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讓匯率問題轉移了視線（下）
如果沒有這個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中國的進口將無法與出口保持平衡，這將繼續剝奪美國和其他國家工人的工作，并促使這些國家采取保護措施，中國潛在的購買力將形成它龐大的外匯儲備而不是變成有效率的投資和能夠為美國工人帶來訂單的消費
■外部觀察
如果美國能夠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中國的剩余勞動力與剩余資本將可以創造巨大財富，從而對美國產品和服務產生巨大的需求，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和回報也會不斷提高
４．８１億非技術工人，每月１２０美元
根據農業部的一項調查，中國總就業人數為７．６４億。其中，只有２．８３億城鎮職工。２００６年，流動農民工的人數達到１．１９億，民工的平均工資為每月９５８元人民幣，合１２０美元。如果從總雇傭量７．６４億里面減掉２．８３億城鎮職工和１．１９億民工，中國還有農村勞動者３．６２億。如果把農村勞動者和民工加起來，可以得出中國有４．８１億非技術工人，這些人每月收入只有１２０美元或者更少。這些人中許多都處于未充分就業狀態或者希望換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中國的４．８１億農村勞動者和民工面臨著兩種選擇：呆在農村，或者去城市的工業或服務業部門找份工作。如果他們呆在農村，他們只能維持與其他農民一樣的只夠生存的生活標準，如果選擇去城里打工，他們就必須與其他民工競爭有限的工作。這種全國范圍的競爭市場，通過新完工的城際公路、手機、長途公交、鐵路而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全國統一的近乎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如此激烈的競爭已經把非技術的勞動力工資降低到一個極限，即與一般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當。
沒有人會羨慕中國農村勞動者和民工，無論美國工人還是中國城市居民都不愿意進入他們的勞動力競爭市場。
近些年，中國政府正致力提高民工和農民的收入。２００６年，在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以后，民工的工資增長了１２％，靠近香港的深圳經濟特區最低工資增加了１７％，但農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１．２％。如同上面的解釋，民工和農村勞動者的工資由于他們可以在城市與農村之間自由選擇工作而緊密相關。要想提高一組人的收入，那么兩組人的收入必須都提高。
正是由于這一非技術工人市場的龐大無比導致了中國非技術工人工資增長的緩慢，也是由于這一群體未能充分就業，導致了中國較低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由于人民幣以１５％的速度升值而開始減慢，我們將看到通貨緊縮和大量的失業，原因就是這４．８１億僅能在生存線上掙扎的非技術工人。
非技術工人的低工資也反向影響環境和公共衛生——使用非技術工人傾向于鼓勵低成本生產，在政府和邊際利潤低的行業沒有足夠資源和動力采取保護和防治措施時，環境和公共衛生就會遭到破壞。盡管找不到可靠數據，從我訪問過多家鄉鎮企業的經驗看，在中國的很多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鄉鎮企業，它們產生的污染和浪費帶來的成本要高過他們產出的微薄利潤和低工資。不幸的是，中國政府還未找到有效途徑限制能源使用效率低、環境危害大的產業，而這些產業往往為非技術工人提供了就業。中國政府需要國際組織的幫助來識別并停止這些社會效應為負的產業及企業，使其避免對人類和環境永久性的傷害。
中國怎樣才能增加消費？
為什么亞洲開發銀行要建議印度、巴基斯坦在通貨膨脹高的情況下增加投資，而建議中國這樣通貨膨脹率低的國家減少投資呢？比較經典的回答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因為中國生產能力過剩，所以應該減少投資，增加消費。
增加消費的建議不會錯，但是中國當今的消費主要控制在每個家庭和公司自己的手里。他們已經在面對各種約束下盡量使他們消費達到最優化，不需要政府告訴他們怎樣花錢。
因為中國的健康保險和社會保障體系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許多中國人都不得不為防御大病存一大筆錢。在助學貸款比較缺乏的情況下，家庭也只好為孩子上學存一大筆錢。一些新開發的住宅區的道路、地鐵和學校等配套設施不足，中國許多中產階級家庭雖然購買了房產，并期望在房產增值時獲利，可是他們選擇不裝修、也不搬進這些空置的新樓，大大影響了家用電器的消費。這些都是消費者在目前經濟結構約束下的最好選擇，而中國家庭的這些選擇導致了消費低、儲蓄高。
中國怎樣才能增加國內消費？
我們不難得出答案：為了鼓勵消費，中國需要建立完整的健康保險體系、建立助學貸款或者獎學金項目、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鐵和學校。所有這些辦法無疑需要投資。但這些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不同于無效率的重復建設，因為這些投資將促進中國家庭的消費，并掃除對未來不測的不安全感。 不幸的是，中國國家統計局不能區分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與無效率的重復建設投資。當投資率統計數據過高時，政府就開始限制投資，這使兩種投資同時低迷。當投資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受到限制后，消費及進口的增長速度就受影響，而出口并不會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這樣，進口也就趕不上出口，導致巨額的經常賬戶盈余。
中國所需要的是一套宏觀經濟政策來增加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同時減少無效率的重復建設投資。但這幾乎不可能，因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如控制貨幣供應量、匯率、利率、銀行準備金率都不能區分有效率與無效率的投資。中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運用老辦法：行政控制、產業政策甚至包括反腐敗運動的政治紀律。
總之，由于區分有效率與無效率投資的難度，中國中央銀行面臨著兩難的困境：如果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那么它必須處理無效率重復建設投資失控而造成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如果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有效率的投資將受到影響，進口增長趕不上出口，就要想辦法處理經常賬戶盈余的問題。
為推動中國物價水平追趕國際水平，國際社會應該鼓勵中國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即減少對增加的外匯儲備的沖銷，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產生穩定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是必需的，而較低但穩定的通脹是促進人民幣平穩升值而不產生通縮風險的必要條件。為了使中國采取這一寬松貨幣政策，必須幫助中國發展更有效率的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以使其能夠區分有效率和無效率的投資。
如何區分有效率和無效率的投資？這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夠回答的問題，完善的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就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識別出好的項目并為它們進行低成本融資，同時拒絕差的項目。倫敦、紐約和香港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就具備這個功能，中國的金融業還不具備這些功能。
現代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的一個本質功能是減少資本和勞動間的交易成本，以使得二者結合創造出較高的生產率。如果沒有這個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中國將不能為４．８１億農民工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而可能會產生許多社會成本高的鄉鎮企業。這些無效率的企業創造的利潤和工資，可能會小于他們產生的污染和社會不穩定等后果。如果沒有這個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中國的進口將無法與出口保持平衡，這將繼續剝奪美國和其他國家工人的工作，并促使這些國家采取保護措施，中國潛在的購買力將形成它龐大的外匯儲備而不是變成有效率的投資和能夠為美國工人帶來訂單的消費。因此，我認為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在上海就中國金融部門改革提出的草案可以幫助中國改善金融業，為中美在２１世紀帶來雙贏。
美國金融部門的優勢與中國金融部門的弱勢對比強烈，在強大的金融體系下，美國公民可以維持較低的儲蓄率，因為他們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可觀的資本增值。在金融體系較弱的中國，消費者維持很高的儲蓄率和較低的消費（因此必然是較低生活水平），中國龐大的儲蓄（剩余資本）卻不能有效地雇傭本國的剩余勞動力。今天的美國人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正如十年前香港人的擔心一樣，但今天，香港人意識到中國增長越快，為香港帶來的機會越多。如果美國能夠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中國的剩余勞動力與剩余資本將可以創造巨大財富，從而對美國產品和服務產生巨大的需求，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和回報也會不斷提高。當有效率的金融市場使得交易成本趨向于零時，供給就會創造需求。
（作者為清華－布魯金斯中心主任兼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電子郵箱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
如果美國能夠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中國的剩余勞動力與剩余資本將可以創造巨大財富，從而對美國產品和服務產生巨大的需求，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和回報也會不斷提高
肖 耿
４．８１億非技術工人，每月１２０美元
根據農業部的一項調查，中國總就業人數為７．６４億。其中，只有２．８３億城鎮職工。２００６年，流動農民工的人數達到１．１９億，民工的平均工資為每月９５８元人民幣，合１２０美元。如果從總雇傭量７．６４億里面減掉２．８３億城鎮職工和１．１９億民工，中國還有農村勞動者３．６２億。如果把農村勞動者和民工加起來，可以得出中國有４．８１億非技術工人，這些人每月收入只有１２０美元或者更少。這些人中許多都處于未充分就業狀態或者希望換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中國的４．８１億農村勞動者和民工面臨著兩種選擇：呆在農村，或者去城市的工業或服務業部門找份工作。如果他們呆在農村，他們只能維持與其他農民一樣的只夠生存的生活標準，如果選擇去城里打工，他們就必須與其他民工競爭有限的工作。這種全國范圍的競爭市場，通過新完工的城際公路、手機、長途公交、鐵路而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全國統一的近乎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如此激烈的競爭已經把非技術的勞動力工資降低到一個極限，即與一般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當。
沒有人會羨慕中國農村勞動者和民工，無論美國工人還是中國城市居民都不愿意進入他們的勞動力競爭市場。
近些年，中國政府正致力提高民工和農民的收入。２００６年，在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以后，民工的工資增長了１２％，靠近香港的深圳經濟特區最低工資增加了１７％，但農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１．２％。如同上面的解釋，民工和農村勞動者的工資由于他們可以在城市與農村之間自由選擇工作而緊密相關。要想提高一組人的收入，那么兩組人的收入必須都提高。
正是由于這一非技術工人市場的龐大無比導致了中國非技術工人工資增長的緩慢，也是由于這一群體未能充分就業，導致了中國較低的通貨膨脹壓力。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由于人民幣以１５％的速度升值而開始減慢，我們將看到通貨緊縮和大量的失業，原因就是這４．８１億僅能在生存線上掙扎的非技術工人。
非技術工人的低工資也反向影響環境和公共衛生——使用非技術工人傾向于鼓勵低成本生產，在政府和邊際利潤低的行業沒有足夠資源和動力采取保護和防治措施時，環境和公共衛生就會遭到破壞。盡管找不到可靠數據，從我訪問過多家鄉鎮企業的經驗看，在中國的很多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鄉鎮企業，它們產生的污染和浪費帶來的成本要高過他們產出的微薄利潤和低工資。不幸的是，中國政府還未找到有效途徑限制能源使用效率低、環境危害大的產業，而這些產業往往為非技術工人提供了就業。中國政府需要國際組織的幫助來識別并停止這些社會效應為負的產業及企業，使其避免對人類和環境永久性的傷害。
中國怎樣才能增加消費？
為什么亞洲開發銀行要建議印度、巴基斯坦在通貨膨脹高的情況下增加投資，而建議中國這樣通貨膨脹率低的國家減少投資呢？比較經典的回答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因為中國生產能力過剩，所以應該減少投資，增加消費。
增加消費的建議不會錯，但是中國當今的消費主要控制在每個家庭和公司自己的手里。他們已經在面對各種約束下盡量使他們消費達到最優化，不需要政府告訴他們怎樣花錢。
因為中國的健康保險和社會保障體系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許多中國人都不得不為防御大病存一大筆錢。在助學貸款比較缺乏的情況下，家庭也只好為孩子上學存一大筆錢。一些新開發的住宅區的道路、地鐵和學校等配套設施不足，中國許多中產階級家庭雖然購買了房產，并期望在房產增值時獲利，可是他們選擇不裝修、也不搬進這些空置的新樓，大大影響了家用電器的消費。這些都是消費者在目前經濟結構約束下的最好選擇，而中國家庭的這些選擇導致了消費低、儲蓄高。
中國怎樣才能增加國內消費？
我們不難得出答案：為了鼓勵消費，中國需要建立完整的健康保險體系、建立助學貸款或者獎學金項目、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鐵和學校。所有這些辦法無疑需要投資。但這些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不同于無效率的重復建設，因為這些投資將促進中國家庭的消費，并掃除對未來不測的不安全感。 不幸的是，中國國家統計局不能區分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與無效率的重復建設投資。當投資率統計數據過高時，政府就開始限制投資，這使兩種投資同時低迷。當投資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受到限制后，消費及進口的增長速度就受影響，而出口并不會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這樣，進口也就趕不上出口，導致巨額的經常賬戶盈余。
中國所需要的是一套宏觀經濟政策來增加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資，同時減少無效率的重復建設投資。但這幾乎不可能，因為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手段，如控制貨幣供應量、匯率、利率、銀行準備金率都不能區分有效率與無效率的投資。中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運用老辦法：行政控制、產業政策甚至包括反腐敗運動的政治紀律。
總之，由于區分有效率與無效率投資的難度，中國中央銀行面臨著兩難的困境：如果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那么它必須處理無效率重復建設投資失控而造成的生產能力過剩問題；如果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有效率的投資將受到影響，進口增長趕不上出口，就要想辦法處理經常賬戶盈余的問題。
為推動中國物價水平追趕國際水平，國際社會應該鼓勵中國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即減少對增加的外匯儲備的沖銷，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產生穩定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是必需的，而較低但穩定的通脹是促進人民幣平穩升值而不產生通縮風險的必要條件。為了使中國采取這一寬松貨幣政策，必須幫助中國發展更有效率的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以使其能夠區分有效率和無效率的投資。
如何區分有效率和無效率的投資？這不是任何一個人能夠回答的問題，完善的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就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識別出好的項目并為它們進行低成本融資，同時拒絕差的項目。倫敦、紐約和香港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就具備這個功能，中國的金融業還不具備這些功能。
現代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的一個本質功能是減少資本和勞動間的交易成本，以使得二者結合創造出較高的生產率。如果沒有這個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中國將不能為４．８１億農民工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而可能會產生許多社會成本高的鄉鎮企業。這些無效率的企業創造的利潤和工資，可能會小于他們產生的污染和社會不穩定等后果。如果沒有這個金融、計劃和監管體系，中國的進口將無法與出口保持平衡，這將繼續剝奪美國和其他國家工人的工作，并促使這些國家采取保護措施，中國潛在的購買力將形成它龐大的外匯儲備而不是變成有效率的投資和能夠為美國工人帶來訂單的消費。因此，我認為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在上海就中國金融部門改革提出的草案可以幫助中國改善金融業，為中美在２１世紀帶來雙贏。
美國金融部門的優勢與中國金融部門的弱勢對比強烈，在強大的金融體系下，美國公民可以維持較低的儲蓄率，因為他們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可觀的資本增值。在金融體系較弱的中國，消費者維持很高的儲蓄率和較低的消費（因此必然是較低生活水平），中國龐大的儲蓄（剩余資本）卻不能有效地雇傭本國的剩余勞動力。今天的美國人擔心來自中國的競爭正如十年前香港人的擔心一樣，但今天，香港人意識到中國增長越快，為香港帶來的機會越多。如果美國能夠幫助中國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中國的剩余勞動力與剩余資本將可以創造巨大財富，從而對美國產品和服務產生巨大的需求，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和回報也會不斷提高。當有效率的金融市場使得交易成本趨向于零時，供給就會創造需求。
（作者為清華－布魯金斯中心主任兼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電子郵箱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ｅｄｕ．ｃ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