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于閃點】危險的討論:鐵達尼沉沒那一刻
討論國民性是一項高風險的思想作業。
討論國民性是一項高風險的思想作業。風險高,原因很多,重大者二:一是難免犯籠統概括的毛病,一桿子打翻了全船人;二是得小心特殊國情論者玩草船借箭,把國民性當作“中國特色”的托辭和借口。要避開這兩大風險,最明智的方法就是閉嘴。要不然就議論別人的國民性—單純地滿足好奇心總是可以的吧?假如我們懂得裝傻的話。當然,這也是某國的國民性之一。
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一詞,看上去很神秘的樣子,其實概念不復雜。它也被翻譯成民族性,通常指的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長期以來反復呈現的心理與行為的模式。個人以為,心理不易考察,重點在于行為,又因為心理和行為密不可分,我在這里所談的國民性,主要指的就是行為模式—某一特定人群共有的行為模式。
如果把“人性”二字和人類普遍的行為模式掛上鉤,國民性與國家民族是什么關系就很清楚了。打個比方,直立行走是人類共有的行為模式,乃是人性的特征之一。然而“踱方步”就不一樣了,它只是某一部分人的行為模式。說不定,還是某種國民性的表現呢。
國民性很像生物學家常說的習性。不是與生俱來,卻根深蒂固,特別穩定,但非一成不變。例如上世紀80年代,一群紅嘴鷗在飛往西伯利亞繁殖地時偏離了原來的路線,意外地降落在昆明地區。二十多年來,由于市民長期投喂食物,它們的少數后代逐漸放棄了遷徙的習性,成為滇池里的???。生活在日本北海道的丹頂鶴更是如此。由于當地人長期有組織地投喂食物,它們已經完全放棄了往返遷徙的習性,成了名符其實的留鳥。
有人將習性稱作“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相當準確。當年嚴復說:“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于作偽,終于無恥。”今日看來,要改變這種第二天性,還得費些工夫。扯遠了。我們還是繼續討論人家的國民性吧。
生物界從不存在只有天性而無習性的物種。同樣的道理,世上也不存在只有普遍人性,卻沒有特性的國家或民族。這使得國民性研究基本上只能采取比較的方式進行。比較的優勢在于鮮明生動,往往一針見血??墒沁@個方法也有短處。流于印象,失之偏頗,過度詮釋,還有按捺不住的價值判斷,都是對比較研究的有力批評。這些批評如此嚴重,以至于在經歷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興盛之后,整個國民性研究都走向了低谷。
談不上復興,不過最近我發現,西方的國民性研究在方法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更新。比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阿歷克斯·英格爾斯(Alex Inkeles)的著作《國民性》就大量運用了像統計學一類的定量分析方法。英國社會人類學家凱特·??怂梗↘ate Fox)在《英國人的言行潛規則》一書中采用的方法更“笨拙”,也更有趣。她采用了一種極端經驗主義的方式來觀察英國人的性格特征。為了研究英國人如何說對不起,她可以每天上午去火車站假裝不小心地撞上行人,然后記錄對方的言詞和反應。她甚至記錄了70萬個抱怨天氣的例子,用來分析英國人談論天氣與社交拘泥癥的內在聯系。
就像學者們那樣,如果我們更新了自己討論事物的眼光和手法,大可不必對國民性的討論謹小慎微。實際上,只要我們留意到國民性跟習性一樣,既受限于天性,又受制于環境,總能發現一些特定的行為模式。至于這些行為模式的利與弊對與錯,那是另一個問題。
需要明確的是,我這里所說的環境,當然不再僅僅是孟德斯鳩談論的地理環境。很早,這位哲學家就敏銳地意識到,環境與國民性之間有著緊密的關系。但他還是犯了不小的錯誤。他把環境的含義窄化為地理和氣候,顯然是錯誤的。沒有意識到社會、制度、文化等因素在環境概念中的重要性,則是更大的遺憾。
英國一位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坦言,他差點兒就犯了類似的錯誤。當他動念頭去研究日本的國民性時,幾乎本能地想到了日本與英國在地理環境的相似性,從而想當然地把日本當作“全世界主流文明體系中的一個變體”。(《日本鏡中行》)直到他再三深入到日本社會中去,才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過,麥克法蘭沒有氣餒。因為他從另一個人的著作中獲得了探知未知世界的巨大勇氣。這個人就是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而那本著作則是不朽的名篇《論美國的民主》。
為什么一位社會人類學家可以在一位政治思想家那里獲得探討國民性的勇氣?多么迷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