章。蛐蛐沒有告訴大家這是自己的“作品”，大家看了之后，萬分激動地將其在親友間傳布出去。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一篇游戲文字，會釀成一樁席卷全國的反革命驚天大案，其實，說它像古時的“偽托”，都有些過分，它更像一份給周恩來在這個時代情景劇中代擬的一段多少有些矯情的臺詞。但是，在1976，這份“總理遺言”，像一粒星火落在干草堆上，瞬間在全國燃起熊熊地火，被各方都做了過度的解讀。

正當蛐蛐們為那一篇“杰作”不斷產生著巨大影響激動不已的時候，這一群人，連同被認為相關聯的父母親友，一個一個遭到了秘密抓捕——作者的哥哥、父親和姐姐，蛐蛐和他在杭州市第一醫院當院長的父親；阿斗和他同為領導干部的父母親，蛐蛐前女友的父親、省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其中一些人很快送到了北京。開始了短則數月、長則近兩年的拷問與監禁。如果沒有10月6日的粉碎“四人幫”，他們有的就要人頭落地，有的大約會老死獄中了。他們被陸續釋放，然后是帶尾巴的平反，然后又徹底平反，不久被譽為“反‘四人幫’”英雄，1980年代之后，他們各自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但是在袁敏筆下，這樣一場看似喜劇結尾的故事，卻漸漸透出一種深重的悲劇意味，主人公們雖然走出了高墻，但身心都已經受到巨大的傷害，至今未能平復。蛐蛐在監獄中因失眠開始服用鎮靜藥物，從此這類藥物伴隨了他一生，并徹底摧毀了他的肉體和精神，今天已經變成一個在輪椅上昏然度日的老人。所有涉案人，直到現在，也不愿再回望那一段撲朔迷離刻骨銘心的日子。那似乎成為一塊不可揭開的歷史傷疤。

《重返1976： 我所經歷的“總理遺言”案》對這樣一段生死劫難，有著細膩生動的描寫。盡管作者袁敏與案中人有著密切的關系，帶有濃郁的情感傾向，但是她盡力護衛著歷史的真實。她的文字溫婉而理性，細膩而不瑣碎，她以女性的敏銳、學者的執著和編輯的嚴謹，努力進入到歷史的細處和人心的深處。她沒有滿足于當年的敘說，而是竭力從已經固化的言說中，尋求那些被遮蔽的東西。她像一個古籍修繕者，從一塊塊殘片中，拼接出一些可以讀出意義的頁面，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看出一些被時間、宣傳和記憶涂改過的歷史原貌。她遇到了很多沒有意料到的困難，一件被那么多當事人在無數次訊問、交代、搜腸刮肚的回憶中陳述過的事件，今天說起來依然迷障重重，是遺忘？是不得不遺忘？當年那些最要命的“惡攻”罪名，控辯雙方似乎都無意再提，這一樁全國大案，它最真實的背景是什么？

我曾寫信給袁敏：“當年的審查報告有無完整的版本？這個案子的卷宗你看過嗎？干預和控制這個案子的最高當局是誰？有無當年的相關文件？蛐蛐等這些涉案人是否在當年做過某種程度的保密承諾？”

袁敏復信說：“你提的問題也是我在采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努力想逼近并尋求答案的問題，但我無功而返，文件自然無法看到，就是案件真正的來龍去脈實際上至今仍舊是個謎，惟一可能了解真相的蛐蛐兒對此至今仍然沉默。是因為你說的保密承諾還是他本人不愿意說，不得而知。這就是有媒體說我最終還是沒有打破歷史的迷墻，而我撰文回答： 歷史的迷墻有時不必打破。因為歷史的話語權不在小人物手里，我已經是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了。”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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