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汶川到雅安，中國企業大災公益五年蛻變

專家點評

王振耀——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

民間公益組織，它就是群眾，理解老百姓的每一步需求。沒有社會參與，閉上門，恐怕你再說什么，兩塊錢什么都公布了，他還是不信。

2008年以前救災，大家公布捐贈賬號，救災的時候就公布兩家加民政部，沒有別的選擇，應急救援也沒法介入，一家獨大。2008 年以后有了很大進步，包括把格局打破，現在是多元格局，共同參與。

民間公益組織發展很迅速，幾乎是無處不在。其優點是和老百姓接觸更直接，不可能脫離群眾，它就是群眾，理解老百姓的每一步需求，此為大優勢。像壹基金，它就在成都，兩小時很快就趕到了，政府沒法比。除了快速，它還可以做到更專業，和世界先進技術各方面結得更緊。民間在國外到處轉，有先進的逃生裝備就采購了，使其反而有裝備方面的優勢。

紅十字會的主要問題是開放度問題。開放度就需要大家的參與。若能親身參與，有各種各樣的理事會，治理結構都建立起來了。一個民間組織，即使是政府背景的，也要更多強調社會參與才行，沒有社會參與，閉上門，恐怕你再說什么，兩塊錢什么都公布了，他還是不信。

鄧飛——“免費午餐”發起人

企業這次救助相對有序，是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個中間地帶，就是公益組織。

這次地震中我們看到了企業界的參與，救災幾點好的變化。第一個它的面廣、參與的企業數量增多，然后它是從各個領域、各個角度去支持救災。有很多企業跟我對接，比如說免費午餐，有中儲糧的大米、油，然后有的是出錢，大家能形成一個立體的配合。第二，這次企業界更加重視民間的公益團隊，有了微博這個工具，他們也很容易能夠找到民間公益組織，跟他們形成一個聯合。第三個特點，現在信息流通和交通方面的改善，企業更多地直接深入災區，參與行動。

企業這次救助相對有序，是因為他們找到了一個中間地帶，就是公益組織。我們民間公益成長起來了，他們有各自的特點，企業很容易找到各自喜歡的或者支持的公益團隊，而不是把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一個口子，或者是直接過去。之前企業參與公益就兩種方法，要不就把東西全部推給政府，要不就直接去，現在有了第三種方法，自然表現出來更加有序。

于建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

這次最要思考的就是我們的政府機構，為什么落得如今受冷的局面。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第一次民間力量救助的爆發，進行了大量的捐款。改革開放之后，這么大的災難，是第一次。汶川地震時的公益救助主要還是依附于國家、政府。主要是政府的機構，比如說紅十字會這種大的機構?，F在為什么不捐紅十字會了？一是因為透明度問題，紅十字會在內的不少國家機構的信譽受到議論，這些機構也無法讓企業參與其中。捐給壹基金，企業可以直接參與，可以監督，還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企業自然更樂意。所以這次雅安地震，捐給政府的錢很少，而是直接捐給老百姓能夠受益的草根組織。

從另外一個方面講，就是公眾社會出現了分歧，面對大的問題時，老百姓感覺最多、最重要的是我們民間的公益性的組織他們的意義和作用。從以官方為捐助主體到現在開始轉回民間的草根組織自我救助，簡單地看，它救助的對象、方向、行為方式都發生了一些變化。一方面政府官員、官辦機構的社會公信力下降，另一方面說明公民的自我救助，能夠有一個渠道，通過這種機構解決這個問題。這次最要思考的就是我們的政府機構，為什么落得如今受冷的局面。

楊鵬——壹基金秘書長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能夠讓人的愛心受到激勵，得到培育和成長的制度文化環境，給行善以自由吧。

汶川地震的時候，社會對企業疊加了太強的道德壓力，甚至出現不捐款的黑名單，這次好很多。救災對于政府，絕對有責任和義務。而企業作為一個法人主體，相關的法律并沒有賦予其必須承擔這些義務，它的主要工作就是依法經營，依法納稅和創造就業和稅收。怎么捐，捐多少，這是企業的自發表現，員工愛心的自我表現。慈善公益是一種自愿行為，若變成強行標準，必然變味。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個能夠讓人的愛心受到激勵，得到培育和成長的制度文化環境，給行善以自由吧。

企業的公益救助，最好是積極直接參與這些公共救援，參與方式可以是捐錢捐物，若能在救援中延伸其專業能力就更好。比如阿里巴巴，它是一個網絡公司，就動員起網民給這些災區捐款。光是騰訊和阿里巴巴，總共參與捐款的人數就已將近突破90 萬人。帶動這么多人參與公益，這就是企業的專業能力延伸到公益上來。

做專業的事，專業地做事

又一次大地震，中國企業的大災救助，讓人刮目相看。

企業的救災形象，不再只有舉牌捐款，在災區，在后方，處處可見他們的身影。他們與政府的協調越來越順暢，開始學會與NGO合作，形成救助方式多樣、公益模式專業、多方有效合作的景象。

“2008 到2013 整整五年，中國公益慈善事業飛速發展，并推動了社會多方面的可測度的進步。”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慈善界幾乎年年有故事，日日有進步。”

2008 年，因民間投入汶川地震救災的首次大規模行動，被稱為“公共參與元年”。短短五年里，經過幾次大災的淬煉，政府、NGO、企業，均獲得了遠超過去幾十年的迅速成長。

即刻自動反應

2013年4月20日早上8時02分，周末，家住雅安的中國平安雅安中心支公司查勘定損員羅光錦和妻子尚在睡覺，突如其來的地震將兩人晃醒。已有8個多月身孕的妻子跑不動，羅光錦只能推著她離開房屋，“我老婆嚇得腿都軟了，太害怕了”。

驚魂未定，但1 小時內，羅光錦卻得趕到公司，準備前往重災區蘆山縣。他知道，災難來臨，保險公司和它的員工，沒有理由不在第一時間沖到第一線。

盡管他們自己也是災民。

出發前，羅光錦買了碗牛肉面留在家，將妻子交給了她的同事。

相比五年前的汶川，此次企業和NGO的反應可謂神速。在通訊不暢的情況下，只用了28分鐘，四川路橋就調集了一百多臺大型搶險設備奔赴蘆山；半小時后，深圳壹基金便準備前往災區，比任何官辦慈善組織都快；一個小時以后，各大互聯網公司的尋人平臺相繼上線。

“五年前的5.12 地震，企業家的反應是三天后，八家NGO 在北京聯合。但雅安地震當天，我們就聯合九家NGO 行動起來，在網上籌集資金超過4000 萬。”壹基金執行理事長王石說。

壹基金秘書長楊鵬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發生汶川地震的2008 年被人們稱為NGO 元年，其實它不是，實際上它是公共參與的元年，等于這個企業突然自己直接參與救災。但那個時候是第一次開始參與，很熱情，但很亂。而這次雅安地震，我覺得就理性、有序多了。這么多年的積累，他們有經驗了，知道怎么做。”

五年后中國企業對于如何救災，顯得更胸有成竹?？焖俣钟行虻姆磻?，不是一蹴而就。

平安集團2008年規范了公司在各種重大災難性事件中的救助機制，之后又制定了《應對突發公共危機事件預案》，該制度在組織保障、災情評估、救災捐贈等方面詳細給出具體的操作模式，把災難應對的措施制度化、規范化、專業化。

應急制度化，時刻有準備。不到24 小時，平安產險就將100萬預賠款支付給農行蘆山支行，完成雅安地震后首筆財產險理賠案件的賠付。汶川地震、2008年的凝凍雪災、“7·23”溫州動車追尾重大事故，“理賠第一單”均出自平安。

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2008年的汶川地震是中國慈善捐贈的一次“總動員”。震后十天內，企業累計捐贈就達到160億元人民幣，掀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捐贈高潮。

90%以上企業選擇了直接捐款的方式。隨后，“鐵公雞榜”如核裂變般爆傳，“捐多被捧捐少被踩”，令不少企業在公益之路上陷入迷茫。

五年后，面對雅安地震，企業不再只有爆棚的救災情緒，他們更趨于理性與務實。如何最高效率地救助，是各大企業考量的重點。他們充分利用專業技能、尋求多種救助方法和公益模式，“需要什么給什么”，“如何最大可能滿足災民的需求”才最重要。

地震發生后，高德導航用一天一夜時間，推出了“雅安版”導航，著重體現雅安及地震災區的緊急避難場所、醫院及急救站信息。百度發布了“救災物資需求分布地圖”，每小時更新一次，展示受災人群分布，還標示災區各地急需物資。

不同的企業幾乎是各顯神通。烽火通信迅速配合當地運營商恢復了蘆山、寶興、天全三個縣的部分通信業務；徐工集團、中聯重科、三一重工、廈工、柳工等工程機械企業早早準備了各種可能需要的機械；互聯網企業則迅速開發上線尋人平臺，并及時滾動播報災區需求……

讓不少人感到新鮮的還有，趕赴一線采訪的記者和志愿者享受到了一份“特殊福利”：平安保險贈送的意外傷害保險。利用微博平臺，“平安保險商城”給深入災區的846 名志愿者、記者提供一份保額最高50 萬元7 天的平安短期意外險。

就連捐贈，也比以前的考量更講究。平安集團的第一筆650萬元捐款，給了壹基金。這個同在深圳特區的基金會，在此次地震初期力壓眾多官辦基金會的表現，曾令各界頗感震撼。

平安給壹基金的捐款，主要用于采購發放救災物資和災區兒童心理恢復工作。根據災民需求，平安集團緊急聯系廠商，追加捐贈了價值20 余萬元的1000 頂帳篷，價值逾30.7 萬元的防潮墊300 個、床上用品400 套、毛巾2000 套，第一時間趕赴災區進行發放。

不僅是平安，把捐款交給壹基金，成了企業們一致的選擇，理由是：專業。“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公益名人鄧飛認為，這是企業參與公益救助應遵循的原則。

公益圈：競爭與合作

對于基金會而言，透明也是其專業必不可少的表現。

壹基金達到了他們的標準。2010 年底，壹基金用一年多的時間請獨立機構設計了預算管理體系，組建了預算委員會。

“一方面，內部制度設計可降低捐贈資金濫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獨立性，發起人與主要理事會成員有一定社會知名度，他們以個人聲譽為壹基金背書。”吳君亮說。這位長期推動政府預算公開的知名人士，是壹基金預算委員會成員之一。

平安集團選擇壹基金作為公益伙伴，公信力、透明度及響應速度是考察的首位要素。此外，好的項目執行能力、共同的理念和價值觀以及盡可能一致的公益行為模式，都是考慮的標準。

合作，一直是平安集團公益路的主要方式，與媒體、NGO、政府、合作伙伴等利益相關方互動、合作已是常態。2010年至2011年，攜手氣候組織和中國綠化基金會開展“百萬森林計劃”之低碳車主活動；2012年投入270萬元，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攜手，在全國12個省份營建萬畝平安林。

2010年，平安“員工志愿者協會”正式成立，成為內部最大的自愿性非營利團體組織，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教育、環境、紅十字、社會服務等領域廣泛開展志愿服務工作。

不再單刀獨干，盡可能地高效率合作，聚合出有力正能量，是企業公益救助的一個大改變。平時打得頭破血流的互聯網企業，居然連在了一塊兒。“放下恩怨和糾葛，齊心協力，統一資源，為民眾服務。”奇虎董事長周鴻祎這位頗具爭議的企業家在微博上率先呼吁，各尋人平臺盡快實現數據共享，并最大可能保證數據的真實性。

很快搜狗、搜狐、各個微博紛紛響應。“我希望這成為互聯網公司面對自然災害的常規化協調溝通機制。”周鴻祎寫道。

雖然沒有政府那種統一的指揮系統，但在救災中，民間的力量也能自覺地擰成一股繩。

雅安地震發生后不到一個小時，一個名為“成都公益圈”的微信群成立，13 家民間公益組織在該圈內溝通災情、交通、交換信息資源，同時，“成都公益組織420聯合救援隊”也迅速成立，并于當天趕赴災區。南都公益基金會、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華民基金會也關注到了這個公益圈，及時協調資助款。

“慈善組織之間是平等競爭的關系，但一定要密切合作。”王振耀期望慈善組織也能組建一個救災應急聯盟，以達到救助的更優化。

因為競爭，壹基金脫穎而出；而壹基金的背后，社會大眾和諸多企業的鼎力支持與合作，造就民間力量的崛起，也終于改寫了中國的救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