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中日漁業協定》 化解“釣魚島危機”新路線圖（上）

從“一個中國”的原則而言，《中日漁業協定》當然適用于保護臺灣漁民的權利——在釣魚島海域作業依法不受日本海警的管理。

2013年4月10日，日本、臺灣維持民間交流關系的“財團法人交流協會”與“亞東關系協會”簽署漁業協議，規定了“北緯27度以南”即釣魚島海域的管理秩序：兩會將“各自請求相關當局”完成法律措施，在“避免因過度開發而危害海洋生物資源維護”的合作前提下，“使己方之漁業相關法令不適用于對方”。這意味著雙方相互承認漁業權利，長期以來臺灣漁民受日本海警驅趕的受害狀況終結了。

由于資源權利關系到海洋島嶼主權闡釋，在中日“釣魚島危機”矛盾膠著之際，“臺灣問題”的疊加，給東亞地區政治帶來了更富有刺激性的材料。日本媒體率先定下基調：其一，“認可臺灣在日本專屬經濟水域作業”的目的在于“離間中臺聯手”向日本“共斗”釣魚島主權；其二，日本“不允許臺灣漁船進入自尖閣諸島12海里的領海”。

這種“定調”在中國內地以及一些香港華文媒體引起強烈反響，紛紛指責臺灣“喪權賣國”、“以主權換漁權”、“損害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是“被日本趁機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占了便宜”的“敗筆”，落入了日本“離間大陸和臺灣聯合保釣”、對“一個中國”原則“打擦邊球”的圈套。

另一方面也有評論家表示贊賞，稱：臺灣沒改變對釣魚島的主權要求，卻得到了“以前久爭不得的權益”，“臺灣的勝利就是中國的勝利”，那些把“日臺漁業協議”看做“中國外交的失敗”者乃“頭腦簡單”。外交部發言人并無傾向流露，只是提醒日方要根據“一個中國”原則“審慎處理涉臺問題”。

這種輿論混亂狀況表明，中國面臨著“釣魚島危機”以來未曾有的困難局面。“文革”式批判、詛咒以及“失敗論”、“勝利論”之輿論分裂，反映著難以名狀的挫折感和難以澄清的認知迷惑。“日臺漁業協議”給中日關系造成了怎樣的新形勢？無判斷或曖昧化地擱置判斷，只能加劇任由事態發展的看客化、邊緣化趨勢，基于實證研究的思想整理和基于知識根據的問題診斷是必要的。

“日臺漁業協議”意味著什么

作為傳播學的一般知識，歷史的變遷并不是由“事實”，而是由關于“事實”的信息、話語決定的。在這種經驗理論的意義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關系中的情報戰，發生了某種向國際傳播的轉型，即：從間諜組織竊取對方決策信息，轉變為主動提供情報、知識，以誘導對方決策。對于學術研究荒廢、知識體系發育不良、國際新聞不在現場的信息、話語輸入國家而言，這一轉型使其陷入了集體無自覺的文化殖民主義軟權力結構，求知意識薄弱，表達能力欠缺，對國際關系博弈越來越不得要領。“日臺漁業協議”就是這樣一個生動的國際傳播事件。

作為基本事實，“釣魚島危機”中，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