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沙龍】對話何懷宏 沉思中國人的道德困境

現代社會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相當盛行，對普遍的道德原則規范常常質疑和否定，但我們若是認真反省一下自己的內心，觀察一下歷史和現實，就能看到，天地間是存在著一種“天經地義”的。

“環顧歷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們像一股青煙，消失了。”當年溫家寶在新加坡引用的這句話，出自古羅馬皇帝馬克·奧勒流的《沉思錄》，“這本書天天放在我的床頭，我可能讀了100遍，天天都在讀。”因為溫總理的推薦，《沉思錄》紅極一時。

何懷宏是書的譯者，譯筆倍受稱贊。其實這書只是他學術生涯的滄海一粟。他早年翻譯了大量倫理學、政治哲學著作，《良心論》、《道德、上帝與人》、《公平的正義》、《正義論》、《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西方公民不服從的傳統》，不僅對國內倫理學界意義重大，也對其他人文與社會學科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到哈佛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再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何懷宏教書已過10年。和《沉思錄》的作者一樣，他也總在自己和自己對話，思考道德品格、良心、底線倫理等問題，追求擺脫激情與欲望，冷靜而達觀的生活狀態。

他說：“思考有時會使人不安，智慧有時反而讓人痛苦。”但是，到最后，如維特根斯坦臨終所言：“我度過了美好的一生。”“思考的人是有尊嚴的人。”江海污染、食品有毒、路人冷漠、官德不彰無論我們能否走出當下的道德困境，關于道德倫理的思考，至少為道德處境尷尬的中國人，保留了一絲尊嚴。

近些年，他在《世襲社會及其解體》和《選舉社會及其終結》中，對中國近三千年傳統社會的歷史提出了新的系統解釋，他還在一直在思考如何構建根植于中國傳統，更加適應中國土壤的道德倫理，提出了被稱為“新世紀的綱常”的中華新倫理構想。

和對道德品格的執著思考相反，何懷宏的人生哲學介于儒道之間，并不執著。“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形容記者對面這位平和儒雅之士的最佳詞語。

社會道德不能依附于政治

記者：你曾經論述這三十多年中國社會道德變遷，是從“動員式道德”到了“復員式道德”。這三十多年來，中國人的道德，到底經歷了怎樣的歷程，才慢慢導致了現在的局面？“復員式道德”又如何解決當下社會一些人所言的信仰危機、道德塌方？

何懷宏: “動員式道德”到“復員式道德”是從一種緊張的、運動的、一元的、高蹈的道德形態，走向一種強調和解的、相當平民化乃至市民化的、放松的、日常的、多元的、底線的道德形態。“動員式道德”強烈地受到“武裝斗爭”或“打江山”的軍事實踐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影響，而“復員式道德”則適應于一個試圖走向和平、和解乃至和諧的社會、適應于統治層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記者：你贊成說中國道德一直在滑坡嗎？

何懷宏：“動員式道德”到“復員式道德”更多的是一個描述，但價值上包涵著進步，所以我也不贊成說中國道德一直在滑坡，或者道德到了崩潰的邊緣。不過客觀地說，這里面有著道德的危機和危險。原來的動員式道德，是和政治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的，就和當年學雷鋒是一樣的。

其實道德應該獨立于社會，靠運動式的辦法，有時候能奏效一時，但不能持續地發揮作用，但“運動式的道德”本身也損傷了道德。這種道德不是獨立的道德，是依附于政治的，比如說鼓勵孩子揭發父母、學生告密老師，這在當時政治上是正確的，并且受到社會的鼓勵，但在道德上，這是明顯不對的，傷害了這個社會最基本最核心的倫理價值。就算起作用了，也是一時的，長時間來看不僅不起作用，還傷害了道德。動員，本身就是戰爭名詞，就是把社會建設當做戰爭一樣，一時間調動所有的資源與宣傳工具來塑造某一個人或者行為，現在看來，當時樹立了多少英雄榜樣，現在被人們記得的寥寥無幾。就算是雷鋒，也慢慢脫離了政治色彩，突出了好人好事這一方面，體現了復員式道德，強調它普世的方面。

記者：現在社會也在努力傳遞“正能量”，推崇各種“最美”事跡，這會不會成為一種新的道德榜樣？也有人認為，“最美”名號的濫用，會讓人審美疲勞，你是如何看待的？

何懷宏: 這與過去提倡雷鋒精神有很大不同。大家會發現，雷鋒一開始就是人為樹立起來的偶像，和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掛鉤。當然雷鋒是一個好人，如果他僅僅是無限忠于某個人的，是階級斗爭的榜樣，就不會有后來的精神傳承和社會影響了。因為他確實做了許多好事，幫助了別人，熱心公益，這個是跨越政治意識形態的，于是就有感染力。而我們上面說的這些榜樣，相對來說，沒有太明顯和某個意識形態掛鉤，大家就是從他們的事跡中感受到他們是一個好人，而且是做了不平凡、不容易做到的舉動，所以大家欽佩他們。這個就和過去很不一樣了，第一個是自然涌現的，第二個它不是和政治意識形態掛鉤。

另外，即便揚善也不要有過多的政府參與，附上官方的痕跡，要盡量回避與政治意識形態掛鉤的嫌疑。其次，要關照普遍的價值與普遍的人性。不要刻意地去人為地拔高，去樹立一個道德榜樣，說他所有的方面都很完美，反而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記者：現在政府興起德行考核機制，官員的私人生活道德被作為治官的手段，比如發動家屬打分等。對此你如何看？

何懷宏: 我覺得比如陽光法案，真的是約束他的，讓他申報財產，因為他從事最有可能中飽私囊的職業。但是他個人還是可以保留一定的隱私。比如夫妻之間有糾紛，或者與父母之間有糾紛，也要保護官員的隱私，不一定要介入，這是作為一個公民應該得到保護的領域，除非他影響到公共權力，公共利益。當然有些很明顯的、大不孝的事情，都可以輿論譴責，即使不是官員。陽光法案主要針對官員財產狀況，官德考核中，也可能妻子或家人有問題，還有可能明明有問題，但家丑不外揚，所以讓家人和親屬打分不太好，有點過分。這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前面我說的民主、法治、自由言論、自由輿論這些東西。

我們現在要弱化籠統的“人民當家做主”、“人民公仆”等說法，政治權力不管在什么時間與什么社會，總是處于有差別狀態，不可能所有人都同等當家做主。所以還不如更現實地考慮，如何來縮小差別，約束權力。既然官員與民眾間有差別，那么就要緊盯著這種差別化的權力，讓民眾有合理的監督、選舉、罷免權，用這樣的制度安排，來實現對官德的考量與約束。我覺得這比籠統空洞地說“人民當家做主”更好?！?/p>

記者：治理一個國家，你更看重官員的治理還是民眾的力量？如何破除現在國內官民之間的緊張狀態？

何懷宏：過去有一句古話，治國必須從治吏開始，首先要治理官員，這是一個途徑，是第一步，官要像官，要反對腐敗。大陸有三種傳統起作用，千年傳統、百年傳統、十年傳統。千年傳統就是我們的歷史傳統，舊三綱五常這樣的歷史文化傳統。百年傳統，近代以來的啟蒙和革命傳統。十年傳統就是全球化、市場化的傳統。我們任何創造和實踐都必須在這個前提下進行，吸取這三種傳統的各自優劣，當然，如何組合這里也不好展開了。

除了三縱還有三橫，三縱是三種傳統，三橫就是新加坡、香港特區、臺灣地區給我們的啟發，而且這里面有某種秩序，輕重緩急等等。無論是新加坡蘊含發展的秩序，強調穩定秩序，還是香港蘊含自由的法制，還是臺灣蘊含傳統的民主，都可以給我們啟發。也許你可以慢慢的，比如說先強調秩序，但是慢慢強調到強調法制的統治秩序、包含自由的秩序。最近聽說有兩個放開，凡是市場能夠做的事政府就盡量不干預，凡是公民或者是公民團體能夠做的事政府也放開。不知道是真是假，但這是一個路徑，因為公民是要訓練的，民主也需要訓練，最好的訓練除了觀念，比如說言論自由的觀念更新，還有公民的訓練、民主的訓練，一定要通過團體來訓練。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各種慈善團體、公民團體，慢慢能夠在法律框架內帶動和活躍各種各樣的訓練，我們在當中學到很多東西。當然走向民主一定會有壓力，改革沒有壓力是不可能的，社會的壓力，包括組織的壓力、言論的壓力、輿論的壓力，這些都要存在。

“綱常”是捆綁我們的繩索？

記者：在道德重建的過程中，不少學者開始回頭向中國的傳統道德資源進行挖掘，試圖從中構建一個“中華新倫理”，為什么會有這種趨勢？

何懷宏: 中國棄君主行共和已經百年，現在正進入第二個百年。撫今追昔，它是有許多方面可以感到驕傲的。然而，奇怪的是，這些成就卻似乎未給國人帶來精誠的團結與共識、也未帶來充分的自信和互信。相反，我們看到：江海污染，食品有毒，執法粗暴、路人冷漠、官德不彰，民風不淳、暴力辱罵得到喝彩，千萬富人準備移民，而隱秘的“裸官”恐怕也為數不少。

我們需要探討這種種負面現象的直接原因和提出對策。從消極的方面也是緊迫的一面說，是要防止分裂和災難；而從積極的方面、根基的方面說，是要尋求社會的長治久安之道。過去的一個世紀，大部分時間還處在相當激烈動蕩的“過渡時代”，具有共識和自信、能夠長久穩定和發展的新社會的體制和觀念體系迄今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我們目前只是走出了一個激烈動蕩的過渡時代，甚至還依然處在一個尚稱和平的轉型時期，但還沒有建成一個具有長久穩定的體制的新社會，并且要隨時警惕激烈的社會動蕩還可能再來。所以，我們急需探尋確立一種新社會的類型，而優先的又是奠定這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從它的倫理綱常到它的政治正義。換言之，我們需要探尋和構建一種從制度正義到個人義務的全面的“共和之德”。我認為我們應該有多種多樣的嘗試，來從理論上探討充分利用中國歷史文化中深厚的道德資源，同時又充分地考慮現代世界的發展，構建一個能夠作為新社會道德根基的倫理體系。

記者：但很多時候，我們一聽到這種“綱常倫理”，就想到了專制時代的“壓迫”與“沒有人性”的傳統糟粕一面。

何懷宏:我們不必一談到“綱常”就認為是捆綁我們的繩索，它們也可能是維系社會方舟的巨纜。舊綱常近百年來長久地被蒙上惡名，被視為要打倒的對象，以致今天的許多中國人一說到“三綱五常”就認為是最大的束縛，乃至動輒說“禮教殺人”、“名教吃人”，但這是不對的，中華民族的數千年的延續其實正是靠這些綱常在社會層面維系的，而且今天我們要重新合理地建構新的社會倫理體系，也正是要提供一個保障人們可以自由發展的平臺。

除了上述對我們自己歷史的誤解，另一個擔心來自現代世界?，F代社會相對主義甚至虛無主義相當盛行，對普遍的道德原則規范也就常常質疑和否定，但我們若是認真反省一下自己的內心，觀察一下歷史和現實，就能看到天地間是存在著一種“天經地義”的。我們能夠覺到有些事情是永遠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去做的，比如任意傷害同類甚至殺害無辜。又比如這樣的直覺也是相當普遍的：人類必須有一種最基本、最起碼的社會政治秩序，否則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這樣一些戒律和共識其實也是存在于所有文明社會和宗教的歷史和法典中的。當然，它們也是范圍很小的，非常底線的一些原則或者說“基石”。

為什么我們說新綱常呢？它肯定要改變，要充實更新內容，但是作為綱常，尤其是綱常后面的東西，它的深意我們卻不可忽略和否定，朱熹說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就是說綱常是社會的根基。管子也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也就是說沒有這些東西維系社會的話，這個社會就一定會大亂。

常就是普通、平常，甚至是常識

記者：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要重建一個新的倫理道德體系，用“綱常”這種傳統的語匯還是容易產生歧義吧？為什么一定要用它呢？

何懷宏:顧名思義，“倫理”一定要有“理”，要有原則規范的提出和論證。尤其現代社會，更是集中和優先地考慮針對行為、制度和政策的原則規范。所以，我們先從原則規范說起，且就用傳統的語匯，名之為“新綱常”。綱就是提綱挈領，綱就是主要的繩子，你抓住了這根繩子，所有的連接各個網眼的細繩都在你的掌握中，你一撒開就可以捕魚，一收攏就可以將魚拽上來，收縮自如，所以確實要考慮綱和常。常是什么呢？常就是普通、平常，甚至是常識，再就是長久。因為綱所以可以長久，因為長久也能夠顯示出根本，所以我覺得要考慮綱常的問題，這也就是建構一個社會的原則、基礎、根基，而我認為這個根基應該是合乎道德、合乎正義的，這也是我們要反復探討的東西。

記者：具體到現代社會，應該如何構造這個“新倫理”體系呢？

何懷宏：新綱常我所設想的是：民為政綱、義為人綱、生為物綱。其中民為政綱，這是最要緊的。這里的政當然是指政治的領域，就是在政治的領域你的原則是什么，就是要以民為綱。民不單純是指人，它實際上可以引申為政治領域應該尊重的基本價值和服從的首要道德原則，政治應該以民為本、以民為主，這個民應該是包括所有人、所有的社會成員。

五常實際上是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五常倫，就是五種人與人的關系。古代五常倫是古代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新綱常是：天人、族群、社會、人人、親友。人人是具體的人與人的關系，但是主要是陌生人的關系，或者是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或者是生意人與生意人的關系，都是具體的人。五常德仍然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個詞，但是給予了富有新意的解釋。再說新信仰，現在是天、地、國、親、師。這不是我的發明，在民國建立之后，就有很多老百姓自動將“君”改為“國”，還是放在家里的牌位上。

記者：新倫理要面對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土壤畢竟與傳統舊倫理十分不同，該如何克服這種大環境的不適，又有多少現實可行性？

何懷宏： “中華新倫理”與“中國舊倫理”相比較而言的四個不同特點：第一，加強了對政治與社會，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區分，淡化了私人領域的關系；第二，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大幅充實了生態的內容，加強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及其原則規范的分量；第三，強調行為規范領域內人際關系的趨于平等，尤其是在社會和私人領域的關系，但在信仰體系中，自然仍要保留一種“敬”的因素；第四，將政治的主軸扭轉，不再是下對上負責，臣對君負責。而是上對下負責，治理者對民眾負責。“民”甚至可上升為一種普遍價值而成為更廣義的原則。但同時也承認現實與可能性，即的確有少數執行者、在這一意義上他們是主治者，是掌握權力者。但任何政治家乃至從事政治的人們，都需要以“民”為根本的“主人”、最后的“主人”。這一點也可以說是新舊綱常最大的不同，它也反映了百年來由君主到共和的政治體制的最大變化。

記者：你是否贊成把倫理道德徹底放逐到私人領域？對于政府來說這是否過于消極無為？你所構建的新倫理體系應該是放到私領域來理解嗎？

何懷宏：不會是徹底放逐，但要區分，而且是以公共領域的倫理為主，或者說給予更優先考慮的地位。政府也不會是消極無為，但不是由政府來規定道德，甚至不是由政府來主導道德。倒是要將對政府的道德要求放到重要的地位，要求政府必須遵守比如保存生命、尊重公民基本權利等基本道德原則。政府官員也應在道德方面率先垂范。所以，我所設想的“新綱常”是首先考慮公共領域的，比如最重要的“民為政綱”，就是說公共領域中最重要的政治領域的事務，應該以國民、全民的權利和福祉，包括公民參政的權利為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