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關鍵詞 記錄企業公益25年

希望小學

1990年5月19日，共青團中央和中國青基會，在安徽省金寨縣南溪鎮中心小學原址上修建了全國第一所希望小學。此后，援建希望小學逐漸成為了民間公益善行與政府善舉的一種合作方式。

自1991年不斷涌現的“大眼睛”“大鼻涕”“小光頭”等孩子的照片，感動了全中國，也推動這項工作廣泛開展起來。希望工程，幾乎就是那個時代中國公益的代名詞。

希望小學由于具有項目實體可查、便于回訪監督、公益效果切實可見等特點，在近年被許多企業和民間人士通過輿論監督、獨立運作的方式，將這種公益行為變得更加透明規范。如巴曙松等華中科技大學校友發起籌建的雅安石棉縣希望小學，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屹立不倒，被網友譽為“房堅強”；最近陜西中獎5285萬元的彩民，以個人名義捐資30萬元興建希望小學，他在捐資籌建希望小學時也選擇與當地校長直接聯系，從而避免善心旁落。

而中國平安等企業，通過多年的公益探索，在希望小學的運作上逐漸形成了自有的一套體系。中國平安自1994年于安徽省六安市捐資興建了第一所平安希望小學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不斷努力，在全國各省、市邊遠貧困地區捐建了106所平安希望小學。除了援建，中國平安也同樣重視希望小學的維護。從2007年起平安設立“ 平安希望小學日”，啟動希望小學百萬維護計劃，每年劃撥百萬元維護?？?，用于各地平安希望小學的維護，對各校校舍進行修繕，不斷改善和提高孩子們的求學環境。同時平安發起“平安希望小學優秀教師獎勵計劃”和“平安希望小學教室培訓計劃”，為在貧困地區基礎教育事業中無私奉獻的老師提供物質鼓勵，并為他們創造去其他城市一流學校觀摩學習的機會，提升業務技能。中國平安對希望小學的投入，已不再是單純的捐建，而是形成了“援建——維護——鼓勵自生”配套的公益體系模型。

植樹造林

或許中國人對“環保”這一概念的最早印象，就是來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植樹造林活動。而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近幾年春季北方沙塵肆虐之時，公眾對植樹造林的呼吁和關注熱情。如果說中國第一批環保關注者對動物保護的熱情，還是限于圈子的小規模行動的話，植樹造林就是普通公眾廣泛親身參與環保公益的開始。

現在已經難以查證改革開放后，究竟是哪一年哪些人完成了第一次植樹造林活動。但1980年3月5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于大力開展植樹造林的指示》，可謂是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對植樹造林發出的第一個重要指示。此后1981年12 月13日，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全民義務植樹運動作為一項法律開始在全國實施，“義務植樹”也成為了一個新詞被提及至今。1982年的3月12日，鄧小平在北京玉泉山上種下了義務植樹運動的第一棵樹。每年的這一天，便成了中國的植樹節。

不得不提及一位日本老人——著名的沙漠治理專家遠山正瑛先生。他以八旬高齡多次前往內蒙古親自植樹治沙，還號召日本國民每周省下一頓午餐錢，來中國植樹。在他的帶動下，包括他子女在內的一萬多名日本友人先后來到內蒙古恩格貝植樹。在遠山先生逝世后，他的部分骨灰按照其遺愿葬在了當地，可謂植樹造林史上的一段佳話。

近年植樹造林已不再是環保領域的核心話題，但仍然是社會各個階層都最積極踴躍參與的項目。企業的造林行動則從未間斷過，阿拉善SEE等著名民間組織更是專為造林治沙而成立的。中國平安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兩年來共同開展“萬畝平安林”活動，在全國12個省份營建萬畝平安林。營建過程中根據當地不同需求，選擇不同種類的樹木進行栽植，在保持水土的同時，也能繁榮當地的林業經濟。該項活動于2012年發起，并在2013年持續進行，目前已經完成了河北承德、內蒙古多倫等地的造林計劃。

支教助學

支教助學，這種促使教育資源更加公平分配的公益行為，在給貧困地區帶去先進教育理念和優秀教育資源的同時，也為這些地區的人們打開了一扇窗，成為了城市與農村文化交流的橋梁。

官方發起的最知名的支教助學行動，當屬“ 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它是由共青團中央等四部委于2003年發起，每年公開招募一定數量的普通高等院校應屆畢業生，以志愿服務的方式到西部貧困縣的鄉鎮從事為期1-3年的教育、衛生、農技、扶貧以及基層社會管理和基層青年中心建設與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支教助學真正的國家行為即從此展開，而國家也鼓勵優秀青年扎根西部，從而將支教助學工作持之以恒地貫徹下去。

不過我們更為熟悉的是由企業、媒體、公共人物或NGO直接發起的支教助學活動。從2007年開始，中國平安攜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開展平安希望小學支教行動，截至目前，共有來自社會各界的超過2000名志愿者參加了支教行動，幫助學生約三萬人次。2009年，平安開始在平安希望小學建設多媒體教室“夢想中心”。目前在四川北川、四川拱星、貴州、重慶等地建成的12 所已經成為當地學?，F代化設備的硬件升級樣板工程。

另外，中國平安也攜手《南方周末》，針對西部鄉村代課教師進行下崗再就業培訓的“燃燭行動”。通過對鄉村代課教師的幫扶和培訓，使其獲得創業資金和農技技術，授人以漁，從而努力彌補教育體制變革留下的缺陷。于建嶸教授等人發起的隨手公益項目中，也包括了支教、關愛鄉村教師、設立農村免費圖書點等內容。

經過多年發展，支教助學已經從單純的上課和捐贈教學物資，演變出開發鄉村小學第二課堂教育、關愛鄉村代課教師、鄉村圖書館建設、關注鄉村兒童營養等多個支流，將這一公益事業落實到鄉村少年兒童健康成長的方方面面。

公益基金會

公益基金會在中國的進化史，可以看作是社會多重問題發展的一個集中縮影。在2004 年以前，國內只有官方公募基金會，企業和個人所能做的，是捐款到這些公募基金會名下的某個項目，然后通過對方的公開信息來查詢善款去向。

2004年國務院公布了《基金會管理條例》之后，正式開放非公募基金會，香江集團董事長翟美卿隨即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創立了“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截至2011年12月31日，國內目前共有基金會2561家，其中公募基金會1202家，非公募基金會1359家。

非公募基金會的出現，代表著以企業為主的組織機構，可以自行決定公益資金的用途，而不必通過官方公募基金會的渠道，也不必再向后者繳納善款管理費。在眾多非公募基金會中，除了企業基金會已經成為民間公益事業的發動機以外，企業家聯合創辦的企業家非公募基金會則是更為矚目的一種。唯一成功從非公募轉身公募的壹基金，便是企業家辦基金會中的領軍者。

“明園慈善基金”在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下設立，于2007 年成立，由中國平安集團董事長馬明哲及其家人捐資設立。首期捐贈2000 萬元，通過逐年追加達到1億元的目標捐贈額，用于扶貧幫困和賑災、關愛婦女兒童以及貧困地區青少年成長、支持文化發展等公益慈善事業。截至2012年，“明園慈善基金”出資援建了5所明園學校，并設立了明園獎學金，激勵明園小學的學生勤奮向學、發奮圖強；同時，“明園慈善基金”還設立了獎教金，鼓勵在明園學校任職的優秀教師，解決貧困教師的生活困難，使其能夠安心教學，努力培養下一代。汶川地震期間，“明園慈善基金”向災區捐贈500萬元。

志愿者

自從1993 年底，共青團中央決定實施中國青年志愿者行動以來，青年人的熱情和不求回報服務社會的精神，統一以志愿者的方式在中國各地蓬勃發展起來。1995 年全國開始進行社區青年志愿者服務站建設工作，1999 年8 月廣東省通過了國內第一部省級青年志愿服務條例，2000 年3 月5 日被共青團中央確定為全國首個“中國青年志愿者服務日”。

與此同時，志愿者行動的服務領域也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擴大，在農村扶貧開發、城市社區建設、環境保護、大型活動、搶險救災、社會公益等領域形成了一批重點服務項目。目前在社會上具有廣泛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志愿者項目有：青年志愿者“一助一”長期結對服務計劃、青年志愿者扶貧接力計劃、大中專學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活動、海外志愿服務活動、可可西里珍稀動物保護、奧運會

和殘奧會志愿服務項目等。志愿者及其無私的服務，為中國二十五年間的公益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國家鼓勵和民間歡迎的整體氛圍中，志愿者服務自然而然地被企業借鑒為公益實踐的主體。

一些企業由于其業務模式和組織結構，在志愿者服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也積累了豐富的運作經驗。其中，安利中國由于其有效的志愿者服務實踐，成為了2010 年上海世博會志愿者專業支持機構，為上海世博會志愿者提供培訓。

中國平安在2010年正式成立了“員工志愿者協會”，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教育、環境等領域廣泛開展志愿服務工作。截至2011年，平安志愿者服務時間已累計超過109,944 小時。一方面，平安廣泛發動內部員工參與到各種志愿者活動中，如與外部志愿者組織曲吉梅朵愛心聯盟合作的玉樹災區救助公益項目，以及類似“至誠理財團隊”這樣的內部志愿者團隊單獨參與的關愛西安市灞橋區狄寨鎮“兒童村”的活動；另一方面，平安也盡企業所能，幫助志愿者活動，如此次雅安地震中平安為奔赴災區的志愿者免費提供保險的善舉，受到了社會各界的一致好評。而當志愿者服務融于企業文化時，公益行為也成為了企業理所應當的社會責任。

NGO

中國NGO 從上世紀90 年代開始起步，1995 年第四屆婦女大會NGO 論壇，使中國大多數官員第一次接觸到NGO 這個詞。從1996 年起，中國NGO 開始浮出水面，他們關注的領域十分多樣：環境、婦女、兒童、鄉村、教育、勞工等等，但將他們推到臺前的，仍然是幾次大災中的救援行動。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中，眾多NGO 積極參與地震救災和震后重建，站到了社會關注的核心焦點。此后多元共治社會的提倡，以及注冊管理體系的放開，使各類NGO 如雨后春筍般迅速成長。

雅安地震發生后，大量NGO 利用社交平臺發動慈善捐贈等“微公益”行動，并在最短的時間內，組織資源，前往災區，充分發揮了機動靈活、行動迅速、透明度高等優勢，可以發現，在這次救災中NGO 開始了相互間的合作，進一步提高了救災效率。

在過去20年中，NGO與企業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NGO處在相對被動的地位，視企業為金主，希望企業可以對自身項目發生興趣，而企業則對NGO抱有防范與不信任的心態。如今在NGO受到政策鼓勵和民意追捧的形勢下，也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專業性和行動力，是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兩者其實處在平等的地位。

企業公益也在經歷數年的發展以后，尤其是經歷大災救援考驗后，發現自身的短板，認識到專業公益比“包干”公益更能獲得肯定，因此，很多企業開始主動向NGO伸出橄欖枝，尋求優秀專業的合作伙伴。

中國平安非常重視與NGO的溝通與合作，自1994年起，中國平安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開始在全國援建平安希望小學，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改善就學條件，2006年中國平安首次向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捐款1000萬元設立了“中國平安公益基金”。

2002年，中國平安向中國紅十字會捐贈價值1000萬元的38輛獻血車，開啟獻血活動、為骨髓捐贈者捐贈保險等紅十字活動。

2009年起，平安與“真愛夢想基金”在平安希望小學建設多媒體教室“夢想中心”。

2010年2月起，中國平安組織公司員工組成JA 支教團隊，每周二、四分別到上海東昌中學和宜川中學給高中學生上“青年理財課”，以普及理財知識，提升學生的競爭力。

2010年至2011年，中國平安聯手氣候組織參與百萬森林計劃，捐資550萬元以平安車險VIP客戶及電銷客戶名義捐種110萬棵沙棘樹苗，以改變西部干旱地區的氣候環境，抵消客戶駕車帶來的碳排放，鼓勵客戶以低碳的方式出行。

2011年，中國平安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合作援建的42所“希望廚房”也在廣西、寧夏、山東、安徽等地落戶，幫助改善學校孩子的就餐條件。

2011年和2012年，中國平安積極響應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倡議并發起的地球一小時公益活動，承諾為地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更多積極的環保改變。

2012年，中國平安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攜手開展“綠色希望工程-萬畝平安林計劃”，在全國12個省份共建造一萬畝“平安林”，每片平安林計劃種植約10萬棵不同種類的樹木，防止水土流失、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綠色未來。

2013年，中國平安通過壹基金向雅安災區捐款650萬元，并于5月7日聯合壹基金共同發起“兒童平安”項目，旨在普及兒童減災防災教育、為地處災害頻發地區的兒童建立長遠幫扶機制。

低碳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被譽為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最早見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并不豐富的島國，英國充分意識到了能源安全和氣候變化的威脅，它正從自給自足的能源供應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目前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同時，氣候變化已經迫在眉睫。

自2003年以來，我國國務院先后發布了《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關于做好建設節能型社會近期重點工作的通知》《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關于節能工作的決定》等政策性文件。國務院的號召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支持，碳排放、碳交易、碳中立這些關鍵詞逐漸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之中。

2010年3月，中國平安正式啟動“綠色承諾中國平安”低碳100行動，將100條綠色低碳舉措貫穿在業務推動、日常運營及社會公益三大方面。運營層面通過各種節能減排舉措和技術，減少在日常辦公、物業管理、后臺作業等各運營環節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提高環境管理水平和整體運營績效。業務層面充分結合平安業務特點和低碳經濟趨勢，研發綠色金融產品、服務及解決方案，如“綠色信貸”、“綠色保險”和“綠色證券”等。同時將“低碳”與“健康”相結合，倡導全體員工加入到“低碳生活健康行”活動中來，倡議員工“低碳出行、快樂步行，少開車、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一方面是積極承擔環境保護責任，完成國家節能降耗指標的要求；另一方面是調整經濟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益，發展新興工業，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雙贏的必然選擇。

世界范圍內正在經歷一場經濟和社會發展方式的巨大變革，來應對氣候變化形勢。發展低碳能源技術，建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和低碳社會消費模式，是協調經濟發展和保護氣候之間關系的基本途徑。發展低碳經濟既是盡國際義務，也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出路。

公益透明

透明，是公益組織立足社會、贏得公信度的前提條件。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公益行為公開透明的要求，對信息公開的時效性、動態性，公開內容的多樣性、細致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訴求。據民政部調查，國內75%的慈善組織信息不透明，接受調查的近90%公眾對慈善信息公開不滿意。郭美美事件后的網絡調查顯示，多達46.2%的人認為中國紅十字會陷入信任危機的深層原因是“紅十字會內部情況長期不透明、不公開、組織神秘”。

如前文所述，公募基金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善款的唯一合法流向，導致這些機構已經習慣了“閉門操作”，個人和企業都無法詳細得知善款的全部去向。而對于企業來說，一旦合作對象不夠透明，企業的慈善公益行為本身的可信度也會被降低。因此，企業也加入了要求公益公開透明的行列。

2011年8月23日，民政部《中國慈善事業發展指導綱要(2011-2015年)》正式頒布，明確提出“推進慈善信息公開制度建設，完善捐贈款物使用的查詢、追蹤、反饋和公示制度，逐步形成對慈善資金從募集、運作到使用效果的全過程監管機制”。公益慈善機構隨即進行改革，壹基金在過去一年來，為公益組織提供系列解決方案，通過開發財務信息披露模板、透明指數、財務培訓班、“自律壹夏曬”公益等活動，以倡導、資助和評選的方式，推動整個行業的透明。

中國平安也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公益透明度的重視，2011年，中國平安攜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和免費午餐，利用相對透明的社會化媒體平臺，發起“一次傳遞，百分溫暖”微博線上活動，引起了公益明星的熱情參與，微博轉發超過20萬次，網友評論達到2 萬條。對于捐獻的物資，設置專人來負責管理，保證物資落實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并在網絡公布數據，接受大眾監督。

2013年1月5日，民政部主辦的“中民慈善信息中心”發布《2012年度中國慈善透明報告》，報告建議政府資助建立統一的慈善信息公開標準及獎懲機制，搭建公益慈善行業公共的信息平臺；行業建立透明自律聯盟，形成政府、行業、媒體與社會公眾多維的中國慈善透明監管體系。

責任報告

“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個比“企業公益”更大范疇的概念，是在本世紀初期進入國內的，在證監、銀監等政府監管機構將其引入企業規范后，正在成為指揮企業公益行為的上層管理體系，而企業每一年的責任行為，包括慈善公益在內，都會在責任報告中集中披露。

自2006年國家電網發布我國第一份中央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并且受到總理溫家寶的鼓勵和支持以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數量出現了井噴式的增長。2006年發布了23份社會責任報告，數量超過了2000年到2005年6年發布數量的總和；2007年有77 家企業發布了社會責任報告；2012年，責任報告的發布數量已達到1000多份。

2004年起，平安開始逐年發布企業公民報告，建立并完善了企業公民模型，逐步厘清平安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2009年，平安首次正式發布《中國平安2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第一次將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列入公司五年戰略規劃，開啟了平安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新篇章?！吨袊桨?008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國平安2009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國平安2010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國平安2011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連續四年以最高分獲評A 股上市公司報告第一名，蟬聯最佳報告大獎。2012年，平安品牌價值繼續保持領先，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廣受海內外評級機構和媒體的認可與好評，獲得包括《中國新聞周刊》頒發的最具責任感企業、《經濟觀察報》頒發的最受尊敬企業、《21世紀經濟報道》頒發的最佳企業公民等眾多獎項。

責任報告是對企業跟利益相關方溝通方式的一次徹底變革，企業“做得好不好”、“做了哪些好事”，不再被認為是可以不說的內部信息，企業必須主動、徹底、坦誠地公開自己的行為成果，包括正面和負面。這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公益透明度”的難題。

綠色投資

傳統投資模式是在傳統經濟下形成的，它不考慮資源短缺和保護環境，通過資本投入實現盈利的目的，賺取利潤是投資的唯一目標。這種投資行為使廠商在生產過程中，容易忽視生產所帶來的對社會和環境的消極影響，放棄企業的社會責任。綠色投資則相反。

長期關注綠色投資的環保組織“綠色流域”每年發布《中國銀行業環境記錄》，披露國內主要銀行的信貸流向，每一筆投資是否對環境造成了負面影響。這是在國家政府明確對銀行業提出“綠色信貸”的業務指引后，唯一由民間對“綠色信貸”實際成果進行考察和評估的行為。其考察結果還包括：銀行是否有完整的環境政策標準和措施，其綠色貸款和“三高”貸款的比例數字是否真實可靠，以及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的投資對象是否受到懲罰等。

2012年，中國平安簽署了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組等國際機構倡導的《自然資本宣言》，承諾將自然資本因素的考量融入到銀行經營決策中。中國平安穩步提升綠色信貸披露水平，獲得了NGO和媒體的好評。

同年，中國平安制定了《綠色信貸政策指引》，對客戶的環境和社會風險進行動態評估與分類，相關分類結果作為客戶評級、信貸準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據，并在貸款“三查”、貸款定價和經濟資本分配等方面采取差別化的風險管理措施，逐步建立項目貸款環境分類管理制度，要求有條件的分行根據已授信項目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將項目貸款分為四類，并對不同環境分類項目采取不同的授信策略分類政策。

綠色投資是企業公益領域一個更為新興的概念，它的誕生證明著公眾對企業公益的關注，已經具備了鏈條式的視野，并找準了資本這一處于最上游端的杠桿。綠色投資的模式，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比法律法規更為有力的企業約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