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印度隨想 （四）

人民運動
    通常認為，民主能讓政府更加對老百姓負責。但是，要實現這一點，不是沒有條件的。此次印度之行讓我深信，民主制度下民眾監督政府的條件之一是社會平等。就總體而言，印度民主能夠反映民眾的愿望。比如，英迪拉·甘地擅自實行緊急狀態法，希望以此建立她個人的權威，但事與愿違，在大選中輸掉了選舉，并讓國大黨從此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最近印度人民黨的選舉失利也說明民主反映民眾的意愿。
    但是，對于那些處于社會底層和邊緣上的人群，民主并沒有兌現其諾言。這些人群就是為數眾多的低種姓（印度僅賤民就有二億多）和居住在各個城市貧民窟里的人們。此次印度之行，我們參觀了老德里的舊街道、新德里郊區的半貧民窟以及孟買市區內的貧民窟，對這些地方的生活狀態有了感同身受的認識。
    印度主要城市都有貧民窟，孟買的貧民窟最多，全市１２００萬人口中，６０％居住在貧民窟里。位于市區中部的達拉維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人均面積只有１．８平方米，這其中不僅包括房屋面積，而且還包括道路和其他公共用地的面積，擁擠程度難以置信。我們去參觀時，先是穿過一條狹窄的小巷，然后在一小片空地上居然發現了一座燒制陶罐的土窯！土窯周圍是密密匝匝的茅棚，一旦失火，損失難以想象。兩個婦女和一個男人在用最原始的方法制作陶坯，就仿佛現代技術從未降臨印度一樣。其中一位中年婦女告訴我們，她就出生在土窯邊上的一間茅棚里?？磥?，達拉維存在已經有好些年頭了。

達拉維貧民窟的制陶人家

    達拉維的地理位置很好，不遠處就是孟買機場和高新技術開發區，達拉維是這兩處地方進城的障礙。因此，孟買市政府早就通過立法，要對這個貧民窟進行改造，辦法是為居住在這里的人每家提供一間２０平方米大的房子。我們去參觀了一處這樣的房子。這座房子還不是政府出資的，政府只給了土地，建筑費用來自一個非政府組織的捐款。這是一座樓房，內部結構類似中國的筒子樓，只是每間帶獨立的廚房和衛生間。每間面積約２０平方米，說是住一家人，但往往要擠上兩到三家人，也就是說，每間要供８到１２口人居住。為什么會擠入這么多人呢？原因之一是物業費太高，一家人負擔不起。
    印度人家的一個好習慣是家里收拾得干干凈凈，哪怕是住在貧民窟里的人家也是如此。但是，屋子之外就是另一個天地了。多數街道沒有鋪水泥，即使鋪了，也是坑洼不平的。主要街道上正開膛破肚修下水道，看樣子已經開工許多日子了，但完工似乎仍然遙遙無期，污水肆意地冒出來，形成斷斷續續的一條臭水溝。我們訪問的時候是旱季，蒼蠅、蚊子還在肆虐；難以想象，當雨季來臨的時候，這里會變成什么樣子！我敢肯定，任何到過達拉維的人，都會驚訝人的忍耐力；這里不應該是人居住的地方，它連牲畜聚集地都不如！在中國中西部農村，我也看到過環境衛生極差的村子。但是，農村的好處是可以利用自然的凈化能力消化掉大多數生物污染，而達拉維無法做到這一點，如此眾多的人口集中在如此狹小的空間里，自然早已不復存在了。
    貧民窟是如何形成的呢？以前，我以為貧民窟居住的都是不名分文的窮人，他們是因為沒有錢才住進貧民窟的。這次印度之行讓我了解到，貧民窟里住的不都是赤貧人口。比如，孟買貧民窟的人口中只有４％屬于印度的法定貧困人口，而住在達拉維的一些人實際上在半島南部的寫字樓里上班。
    孟買貧民窟的人口近幾年增長迅速，和孟買高速的經濟增長有關。實際上，貧民窟人口增長快的城市，都是經濟增長快的地方，班加羅爾也一樣。住在貧民窟里雖然不舒服，但留在農村生活更無著落。移民們到了城市，找到一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卻沒有住的地方，就只好流落到貧民窟里。印度學者在正式場合把貧民窟叫做“非正式聚集地”，這是比較貼切的叫法。
    貧民窟形成之初都是從非法占用公共或者私人土地開始的。比如，孟買世貿大廈旁邊的一片貧民窟，顯然是當初參與大廈建設的工人居住的地方。印度的建筑商不給工人提供住房，工人又往往拖家帶口，只能在工地附近搭上臨時窩棚度日，時間一長，就形成貧民窟。孟買的貧民窟分布很廣，最差的是那些“人行道貧民窟”，它們就著圍墻搭建在人行道上，沒水、沒電、沒有任何衛生設施。實際上，２８％的貧民窟居民，即約２４０萬人沒有任何衛生設施，排泄只能在露天解決。
    既然是非法占用公共或私人土地，為什么政府不強行把貧民窟里的人趕走呢？政府的確這么做過，現在也在做，但收效甚微。原因之一是黑社會的存在。黑幫分子有意在公共土地上修建臨時窩棚，出租給外來移民住，收取他們的房租。有些時候，房租可以免掉，只要他們占住土地就行了，因為占有時間長了，到政府下決心改造時就可以得到一筆可觀的補償費。這些錢本應給居住在那里的移民，但自然是歸了黑幫分子的腰包。政府來摧毀一次，他們馬上又來建新的，一二百盧比就夠了。但是，黑幫還不是貧民窟無法鏟除的根本原因，像達拉維這樣大面積的幾乎永久性的貧民窟，其形成和政府糟糕的法律以及政客們的野心分不開。
    在印度憲法里，保障人的遷徙權和居住權具有比保障公、私財產更高的地位。實際上，自英迪拉·甘地在１９７０年代末修改憲法之后，“保障私有財產”這一項就已經被從憲法中刪掉了。中、印的對比，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經過二十年的實踐和無數人的呼吁，中國憲法里終于有了保護私人財產這一條（盡管還留了一條私人財產必須“合法”的小尾巴），而印度卻走了相反的道路，把這一條從憲法中刪除了。在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時候，印度則由市場經濟走向社會主義。
    當我和印度朋友談到貧民窟改造的時候，他們的態度都如出一轍，認為保護貧民窟居民的居住權優先于保障公共和私人的土地所有權，而且，他們都對政府的強行拆遷表示極大的義憤。的確，政府在拆遷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對人的生命的不尊重，的確讓人氣憤。在中國，釘子戶對付拆遷的最有效辦法是賴在房子里不走；在印度卻常有拆遷過程中把留在房子里的人鏟死的新聞見諸報端。更為重要的是，拆遷之后，貧民窟里的許多居民就會失去生計。貧民窟里的環境雖然極差，但離開了貧民窟，許多人就無法生存。
    印度服務業部門的比重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規就業支撐的。有人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印度要建成世界的辦公室。這種說法如果不是癡人說夢，就是自我粉飾。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跳過工業化階段直接進入發達第三產業的階段。印度的軟肋恰恰是制造業不甚發達，大量勞動力因此不得不集中在低端服務業里，不僅收入低，而且受地域影響大。就業安置是妨礙貧民窟重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孟買，政府的房租控制法是造成貧民窟蔓延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孟買涌入了大量移民。英殖民政府為保障這些人有房子住，通過了房租控制法，把房租壓在較低的價位上。當時的設想是，這個法案是臨時性的，幾年之后應該廢止。但是，那些在這個法案里受益的人不會甘心法案被廢止，他們的強大游說活動讓這個法案保持至今。不僅如此，法案的條款還得到加強，其中一條近乎荒唐的是，一旦房客在一處住房住滿一年，則他就有優先權購買這處住房；即使不購買，他只要交房租，就可以無限期地住下去。這條法案導致的一個滑稽后果是，每年十月孟買都會出現一支支浩浩蕩蕩的搬家隊伍，原因是，房主為了避免房客在一處住房住滿一年，寧肯在別的地方建臨時房子，把房客搬過去住兩個月。
    更為嚴重的后果是，私人出租房屋的積極性沒有了，更不愿意新建出租房屋。孟買已經十五年沒有建設新的出租房；更為可悲的是，當７００多萬人擠在惡劣的貧民窟里時，孟買有４０萬套住房是空置的！以每套住房居住五口人計算，則這些空置住房就可以解決２００多萬人的居住問題。孟買政府的雄心是為貧民窟的每戶人家提供２０平方米的住房，但現在的建設速度尚趕不上貧民窟人口的增長速度。
    尼赫魯和英迪拉·甘地都要把印度建成不同于蘇聯和中國的第三種社會主義。這個夢想如今不怎么提倡了，但政府對經濟的肆意干預仍然十分常見，房租控制法就是一例。以印度反觀中國，我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市場化的程度有多深。中國殘存的政府干預是出于政府之手，體現的是官員們的意志。在印度，政府干預是民主政治的產物，而不是政府的自為之舉。中國的長官意志要不得，但印度的民主意志也不總導致合意的結果。民主政治的一個潛在危險是政府的公地化，即政府成了各種利益集團自我耕耘的場所，而社會的整體利益被拋在了腦后。
    政府的公地化給政客提供了可乘之機，讓他們可以堂而皇之地挾民眾之意，獲一己之利。貧民窟長期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客們的一個陰謀，原因在于，貧民窟是他們的一個大票倉。孟買的中產階級早已對政府失去了信心，許多人選擇遠離政治，不參加投票，因此，政客們把目光集中在貧民身上。貧民窟里有無窮無盡的需求，供水、供電、學校、廁所、下水道，等等，都等待政府來解決，政客們許諾的少許恩惠就足以贏得一部分選票。印度的水、電供應非常分散，是按戶來進行的。這種分散的供應方式，非常有利于政客們拉票，也有利于他們對選民進行各個擊破。貧民窟的選票來得容易，還因為黑幫的流行。印度多數政黨、特別是地方性政黨都是黑白兩道通吃。在貧民窟，黑道控制著日常生活，因此，只要控制黑幫，選票就有著落了。
    政府的無為給政客們留下了掏空國家的機會，給黑社會留下了壓榨百姓的空間；但是，民主的好處在于，它也給民眾留下了自己組織起來反抗政客和黑社會的權利。我們在新德里郊區的半貧民窟地區訪問了一個非政府組織，管中窺豹，對印度市民社會的深度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
    這個非政府組織叫“人民運動”。印度有許多叫人民運動的非政府組織，我們訪問的是其中一個較小的。我們中、印一行學者共十幾個人，先是坐地鐵，然后坐摩的，又花了很長時間在人、車、?；祀s的街道尋找，傍晚時分才找到它的辦公室。辦公室很小，分成里外兩間，布置得和普通人家一樣整潔。我們和人民運動的四五名積極分子座談。他們都說不好英語，我們必須借助印度學者的翻譯和他們交流。
    人民運動的創辦者阿文德·柯內瓦爾（Ａｒｖｉｎｄ Ｋｅｊｒｉｗａｌ）是一位看上去略有文化的精干年輕人，其他到會的人更年輕，其中一位是一個看上去只有十七八歲的姑娘。
    人民運動創辦的起因是這一地區的許多窮人買不到政府的低價糧食。為了解決極端貧困者的食物供應問題，印度政府每年補貼十幾億美元，給他們發放食物券，憑食物券提供低價糧食。低價糧不是政府直接發給貧困者的，而是先發給社區的商店，貧困者拿著食物券到商店購買。這就給了商店老板們可乘之機。當窮人來購買低價糧的時候，他們要么說窮人沒有在政府資助的名單上，要么說政府沒有下撥低價糧。多數窮人聽店老板這么一說，都自認倒霉，只好付市場價格買回糧食，店老板因此掙得可觀的贏余。
    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印度窮人這樣逆來順受的態度簡直不可思議，換了在中國，至少一部分人會鬧到政府去找個說法的。印度學者告訴我們，對于這些窮人來說，受苦受難是他們自認的命運，政府的救助是對他們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
    人民運動的幾位積極分子決心為窮人討回公道。他們所使用的武器是新近通過的信息法。這個法規定，任何人都有權查閱政府的所有不涉及國家機密的記錄。利用這個法，他們到區政府查到社區里所有注冊領取食物補貼者的名單，然后拿著名單到商店去對質。這讓商店對他們恨之入骨，店老板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們。有一次，他們抓住了阿文德，把他痛打一頓。他奪路逃進警察局，店主還在門外大喊，要警察把他交出來燒死。那位小姑娘也曾經被人從后面勒過脖子，差點兒喪命。最后，是媒體幫助人民運動取得了勝利。通過報紙和電視的宣傳，德里地區的民眾給了人民運動極大的支持，店主們終于答應他們的要求，開始賣給窮人足額的低價糧食。
    人民運動是一個地道的草根組織。像這樣的組織，印度非常多，它們發揮著國家無法替代的作用。這正是印度給中國的一大啟示。我們曾經有過發達的民間社會組織，在農村是家族，在城市是街坊和同業公會。計劃經濟時代把這些中間組織剪除了，把全社會直接納入到國家的管轄之下，社會因此失去了很多生機。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和經濟增長，整個社會開始休養生息，一些自發的民間組織開始重建或新生。但是，相比于印度，我們的民間社會仍然不夠深厚。印度深厚的市民社會得益于民主所給予的寬松環境。既然我們和印度一樣，也在經歷一場民主化的革命，我們就沒有理由不從現在開始市民社會的建設。（完）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電子郵箱ｙｙａｏ＠ｃｃｅｒ．ｅｄｕ．ｃ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