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一九五五年險境中的梁思成

一

艱難度過1954年之后，身處斗爭布局中的清華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依舊不得輕松，依市委旨意行事的學校黨組織加大了“圍剿”力度。1955年1月市高校黨委會內部發布本學年度工作要點，頭一條就是：“推動有關各校根據本校實際情況適當地開展對梁思成、杜威、胡適、梁漱溟、王斌、胡先凖等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梁思成的名字被列在打擊名單的首位，居然排在胡適、梁漱溟之前。

在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熱潮中，批梁思成應該是中共高層的集體意見，其中毛澤東的看法至關重要。毛與梁有著復雜、微妙的交集關系，在一般情況下毛對梁是看重的，給予相當的禮遇。梁思成的學生楊鴻勛告訴筆者：“梁先生高興時講，毛主席從蘇聯回來，車站人山人海，排了長隊迎接。見到梁先生，毛主席停下來握手說，‘梁先生最近身體可好……'毛這一代人崇拜康、梁，覺得康、梁國學底子好，懂得外國情況。毛親自過問梁這個統戰對象。梁先生回來說得很激動，‘跟那么多人握手，在我面前竟然停住了。'”（楊鴻勛2002年3月1日口述）

但是一旦梁思成竭力堅持的北京城市規劃與毛澤東的發展愿景相沖突，毛的惱恨與不滿也是相當明顯的。時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于光遠回憶說，梁思成作為文物專家，對黨和政府機關設在中南海有意見，認為不應該在皇家花園這樣旅游的地方辦公，在日壇附近搞一個政府大院辦公即可，北京市民可以到中南海走走。毛對這種意見不高興，說這不是要把我趕出去。

在1955年初的一次中宣部部務會議上，陸定一傳達政治局討論開展學術批判運動的精神，在談到批判建筑思想時，毛澤東說大屋頂既費錢也不好看。事隔四十多年，于光遠還記得當年陸定一布置任務的情景：“陸定一說了，就幾句話，‘中央開會了，主席主張批判。于光遠，你跟彭真說說，把這事抓起來。'批梁是毛澤東提出的，毛是有這個意思的。陸定一不熟悉建筑思想問題，就請彭真負責抓。我們組織一批人在頤和園、暢觀園寫批判文章，知道梁思成看不起我們這些人，我們就發憤地寫東西。所有的文章在《人民日報》排了大樣，沒有拼版。當時對梁有壓力，他一下子檢討，就算了，沒有按原計劃發表。但有一兩篇漏網，見報了，屬于個人行為，我們批評是無組織無紀律。”（于光遠2002年3月8日口述）

當時確定由建工部出面開會，借機把這一組批判文章小樣事先給梁思成看。梁當然明白這種批判陣勢的含義，順勢做了一份深刻檢討。參與此次活動的清華建筑系總支書記劉小石談及當時箭在弦上未發的情形：“后來沒過幾天，彭真召集張大中、周游和我們幾個人，說，‘梁先生的檢討，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說，梁先生都投降，就別批評了。'彭說，你們起了作用，文章給他看了，他也寫了檢討。他又說，人（指梁）是愛國、真誠的。”（劉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那一年大批胡適、胡風、梁漱溟，緊接著又有批梁思成的動作，社會上就有了“二胡二梁”的說法。但對梁思成的公開批判并沒有大規模的啟動，高層確實有了慢剎車之舉。彭真在多種場合幾次為梁解脫，強調胡適、胡風、梁漱溟三人是政治問題，而梁先生是學術問題。

對于這一次險況，梁思成本人有切身體會，他跟親近的學生私下談過。“后來聊天，梁先生跟我們說，‘差一點變成二胡二梁，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學生楊鴻勛2002年3月1日口述）

在1957年6月、7月間舉行的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已經逐漸積郁了不安、惶恐的反右斗爭氛圍，人人都趕著爭取在大會發言中表態，取得有利的政治位置。梁思成以《我為什么這樣愛我們的黨》為題發言，全面歌頌了共產黨的領導成就，開頭就直接說：“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已經養成了對黨的百分之百的信心了。&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