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我要回家” 紀錄片《大堡小勞教》尋訪的一段歷史

1958年仿效蘇聯設置的四川省地方國營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關押了幾千名“小勞教”。

1961年，大堡作業區宣告崩潰，解放軍上山把瀕臨死亡的“小勞教”一個個背下山。一名醫生怕追究責任，喝碘酒自殺；沙坪農場場長被判十五年徒刑。

“你看不出來吧？我是被判過死刑的人。”

2013年5月16日，靠在曾伯炎成都家中的沙發上，68歲的陳德全指著自己的鼻子笑。他聽說曾伯炎在尋找當年的那些“小勞教”，特地從上海趕過來，接受他的采訪。在四川生活了33年，這個老人的上海話摻雜著濃濃的川音。

1958年，《四川日報》的青年記者曾伯炎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到四川省樂山市峨邊縣的勞改農場建筑隊強制勞動教養。每一天，他要靠肩挑背扛，把一百多公斤木料運到三十多公里外。

沒幾天，他驚異地看見一群孩子，正是戴紅領巾的年齡，卻都一樣衣衫襤褸，一樣面黃肌瘦，舉著比自己還高的鋤頭開荒種地。有些孩子哭喊著：媽媽呀，我要回家……

五十多年后，白發蒼蒼的曾伯炎再次行走在那條森森莽莽的路上。他帶著同伴和攝像機，去尋找當年那些孩子。更確切地說，是去尋找他們的墳墓。2013年5月，紀錄片在香港、臺灣公映，半個月后，在騰訊等門戶網站上播出，這部紀錄片的名字叫《大堡小勞教》。

還記得電影《教育的詩篇》嗎？

剛13歲時，陳德全就卷入了兩場社會運動。先是上海要在建國十周年搞獻禮，打造“十無城市”，其中一項是“無流浪兒”。1958年10月29日，上海市兒童教養院502名兒童集體被遷到甘肅省張掖縣，陳德全是其中之一。他受不了當地的艱苦生活，偷跑出來扒火車，想要回上海。車到成都查票時，他被趕下車，旋即被收容勞教。

于是他又趕上了另一場運動：1957年末，四川省公安機關對全省流浪在街頭，或有輕微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處以勞動教養——這是向蘇聯學習的未成年人收容教養制度。

蘇聯將內戰產生的大批流浪兒集中起來組成“高爾基工學團”，收容教育；工學團負責人、教育家馬卡連柯主持工作八年，把經歷、心得寫成六十萬字的《教育的詩篇》。1955年蘇聯拍攝了同名電影，1957年這部電影配上了普通話，在中國放映。

時年12歲的重慶人陳桐均跟陳德全成了難友。陳桐均跟老師拌嘴被學校開除，怕家里打，就流浪街頭，偷些廢銅廢鐵賣錢買餅吃。收容人員對他宣布：“由重慶市五人小組批準，送勞動教養。”

五人小組由公安、民政、司法、勞動等部門負責人組成，是當時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領導機構和具體審批機構，無須任何法律程序便可決定勞教。這也是從蘇聯照搬的做法。

12歲的顏嘉森所在學校里，發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