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者】王蒙 還是老王手里的活兒
今年5月,王蒙那本塵封了40年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即將出版。上世紀60年代,王蒙被流放到新疆。16年歲月里,從一度迷茫到中年頓悟,了悟到生活可以解構,并且然于“戴著鐐銬跳舞”的現實?,F在的王蒙,隔岸觀火似的向世人講述那段并不空白的生活。
今年5月,王蒙那本塵封了40年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即將出版。上世紀60年代,王蒙被流放到新疆。16年歲月里,從一度迷茫到中年頓悟,了悟到生活可以解構,并且然于“戴著鐐銬跳舞”的現實?,F在的王蒙,隔岸觀火似的向世人講述那段并不空白的生活。
這邊風景
1978年我在新疆。形勢開始發生變化,中國青年出版社給我發出邀請,問有沒有什么作品,我回復有一個寫了四年的,但還需要做一次修改,就是《這邊風景》。
《這邊風景》原稿里充滿了我對毛澤東個人的歌頌。1978年把小說寫完以后,這些東西顯得太革命,文章被送去會審。
從1978年到2012年,一擱淺就是34年。對我來說,比較逗的事還不止于此,我比較重要的兩個小說都擱了很久才出版,一個是《青春萬歲》,因為文章不夠革命,1953年開始寫作,一直到1979年才第一次出版,經過了26年;另一個就是《這邊風景》,整整經過了40年。
《這邊風景》寫于我的盛年。
40歲生日的時候,我曾非常感慨,當時正值“文革”,我在新疆不知道日子要怎么過。
記得當時看了安徒生的一篇童話,大概意思講,那兒埋著一個大作家,但他還沒有開始寫作;那兒埋著一個大歌唱家,但是他一直沒有找到適合他唱的歌;那兒埋著一個百米運動員,但是他的訓練還沒開始。
童話是說一個人想做的事情非常多,潛能也可能非常大,但什么都還沒開始??赐昴峭捨液苁艽碳?。當時,我沒有想到能混到今天這樣,混到了我79歲這樣。
我在政治運動里碰到麻煩是24歲,到我看那篇童話時,16年已經過去了,如果再過16年,我就56歲了,鬧不好就死了。那樣的刺激讓我覺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我寫什么呢?我不寫政治,我就寫怎么跟新疆少數民族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把生活的細節落到針腳處,我們怎么開玩笑,怎么做飯,怎么吃飯
去年我孩子找到書稿,讀得特別受感動,問怎么寫這么好。寫作,我是真正在當年的特殊情況下做到的。這部作品很厚,一共七十多萬字,全都是我自己一個字一個字寫,寫完一部分撂在房梁上,除此也沒有其它地方可以放。
解構政治
我寫作不屬于抵抗性,比如抵抗中國體制。
我只是喜歡研討理論,欣賞風雨雷電,記載進退沉浮,發表高談闊論或者低談小議。
作家的境遇遠離了權力,自然就能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說話、寫書,在文字中表現出同情大眾、渴望公平正義的感情,從而更激動人心。但如果用情緒替代理性思考獲取大眾歡呼,就是某些左翼文人的一個特征。
事實上,我是個見權而羞、聞權而避、遇權尷尬的人。我參與過許多事,學了不少東西,但我確定自己在政治上遠遠不及格。從大的方面來說,我的寫作倒符合社會的主流要求和主流意識形態。
畢淑敏說過“政治有時候會歪曲生活,生活有時候會淡化政治,會解構政治”。不管搞什么體制,搞什么政策,政策再空洞再過分,生活本身仍然不可被摧毀,柴米油鹽醬醋茶、愛恨情愁,這些內容任何時候都不會少。
有時候我很感慨在中國,這些東西居然處于一個空白。1957年、1958年以后,政治運動基本會剝奪寫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這是客觀原因,但是這并不等于不能寫。當荒謬也變成一種生活,對于小說家而言,也不完全是壞事?;闹囎兂闪斯适?、笑料、段子,荒謬變成樂。
我在新疆就有一串生活方式:外出宰牛,宰完喝湯,頻繁開集體大會,開會前隊長先引用毛主席語錄。這在當時是大集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調。
我在書里卻專門寫哈什人怎么做拉面,伊犁人怎么做鹵子,把人饞得不行。抓飯、烤肉、牛雜碎、馕、油搭子、列巴、酥糖、奶疙瘩、馬奶酒,各種干果加四季茶飲。有一個在新疆待過的北京責任編輯,看我這書每次都饞得流口水。
所以,不要光糾纏在政治上。
我規規矩矩,戴著鐐銬也能把舞跳好。但是又要寫我寫的,而不能是別人寫的。當我寫到這些人物心理,寫到這些人物品格,當我寫在生活中對人的那種吸引力和魅力感染的時候,我一看那還是老王手里出來的活。
真實生活
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暴風雨所誕生的》時,新中國成立之初,對新生活的信心、對共產主義的信仰都深深地融在了我們當時年青一代人的青春里。
我鐘愛文學,留戀青春,便開始寫《青春萬歲》,讓青春變成我的作品和記憶。青春是用來懷念的時光。它可能著火、燃燒、沸騰、發酵,還有很多東西都徒勞無力。但最后,都是一種財富。
對于我來說,《紅樓夢》才是真實生活。賈寶玉告訴我,文學能讓青春更文雅、更美好,精神層面也因此而豐厚。如果阿Q追求吳媽時念著一首徐志摩的詩,那結果又會如何呢?
我從小參加到政治生活中,好事、壞事、高興事、不高興事、整人的事、被整的事,都有我一份。
我講政治,但我從沒追求或者真正感興趣過一星半點的“仕途”。有人說,中國的小說家里有兩個半天才,我就是那半個。一半的我關注其他東西去了,比如政治、紅樓、莊子,還要分一塊出來憂國憂民。
近些年我發表了《懸疑的荒蕪》、《山中有歷日》、《小胡子愛情變奏曲》幾篇小說,大家都不看。反而對我寫的莊子、老子的文章,還有《中國天機》感興趣。老莊好看,但是不能當飯吃,只能作茶喝。無為是減壓手段,更可取的是有所不為、有所等待。
我也看《失戀33天》,看《男人幫》這些影視劇?,F代人對愛情的態度,更務實一點,不那么悲情了,不考慮你死我活那種勁兒了,不行就拉倒,還能怎么辦。
要自然,不要什么東西都想得那么多,甚至于躲躲閃閃。應該比較放得開,也要有些幽默感。我寫一些東西,有時候會引來一些稀奇古怪的解讀,所以我覺得與其讓人家推過來推過去,還不如干脆自己把話講明白了。
哪個作家都認為自個兒是最好的,不然寫不好。我主張黨同“攜”異。如果咱倆很多看法一致,愿意在一塊聊天,那么就多溝通;但要是和一個跟你完全不一樣的風格的人在一起,好玩、逗,還啟發人。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愿意參加作家協會,愿意和中老年作家、和即將Out、正在Out或已經Out的人聯絡,正Out的人聽聽正火的人也挺好。
我這么大歲數了,還沒有誰像我這種年紀有這樣的肌肉。
王蒙 中國當代著名作家。先后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文化部部長、國際筆會中心中國分會副會長等職。著有小說《青春萬歲》、《布禮》、《冬雨》、散文集《輕松與感傷》、文藝論集《當你拿起筆……》、專著《紅樓啟示錄》、自選集《琴弦與手指》等,以及10 卷本《王蒙文集》等近千萬字。四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作品被譯成英、俄、日、法、德、意、西、韓等二十余種文字。
[記者手記]寫出來就是王蒙派
記者:你喜歡研討理論,接下來會著力一些學者型作品嗎?
王蒙:作家有學者型、江湖型,也有樸素型,甚至還有怪異型。從2005年到2011年,我寫帶學術性東西多一點,包括老子有三本書,莊子有五本書,出了四本。去年,我又開始轉到小說里邊,去年《中國作家》登了我一篇小說叫《懸疑的荒蕪》,《人民文學》登兩個小說《山中有歷日》和《小胡子愛情變奏曲》。今年,我有一篇新的短篇小說《明年我將衰老》,還有《人民文學》發了一個中篇《為什么是兩只貓》,這些都是印象派寫法,感覺派,新感覺派。我現在正在寫的題目叫《我的寵物是貧窮》。我寫出來的,就是王蒙派。
記者:《這邊風景》是老早前的作品,現在出來改變在哪里?
王蒙:一些敘述特別是有傾向性和分析性的地方,我盡量寫得客觀一點。還有些地方是在文字本身上,中國人講春秋筆法,稍微一變動就可以看出來。這種嘆息得以表現出來,是文學一大優越性,文學有解讀的空間。
記者:戴著腳鐐跳舞,具體是怎樣一種感覺?
王蒙:創作越自由越好,只有在自由情況下,作者的想象力和創造性能得到最好發揮。但是在絕對自由的情況下,有時候寫得又太容易了,不知道發揮哪兒去了,不知道還能不能寫在一塊,也不知道什么時候就得罪了它,因為太自由了。戴著腳鐐跳舞太厲害了,文學現在回過頭來說,那些最好的作品,有誰沒有腳鐐呢。曹雪芹沒有腳鐐?屈原沒有腳鐐?李白沒有腳鐐?李白差點讓皇上殺了頭。李商隱沒有腳鐐?托爾斯泰沒有腳鐐?我不希望被緊綁上絞刑架,不想戴腳鐐,事實上,我也沒多長時間蹦了。
記者:文學人和政治人兩種角色,你更喜歡哪一個?
王蒙:文學人。在“文革”處境下邊,中國知識分子的選擇的空間非常小。有人干脆不聞不問做所謂逍遙派,還有一些人可在能范圍之內總還做一點有意義的事,學一點東西,其實“文革”時,我放在寫作上的時間遠遠沒有放在學習維語的時間多,這也算自己做的一件有意義的事,每天除了體力勞動以外還動動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