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13)

張充和的例子,實不足說明傳統的文化,是可延續于現代的。

文人傳統的絕唱

張充和的例子,實不足說明傳統的文化,是可延續于現代的。這冊精美的小書,頁碼不過200余,前冠余英時先生一長序,后綴作者憶往的文字兩篇,與編者白謙慎教授的一短跋。余下的篇幅,便是標題稱的“詩書畫”了。“詩”乃合詩、詞而言,皆作者手錄。“書”有手卷、扇面、對聯、題簽、手稿諸形制,始于抗戰,終于2003年。畫則是半個多世紀來,作者“偶涉丹青”的鴻痕;一“詩書畫合璧”的冊頁38開,最為巨制。此外又有作者常用印的印文兩頁,張充和60余年的筆墨生涯,可略見于此。

張充和生于1914年,即清垮臺的第三年。曾祖張聲樹,乃晚清著名人物;他初由淮軍起家,后官至兩廣總督,通商事務大臣。因家族“老派”,張充和在新式教育盛行的民國初,卻在家館中受教育,教育的內容,當無外書法(當時叫“寫字”)、古文辭等。16歲時,她方于蘇州上新式學堂,爾后入北大國文系(1934年),甫一年,又病休回蘇州。則知她的正式教育,是在老式家塾里完成的。這教育的經歷,一方面在她身上,烙下了傳統文人的印記,另一方面,也涂就了我們后來心目里“張充和形象”的底色。

張充和步入公共文化生活,乃受時代影響。1939年,內地失陷,她漂泊西南,于重慶謀得一些文化差事,其間以詩詞、昆曲、書法等才情,見知章士釗、沈尹默、喬大莊等諸老宿,并在詩詞、書法上,于沈執弟子禮,受濡染甚深。光復后,張充和先返蘇州,后于1947年,任北大書法、昆曲講席,其間得識西語系執教的德國學術世家Frankle家的一子弟,即后來美國漢學界的名宿傅漢思教授。兩個世家子,一東一西,于翌年結為秦晉。又一年,大陸鼎沸,張充和隨新婚的丈夫,避居美國,從此浮家成久客,執教美國東西兩岸,直到1985年,由耶魯美術學院講席上退休為止。退休前后,張充和曾賦《浣溪紗》云: 暫別成真隔世游,離家無復記春秋,倩誰邀夢到蘇州。

月滿風簾慵理曲,秋深煙渚怕登樓,也無意緒蘸新愁。 頗見久客懷鄉者的心緒。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古代稱文人的極致,在“詩書畫三絕”。單以詩名,自無妨其“文”,但終不若兼擅書、畫為“韻”。至若單以書名、或畫名,則又下之一等,乃至有“匠”的嫌疑。其中的緣由,自有“文字中心”的社會對待不同知識門類時的“勢利”,從另一面講,卻也有合理的地方。蓋詩、書、與畫,按舊傳統的要求,都是文人“自我表達”的工具。論表達的強度與真切,視覺的書、畫,是皆遜于文字的詩的。又書畫的目的,既不像西洋那樣,被設定為形式的創造與征服,而是人格、精神在一時感興下的寫照,那么書畫家的人格、精神,就必可欣賞。而論可欣賞,孰若富情趣、善感興的“詩人”?故無詩人之懷者,古中國往往不推尊為好的書畫家。明白這道理,也就明白今天一些書畫家們,何以詩不妨“鉸釘”,吟不妨“狐鳴”,卻一定要作詩,或電視鏡頭前吟詩。

人稱梁漱溟乃“最后的儒”,比照這稱謂,張充和可稱“最后的文人”。她兼擅詩、書、畫,可稱三絕。如這冊里的詩,便有明清神韻派或梅村體的清新與流麗,詞則有清真的調子。冊里的書法,有楷、行、章草、今草諸體,但以小楷最多、最精好。揣其筆意,似得力于清代王寵者為多,但于王寵的安詳外,尤多天趣與活潑。畫雖逸筆草草,章法簡略,但一片天真之氣,最為難能。古人說,書畫為心之像。這一組書畫,連同其前的詩一起,是比任何照片更使人想見張充和其人的。

已故傅漢思教授在一本詩歌集的致謝辭里寫道: 我妻子體現著中國文化中那最美好精致的部分。書畫集的編者白謙慎教授,又對此評論說: 不曾在西方生活、不曾在西方漢學領域工作過的人,很難真切地理解這句評語的含義與分量。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有一些糟粕。不管出于何種目的,西方人對這些糟粕的描寫,都會給中國文化帶來負面印象。這話里的話很多,非一言能盡。僅就可上臺面的講,傳統文人的行為方式里,似有“名士的”與“雅士的”兩橛。“名士”的特點,乃肆情,任性,于禮法、規矩、與雅道等(即那些在我們觀念里,可與“文明”畫等號的因素),不盡能守,其極端者乃至蔑棄。雅士則相反。他們謹禮法,重雅道,于事于物,皆有棄離粗鄙、致力精微的傾向。用現在的話說,可謂一代表了“原始主義”,一代表了“文明主義”。倘不失度的話,兩者可說都體現了“中國文化最美好、最精致的部分”。但“名士”過了頭,其弊在“野”;雅過了頭,其失在“偽”。由我與美國人的淺薄的接觸看,“雅”的一橛,在他們是不難解的,其不易解者,是“名士”的一橛。其緣由固有文化的隔膜,卻也因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任務,乃在破立之間,故文化與政治的領袖,便多有“名士”派者,如魯迅、毛澤東等。君子德風;風及“小人”,分寸把握不好,那結果就是“野”。故傅教授的話,自有隔膜的成分,卻也因為在一片“野風”中,張充和的雅人深致,可尤顯得珍貴,也尤可為矯正“野”的一力量。

但無論名士與雅士,已皆非今天之所需了。在現代乃至后現代的今天,名士或雅士的胸懷,都無法處理眼前的經驗。張充和生于舊的官宦世家,幼年接受傳統教育,長大后與往還的,又多舊文人,故以傳統的襟抱,對現代的江山,自有其不能止者。但她的例子,實不足說明傳統的文化,是可延續于現代的。因此,這一冊詩書畫集,視為文人傳統的絕唱則可,視為傳統文化可嬗變于現代的一證據,我必期期以為不可。

2008年,我閑逛到耶魯,蒙謙慎兄為介,得拜謁作者于耶魯郊外的住宅。記得入門后,謙慎兄徑呼“充和”,我則稱“張先生”,忘了誰說我應叫“師姐”(因為我也出身于北大中文),還有人呼“老太太”。一時稱謂大亂,我頗感其窘。張先生卻不以為瀆亂,凡呼必應。今讀集內多寫于顛沛中的法書,于其恬淡、自足的筆劃里,又仿佛看見了張先生在我們一通胡叫中的淡淡神情。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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