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合法，反對非法，制裁暴力 ——對近兩年群體事件新變化的認識

編者按：單光鼐先生是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長期從理論和實證層面研究群體事件與社會運動的起因、特點、演變與應對之策。2009年以來，南方周末先后刊發過單先生的《2009年群體性事件全解析》、《關鍵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官民良性互動》等文章，對事關社會穩定的群體事件及時做出分析和預判，以建設性的態度，提出著眼長遠的解決之途。本期刊發作者對2011年到2012年群體事件的解析和建言，供讀者參考。

我一直提倡，不要過度政治化解讀群體事件：現階段大多數群體事件都是追求具體民生訴求，并不企圖用體制外行動謀求體制內權力的再分配。這是應對群體事件的認知前提，應對之策應來源于此。

實現“中國夢”需要經濟發達、官吏清廉、政治昌明、社會和諧的寬松社會環境。我們應緊隨社會發展的變化，適時開啟針對群體事件管理的法治實踐探索：認真依照憲法精神，尊重公民表達的權利。

我們應采用逐步縮小限制范圍的漸進辦法，逐步放松限制，以求得社會穩定和民眾維權間的平衡。我們追求的目標應該是：保障合法、反對非法、制裁暴力。

第一部分：新變化，新周期

放進較長的歷史視野來看，這兩年群體事件仍保持在廣義社會運動的“初始狀態”階段。行動者認同既有社會體制，但使用體制外的手段表達訴求，借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多數群體事件，仍表現出如下特點：參與主體主要是弱勢群體；起因是“利益損害”等因素；屬被動反應；多是地方事件；是節制的“常規性”抗爭。

但是，倘若近距離地透過田野考察，又會發現，近兩年的群體事件與過去20年也有明顯差異：

1.群體事件重心東移

過去一些年，多數大規模的暴力群體事件發生在中西部地區的縣城或鄉鎮。這兩年盡管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也發生群體事件，但東部地區的數起群體事件更引人注目，影響更大。如2011年：上海港豫、魯籍集裝箱卡車司機罷工（4·20）；廣東潮州古巷鎮事件（6·6）、廣州增城大墩村事件（6·10）、大連民眾抗議PX事件（8·14）、浙江湖州織里鎮事件（10·26）、廣東汕尾烏坎事件（9·21）以及這兩年在上海、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出現的眾多勞資糾紛事件等。

東部地區經濟發達，對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更敏感；目前面臨的社會問題遠較中西部地區更尖銳；東部地區在改革開放的諸多領域“先行先試”，很多矛盾也率先積累爆發；土地等基本生產要素資源遠較內地稀缺，爭奪更甚；大量流動人口存在，社會管理問題多；中小企業融資難，產業轉型升級難；國內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升，勞資關系趨緊。這些均導致東部地區群體事件增多。

2.以地域關系互劃界限的族群械斗

2011年后，東部沿海地區發生數起以“外地人”和“本地人”互毆為主要特征的群體事件。沖突主體仍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但已不同于舊時的“土客”之爭，也不是大姓豪族倚強凌弱的宗族械斗。

外來務工者和當地人的沖突，是城鄉、窮富差異形成的雙重歧視造成的惡果，外地人無法分享當地經濟發展的成果。外地“鄉下人”以相同的生活經歷，在異地尋找“命運共同體”的認同；以省籍為標識，尋找“地域共同體”的認同。這些“想象的共同體”，形成“我們”的觀念。在制度化歧視下，產生了“拒斥性認同”，以省籍建構壁壘，對抗歧視、欺壓和盤剝。

3.同鄉會、宗族組織成為動員工具

其一，同鄉會。2011年4月，魯、豫籍集裝箱卡車司機依憑地域化的幫會聚集停工，發生上海港“4·20”事件；2011年6月，潮州古巷鎮農民工討薪反遭老板親戚砍傷，受害人轉而向同鄉會求助，同鄉會利用族群動員方式向政府“討要說法”，地域意識下強烈的排他性組織形式，將勞資糾紛引發的治安案件激化為撕裂社會的族群沖突；農民工抱團取暖的自發組織還有另一種以工友形式組成的兄弟會，它的規模較同鄉會大，且跨廠、跨籍貫地域限制。它常使用與黑社會相似的威脅、訛詐和報復等手段，為工友提供保護，收取保護費。

其二，家族組織。在湖北利川“6·9”事件和貴州黔西“8·11”事件中，短時間能聚集大量人群，就展示了當地大姓、望族過去不為人知的動員能量；在多宗族的烏坎村，過去各家族有強弱之分，不時還有齟齬，但依舊在團結合作的狀態下，全村所有姓氏按比例推選、選舉村民代表，組成“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領導了維權集體行動。結構化的組織促進了村民的廣泛參與、形式的創新和快速的決策。組織化程度之高，令人驚詫。

4.中產階級的集體行動凸顯集體焦慮

物價、房價高企，財產性收入縮水，以及嚴峻的食品、交通和環境狀況，中產階級壓力山大。除一部分人循“技術移民”等途徑遠走他國，更多中產人士采用“在線”或“線下”的多種形式表達他們對未來的擔憂。這在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士和中小企業主等身上表現尤為突出。

律師團現象。2011年4月，李莊案第二季開始，6月北海律師案發生，律師自發組團，集體發聲，要求維護司法公正；聶樹斌案、李昌奎案和藥家鑫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