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讀書》不可承受之重
《讀書》就像盞阿拉丁的神燈，每個人都以為搓它一搓，就能滿足自己的三個愿望。
大概沒有其他雜志能夠像《讀書》這樣了，換個編輯也成大事，要勞動同行為它辦專輯，還在網上的論壇爭論，把一次人事變動當作一個時代的轉折。
從今年９月開始，我們就不會在《讀書》雜志的編輯表上看到汪暉和黃平這兩個人的名字了。做了十年多的執行主編，他們把全中國最多人看也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刊物變成了最有爭議的一塊陣地。在他們的主持下，《讀書》不只討論話題，它本身就是一個被人討論的話題，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很多人口中的“看不懂”了。
我有不少朋友都說自己很久沒有看《讀書》了，理由就是看不懂上面刊的文章?！蹲x書》真有那么難懂嗎？我這些朋友都是飽學之士，如果連他們都看不懂，還在買《讀書》的那十來萬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其實“看不懂”往往只是一個模糊的說辭，它真正的含義或許是“拒絕看懂”，也就是不想花時間和腦力去搞懂自己本來絕對有能力明白的東西。而這種“拒絕看懂”的態度背后又有好幾種可能。一是《讀書》常發的文章都不屬于自己感興趣的范圍，就好比一個對國際政治不感興趣的軟件工程師也可能“看不懂”巴基斯坦的政局分析。二是《讀書》果然變了，它關心的題目和它進入這些題目的方式確實和十年前不一樣了，說得再嚴重些，這可能是場典范的轉移，于是老讀者們就覺得自己跟不上時代潮流了。就像一個傳統左派過去談到什么都說是“意識形態”，他今天可能就很不明白為什么大家都在講“話語”和“論述”了。
還有第三種可能，那就是實實在在的風格問題。你看慣了十年前沈昌文主編的那種文人趣味，自然會嫌今天的《讀書》學術味太濃，政治關懷太強。文人趣味雖然也不是人人欣賞得了，但是學術的東西似乎更遠離群眾，政治的東西似乎更叫人覺得沉悶。所以在很多老讀者看來，不是他們拒絕了《讀書》，而是《讀書》拒絕了他們。如果他們愿意，他們應該也能看懂，只不過他們不想把精力花在《讀書》上；真要深入鉆研后殖民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方案，他們何不直接去讀有關的專著和學報呢？在他們的心目中，《讀書》不該是這樣的一本雜志。
那么《讀書》應該是怎樣的一本雜志呢？這就牽涉到預期的問題了。編輯的預期與讀者的預期。
身為一個老讀者，我覺得汪暉和黃平其實干得不錯，讓我知道了不少中國學術界的新動向，和某批知識分子關心的新課題。但是我發現我很難準確地定位它。有人說它是中國版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但它又還有陳四益的漫畫與幾位上一代作者的憶往札記散文雜說?？磥聿恢蛔x者們緬懷昔日的好風光，連編輯也不能斷然割舍過去的寶貴遺產。你把它當成書評雜志吧，偏偏它的書評比例又少得很。它是份針對一般有教養的讀者的文化刊物嗎？有時候它又有一兩篇學術論文，而且文字也不清爽利落。它是個學術論壇嗎？認真計較起來，《讀書》恐怕還不夠嚴格。
細看種種關于《讀書》的非議，你就會發現那都是大家投射的期望。批評它被“新左派”把持占據，不夠寬容，你就是在期望一份完全公開不設立場的知識平臺。雖然這是不可能的幻想。批評它的文字太過生硬風格太過學術，你就是在期望一本類似《紐約客》的文人刊物。批評它的書評數量太小種類有限，你就是在期望一本像《泰晤士文學增刊》或《紐約書評》那種正宗書評雜志?！蹲x書》就像盞阿拉丁的神燈，每個人都以為搓它一搓，就能滿足自己的三個愿望。我覺得它真正的毛病就在于這十年里想要滿足的愿望太多，編輯的志向固然大，讀者們更是欲望無窮，于是走起路來左搖右擺把持不定。這讓我想起了很多人欽羨的《紐約書評》，其實它也飽遭惡評，其中一條罪名就是說它的立場太鮮明，不夠開放，作者來來去去就是那么一堆人。所以有人戲稱之為《紐約彼此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Each Other Books），今天你評我的書，明天我評你的書，你來我往，不亦樂乎。但是四十年下來，它就是堅持自己，于是才有一批偏向歐洲新左的作者投向了銳氣更盛的《倫敦書評》。
為什么我們大家都把自己心目中的雜志加到了《讀書》頭上？這些愿望是怎么來的呢？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空間太過匱乏？或許這才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作者為香港專欄作家、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
從今年９月開始，我們就不會在《讀書》雜志的編輯表上看到汪暉和黃平這兩個人的名字了。做了十年多的執行主編，他們把全中國最多人看也最有影響力的文化刊物變成了最有爭議的一塊陣地。在他們的主持下，《讀書》不只討論話題，它本身就是一個被人討論的話題，其中一個話題就是很多人口中的“看不懂”了。
我有不少朋友都說自己很久沒有看《讀書》了，理由就是看不懂上面刊的文章?！蹲x書》真有那么難懂嗎？我這些朋友都是飽學之士，如果連他們都看不懂，還在買《讀書》的那十來萬人又是些什么人呢？
其實“看不懂”往往只是一個模糊的說辭，它真正的含義或許是“拒絕看懂”，也就是不想花時間和腦力去搞懂自己本來絕對有能力明白的東西。而這種“拒絕看懂”的態度背后又有好幾種可能。一是《讀書》常發的文章都不屬于自己感興趣的范圍，就好比一個對國際政治不感興趣的軟件工程師也可能“看不懂”巴基斯坦的政局分析。二是《讀書》果然變了，它關心的題目和它進入這些題目的方式確實和十年前不一樣了，說得再嚴重些，這可能是場典范的轉移，于是老讀者們就覺得自己跟不上時代潮流了。就像一個傳統左派過去談到什么都說是“意識形態”，他今天可能就很不明白為什么大家都在講“話語”和“論述”了。
還有第三種可能，那就是實實在在的風格問題。你看慣了十年前沈昌文主編的那種文人趣味，自然會嫌今天的《讀書》學術味太濃，政治關懷太強。文人趣味雖然也不是人人欣賞得了，但是學術的東西似乎更遠離群眾，政治的東西似乎更叫人覺得沉悶。所以在很多老讀者看來，不是他們拒絕了《讀書》，而是《讀書》拒絕了他們。如果他們愿意，他們應該也能看懂，只不過他們不想把精力花在《讀書》上；真要深入鉆研后殖民研究和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方案，他們何不直接去讀有關的專著和學報呢？在他們的心目中，《讀書》不該是這樣的一本雜志。
那么《讀書》應該是怎樣的一本雜志呢？這就牽涉到預期的問題了。編輯的預期與讀者的預期。
身為一個老讀者，我覺得汪暉和黃平其實干得不錯，讓我知道了不少中國學術界的新動向，和某批知識分子關心的新課題。但是我發現我很難準確地定位它。有人說它是中國版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但它又還有陳四益的漫畫與幾位上一代作者的憶往札記散文雜說?？磥聿恢蛔x者們緬懷昔日的好風光，連編輯也不能斷然割舍過去的寶貴遺產。你把它當成書評雜志吧，偏偏它的書評比例又少得很。它是份針對一般有教養的讀者的文化刊物嗎？有時候它又有一兩篇學術論文，而且文字也不清爽利落。它是個學術論壇嗎？認真計較起來，《讀書》恐怕還不夠嚴格。
細看種種關于《讀書》的非議，你就會發現那都是大家投射的期望。批評它被“新左派”把持占據，不夠寬容，你就是在期望一份完全公開不設立場的知識平臺。雖然這是不可能的幻想。批評它的文字太過生硬風格太過學術，你就是在期望一本類似《紐約客》的文人刊物。批評它的書評數量太小種類有限，你就是在期望一本像《泰晤士文學增刊》或《紐約書評》那種正宗書評雜志?！蹲x書》就像盞阿拉丁的神燈，每個人都以為搓它一搓，就能滿足自己的三個愿望。我覺得它真正的毛病就在于這十年里想要滿足的愿望太多，編輯的志向固然大，讀者們更是欲望無窮，于是走起路來左搖右擺把持不定。這讓我想起了很多人欽羨的《紐約書評》，其實它也飽遭惡評，其中一條罪名就是說它的立場太鮮明，不夠開放，作者來來去去就是那么一堆人。所以有人戲稱之為《紐約彼此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Each Other Books），今天你評我的書，明天我評你的書，你來我往，不亦樂乎。但是四十年下來，它就是堅持自己，于是才有一批偏向歐洲新左的作者投向了銳氣更盛的《倫敦書評》。
為什么我們大家都把自己心目中的雜志加到了《讀書》頭上？這些愿望是怎么來的呢？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空間太過匱乏？或許這才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作者為香港專欄作家、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