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泳：不罵幫助過自己的人
翁文灝決定回國時，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轉達過周恩來總理對他的一個指示。當時讓翁文灝最為難的就是這邊一定要讓他罵蔣介石
新思想舊習慣
謝泳專欄
胡適晚年和胡頌平談起翁文灝，有一點微詞。大意是說翁文灝對他手下的人太過苛刻，胡適特別提到吳景超曾說翁“太難服侍”。胡適和翁文灝是老交情了，但最后對歷史的判斷卻很不相同，胡適的日記中也記載過：１９４８年，在國民政府最困難的時候，翁文灝顯得很煩躁，曾說過這么個爛攤子落到了我身上一類的話。翁文灝當時是行政院院長。后來他對蔣介石失望，選擇了回到中國大陸來。當時他是新華社公布的４３名戰犯之一，位列第１２位。翁文灝先到了法國，１９５１年１月，又由法國轉英國回到了中國。
翁文灝回國的時候，已經６２歲了，確有葉落歸根的心理。那時他的父親和大兒子也在大陸。翁文灝的小兒子曾在空軍服役，抗戰時在桂林犧牲，翁文灝對自己的長子翁心源最是喜歡。公平地說，在翁文灝回國的問題上，當時這邊的態度還算不錯。
翁文灝雖然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那一代老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感情很深，在他們身上，有許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美德。
按說翁文灝選擇回到中國來，對當時的蔣介石打擊很大。雖然從政治方面來說，翁的選擇已表明他和蔣已經決裂，但他對蔣的人格還保持尊重。他回到大陸來，按當時的情況，他其實非常為難，因為在他回國的條件中有一條是：“必須劃清界線，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BR> 這個條件對一般人來說不難做到，人家讓怎么說就怎么說吧！但對像翁文灝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內心是最難以接受的，因為蔣曾經對他有知遇之恩。翁文灝決定回國時，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轉達過周恩來總理對他的一個指示。當時讓翁文灝最為難的就是這邊一定要讓他罵蔣介石，但翁文灝給邵力子回信，要求自己在聲明中只做自責，不能罵蔣。（參閱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第２８４頁，蘭州大學出版）
中國傳統文化很講究知遇之恩，因為人生總有第一推動力，世界上沒有所謂應該的事，一個人再有才能，他還得遇到機會。給你機會并幫助過你的人，在人的一生中最為重要！西方人講的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句話雖然不錯，但這句話常常成為背叛恩情的一個借口。我還是感覺中國傳統在這方面更近人情，因為“真理”是抽象的，而“吾師”卻是具體的，在這方面最能考驗一個人的品質和道德。前一段讀過一本《廢名年譜》，其中也有很多感人的細節。周作人是廢名的恩師，周作人當年從監獄出來后，最關心他的是廢名，在這種師生關系之中，有許多超越現實政治的東西在其中。
記得曾讀過龔育之先生一篇談論胡適的文章，其中也提到過一個細節。他記得汪子嵩曾和他說過：當年賀麟留下時特別表明“他不能公開責罵蔣介石”。因為賀麟早年曾給蔣講過黑格爾，抗戰時期，賀麟為實踐學術救國理想，曾在中央政校授課，受到蔣介石的專門約見，并接受過蔣的資助，創立“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出版過一些西方哲學著作。
中國老輩知識分子思想很新，道德很舊——講究禮義與仁愛，講究誠信與道統，并貫穿自己的一生。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為知己者死”的風習，轉化到他們身上，內化為一種道德力量。雖然后來在相當長時間內，不能公開表現，但在他們內心卻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謝泳專欄
胡適晚年和胡頌平談起翁文灝，有一點微詞。大意是說翁文灝對他手下的人太過苛刻，胡適特別提到吳景超曾說翁“太難服侍”。胡適和翁文灝是老交情了，但最后對歷史的判斷卻很不相同，胡適的日記中也記載過：１９４８年，在國民政府最困難的時候，翁文灝顯得很煩躁，曾說過這么個爛攤子落到了我身上一類的話。翁文灝當時是行政院院長。后來他對蔣介石失望，選擇了回到中國大陸來。當時他是新華社公布的４３名戰犯之一，位列第１２位。翁文灝先到了法國，１９５１年１月，又由法國轉英國回到了中國。
翁文灝回國的時候，已經６２歲了，確有葉落歸根的心理。那時他的父親和大兒子也在大陸。翁文灝的小兒子曾在空軍服役，抗戰時在桂林犧牲，翁文灝對自己的長子翁心源最是喜歡。公平地說，在翁文灝回國的問題上，當時這邊的態度還算不錯。
翁文灝雖然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那一代老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感情很深，在他們身上，有許多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美德。
按說翁文灝選擇回到中國來，對當時的蔣介石打擊很大。雖然從政治方面來說，翁的選擇已表明他和蔣已經決裂，但他對蔣的人格還保持尊重。他回到大陸來，按當時的情況，他其實非常為難，因為在他回國的條件中有一條是：“必須劃清界線，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BR> 這個條件對一般人來說不難做到，人家讓怎么說就怎么說吧！但對像翁文灝這樣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內心是最難以接受的，因為蔣曾經對他有知遇之恩。翁文灝決定回國時，他的老朋友邵力子曾轉達過周恩來總理對他的一個指示。當時讓翁文灝最為難的就是這邊一定要讓他罵蔣介石，但翁文灝給邵力子回信，要求自己在聲明中只做自責，不能罵蔣。（參閱李學通《書生從政──翁文灝》第２８４頁，蘭州大學出版）
中國傳統文化很講究知遇之恩，因為人生總有第一推動力，世界上沒有所謂應該的事，一個人再有才能，他還得遇到機會。給你機會并幫助過你的人，在人的一生中最為重要！西方人講的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句話雖然不錯，但這句話常常成為背叛恩情的一個借口。我還是感覺中國傳統在這方面更近人情，因為“真理”是抽象的，而“吾師”卻是具體的，在這方面最能考驗一個人的品質和道德。前一段讀過一本《廢名年譜》，其中也有很多感人的細節。周作人是廢名的恩師，周作人當年從監獄出來后，最關心他的是廢名，在這種師生關系之中，有許多超越現實政治的東西在其中。
記得曾讀過龔育之先生一篇談論胡適的文章，其中也提到過一個細節。他記得汪子嵩曾和他說過：當年賀麟留下時特別表明“他不能公開責罵蔣介石”。因為賀麟早年曾給蔣講過黑格爾，抗戰時期，賀麟為實踐學術救國理想，曾在中央政校授課，受到蔣介石的專門約見，并接受過蔣的資助，創立“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出版過一些西方哲學著作。
中國老輩知識分子思想很新，道德很舊——講究禮義與仁愛，講究誠信與道統，并貫穿自己的一生。中國傳統文化中“士為知己者死”的風習，轉化到他們身上，內化為一種道德力量。雖然后來在相當長時間內，不能公開表現，但在他們內心卻有一個絕對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