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精選】說“皇恩大赦”

國際新聞中最近有個熱點：“李明博卸任前特赦貪官犯眾怒。”李明博在職期間已經有過6次特赦了。特赦本來是國家元首的法定權力，這次因為特赦人員名單中可能有他政治盟友，因而干犯眾怒。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臺灣新聞界也向吳敦義問起馬英九是否考慮了大赦、特赦。吳回答，尚未議及這個問題。他又說“如果要減刑，實施對象也不會包括死刑，以及強奸、貪污等‘人神共憤'的犯罪者”。

赦免罪犯這一類詞匯，對大陸人已經很陌生了。最近的一次“赦免”是在1975年3月17日特赦全部在押“戰爭罪犯”。這距今已經35年了，四五十歲以下的人們大多沒有聽過“恩赦”“赦免”“大赦”這些詞匯了。

古代的中國不是這樣，“大赦天下”是經常出現的。自秦以來的2000年中竟大赦1200多次，如果再加上曲赦（對特定地區放赦）、別赦（個別赦免）、減等、贖罪、德音（與減等相似，死刑改流刑，流刑改徒刑，徒、杖、笞則全部赦免）等減寬措施，絕不下于2000次 ，平均每年一次，極其頻繁。

魯迅先生《風波》的背景是溥儀在張勛支持下演出的一場復辟鬧劇。小說中寫道，當“皇帝坐了龍庭了”的消息傳到紹興鄰近小村時，七斤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皇恩大赦”這個本屬皇帝操作的政治行為，連一個不識字的普通農婦也都理解，而且贊揚脫口而出，仿佛她多關心這件事似的。其實她家里既沒有在押的親人，也沒有通緝對象。她的關心，只是一種習慣性的反應。在特定的時間里如果某類事情頻繁地重復出現，這就會在受眾的心理上形成一個“動力定型”。千百年來，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現實如此，通俗小說與戲曲中也這樣寫、這樣演，久而久之，普天下的百姓也知道這個規律了，因此七斤嫂的這句無意之語，恰恰說明了“登基”與“大赦”的必然聯系已經深入人心了。老百姓也把它當作一件好事來歡迎，因為大赦不僅事關犯罪人員，有時他們也會得到些好處，如減免租稅等等。

1. 赦罪溯源

犯了罪、被發現而判刑，照道理說這是彰顯公義的大快人心之事，為什么還要赦免那些罪有應得之人呢？這不是與懲罰構成了悖論了嗎？否。法律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產物，文明社會里對于犯罪懲治已經不是單純的報復和血仇。它是具有多種功能的實現社會有效控制的一種懲戒機制，因此也就有了與懲治相反的赦免。當然，不是一有法律，人類馬上認識到這一點的，赦免制度并非是伴隨著法律產生的。

宋仁宗嘉二年（1057）科舉考試，主考官是歐陽修，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篇考卷（考生糊名的）中有云：

《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意思是說：獎勵如有可疑，應該從寬給予，以推廣恩澤；如果懲罰有疑，則應除去，涉及懲罰一定要慎重。帝堯之世，皋陶做法官，每次用刑殺人，帝堯都赦免，皋陶三次要殺，帝堯赦免三次。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堅持執法的堅定，也感念、感謝帝堯仁愛心懷。歐陽修很欣賞這篇文章，把作者取為第二。他本想取為第一，但又疑是自己學生曾鞏寫的，為了避嫌，使之屈居第二；開卷一看，考生是蘇軾，考官大跌眼鏡。然而歐陽修又有點困惑，不知“殺之三”“宥之三”之典出自何書？他下問蘇軾，蘇軾竟回答說：“想當然耳！”這個回答很妙，一方面表現出東坡才情豪放；另一方面，從歷史的真實來看也真的是想當然，當時法律初具，還不可能有“殺之三”“宥之三”的游戲規則出現。當然蘇軾更相信法律雖然具有懲戒功能，但其中也應包含著人類美好的感情———寬恕。

堯舜是傳說時代，用現代史觀的分法則是氏族社會晚期。當時有了不成文法，也可能有了法官審判（大多為巫師）。人們對神的信仰代替了對現實的理性分析與判斷。審案、判斷是非曲直還是靠神獸———獬（此獸獨角，善于分別曲直，見有人爭，它就用角頂沒有道理的一方），法官據此作出判斷。此時懲罰主要的目的是對犯罪人的報復，或許再加上“以儆效尤”。在缺少理性的時期，寬恕不可能彰顯。蘇軾為了張揚帝堯的仁愛，更為了突出人類的寬恕心，造出這個“殺之三”“宥之三”的典故，自然是“想當然耳”。

然而它又不是毫無根據，先秦文獻確實記載過“三宥”在處理案件中實施過程。如《禮記•文王世子》：

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

這有些像演戲，但不是表演統治者對所有民眾的“寬仁”，而是表演統治者對有宗族血緣關系犯罪人的親情。公族（王族）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