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共享資源的功能主義初級共同體機制化解“釣魚島危機”新路線圖（下）

東亞是走向和解、統合的“歐洲化”，還是墮落于仇恨與暴力循環的“中東化”，中日兩國負有決定性的地區政治責任。

日本力圖“實際占有”

《中日漁業協定》之被“遺忘”，不僅表現在外交缺位，更深重至于學術荒疏：直到日本完成“購島手續”之后，中國還有權威機構媒體發表學者專論，提議“達成漁業協定”、建立不以國內法單方面處理糾紛的“共識”。“日臺漁業協議”反映著日本邊緣化大陸的政策。

被邊緣化是“日臺漁業協議”后中國面臨的“釣魚島危機”新形勢。2013年4月19日，日本政府官員到沖繩地方作“協議”說明，地方漁業協會除了要求縮小適用水域、對臺灣漁船強化監視體制和適用日本漁業法令之外，還呼吁趕快重新評估《中日漁業協定》。

這是更加危險的信號：因為協定是反映中日“釣魚島共識”的唯一法律文件，如果日本要求修改或終止，中國將更加被動。如果日本得以對中國發動這種徹底的冷戰政策，將來面對單獨交涉的臺灣，就可能敢于把“監視體制”和“日本漁業法令”真的強化起來，謀求“領海”的既成事實化。從“中日協定”的去功能化，到以“日臺協議”取代“中日協定”，把大陸邊緣化以后再把“日臺協議”所規定的臺灣漁業權利壓縮于“領海”之外，如此取得釣魚島的“國際法游戲”并非不可想象。因此，避免危機深化需要外交行動，必須以學術研究、國際傳播、談判議程設置的主體性行動，迅速“激活”《中日漁業協定》的國際法功能。

2013年4月12日外交部發言人在回答“日臺協議”問題時說：“關于中日之間的漁業問題，兩國早在1997年就簽署了漁業協定。中方反對日方在有關海域采取單方面行動。”終于提及“協定”，這是在“協議”刺激下“記憶”復蘇的開始，但仍然沒有說明：“協議”的主要內容，其實就是“協定”關于“北緯27度以南”信件的翻版。

而2013年4月26日中日舉行防衛部門局長級會談，討論恢復預防軍事沖突的“海上聯絡機制”磋商，則意味著日本設置的“在無關主權領域重開對話”方針主導著中日關系走向。

很顯然，中國對日外交的“國際法失憶”狀態改善緩慢，日本干擾和阻止這種改善，“釣魚島問題”被限制在了日本具有日美同盟政治優勢和已經形成“中國威脅論”話語優勢的防衛領域。一旦“海上聯絡機制”形成，則可能導向事實上劃定中日防衛線——正如日本把2008年“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原則共識”暗示為“中間線”一樣。只要出現事實上的防衛線，釣魚島爭議之外交問題就不可逆轉地被轉化的“國防問題”、“安全保障問題”，中國也就被拖入了與日美同盟對峙的劣勢陷阱。

最近，中國媒體上間或有人宣稱釣魚島海域已經形成中日“交叉共管態勢”或“交叉控制局面”，似乎中國反乘日本發動“購島事變”之機展開“維權巡航”，打破了日方的“實際控制”。這種沾沾自喜，是由于日本輿論誘導的歪曲和中國媒體誤解。

必須確認，“釣魚島問題”不存在一般意義的“實際控制”狀態。日本用漢字詞匯“實效支配”來表述爭議島嶼被某國比如俄羅斯、韓國作為領土統治的狀況，中日“釣魚島問題”也被宣傳為日本“實效支配”，這是歪曲的源頭。“實效支配”可直譯為“有效統治”，但釣魚島是無人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