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決心，不怕犧牲 巴塞爾表展上的中國尷尬
“中國從來就沒有獨立制表師的土壤?！边@是馬旭曙心底的話，“瑞士和德國有父輩的傳承，有家庭作坊，他們能夠一家子幾代人全心全意設計手表。在中國，你聽說過有家庭作坊做表的嗎？以前那叫‘資本主義的尾巴’，現在的問題是：錢?！?/blockquote>責任編輯：朱曉佳 袁蕾 實習生 葛佳男 龍健 陳延舟
2013年剛剛投入使用的巴塞爾一號新館，由“赫爾佐格與德梅隆”建筑工作室設計。該工作室也是中國 “鳥巢”的設計方。“鳥巢”后，找上門來的中國客戶越來越多，他們為此研究起了中國的風水。對于國外 來說，“中國”常常等于“甲方”；而中國表業的難題是，他們想變成“乙方”。
稍微有點鐘表常識的人都知道，日內瓦表展是非請勿入的會所，巴塞爾表展是歡迎光臨的集市。
事實上巴塞爾展館的位置排布就像一出宮廷劇，等級森嚴：
剛剛投入運營的一號新館，由巴塞爾本地的建筑工作室“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一直是鐘表界的“大牌”天下，實際上這3層里面也有身份差別，每個展位有自己的定價，首層一般是身份顯赫、出手闊綽的“名媛貴婦”。
二號館是沒有在全球市場鋪展的品牌——除了獨立制表人協會（AHCI）。這些品牌，基本上是你一輩子沒聽說過的。不過中國人也許知道“廊橋”。除了鐘表，也展出一些珠寶品牌。
三號館則是鉆石、寶石、珍珠展臺的延續。
四號館原來是寶格麗的單獨陳列館，2013年，這里改成了“中國展團專區”——團長是深圳鐘表協會秘書長朱舜華。這個事實上由深圳鐘表協會組織的“中國專區”有20家企業，分布在總面積450平方米的展館里，各品牌用簡易板進行區隔。簡陋的場面肯定無法跟富麗堂皇的一號館媲美，但這確實是第一次巴塞爾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館”。
惟一進入一號館的中國品牌是飛亞達，這是他們第三年在這里布展。這次他們首推的表型名字很長：“紀念中國載人航天飛行10周年特別定制”。陀飛輪（一種用以克服地心引力，使其不影響鐘表精度的機械制造工藝）、銀灰色，表面模仿月球凹凸不平的表層，限量100只。旁邊擺放著“極限系列航天表”，表盤上有“45分鐘警示時”——以警示太空行走的安全時間。工作人員介紹時喜歡強調：楊利偉飛天時，用的是同一款。
很少有人注意，二號館AHCI獨立制表師的展臺，有且只有一個中國面孔，他叫馬旭曙。
表展期間，馬旭曙靜靜地坐在二號館里，穿一件老式卡其色、灰不溜秋的工作裝。沒有英文宣傳單，名片印得不漂亮，因為不會說英文，碰到外國記者手足無措，幾個來巴塞爾參展的中國人義務幫他翻譯。相比來自歐洲、日本，拿著印刷精美的小冊子介紹自己的制表師，馬旭曙顯得格格不入。
“中國根本沒有獨立制表師的土壤和平臺。”馬旭曙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只要表能走，這輩子都沒白活
馬旭曙是云南人，年輕時在昆明郊區的礦山工作。1978年，馬旭曙在一位修表師那第一次看到一只被拆開的手表，頓時被這個微型而精巧無比的世界擊中了——齒輪、機芯、小小的指針，它們按照某個節奏行走著，規律、完美。
17歲的馬旭曙想看一看，被師傅無情地拒絕了：碰壞了你可賠不起。
“真是賠不起，一個月32塊錢的工資，一塊表120塊錢，那可是我四個月的工資，弄壞了還吃不吃飯了？”馬旭曙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后來馬旭曙找到了份工程測量的工作。業余時間，他?？?955年秦昭元寫的《修表技術》。這本書幾乎是1950年代所有中國手表工匠的必備讀物。
此后，馬旭曙開始了漫長的“義務修表”生涯。十幾年，街坊鄰居，親戚朋友，他義務修表、撥表，不收分文，他只是單純想“拆開表看看”。
“那時大家都沒手表。我父母各有塊瑞士表，一塊英納格，一塊西瑪，那相當不錯了。”馬旭曙說。配件更難找。1980年代，修表師傅缺零件，必須自己做。比做零件更麻煩的是，還得先做制作零件的工具。
做零件的工具包括：卡具、模具、胎具，這在商場里根本買不到：“那么小的零件，你不能用手拿它吧。你用大鉗子夾著，一夾就夾變形了；你用小鉗子夾著，一夾就夾花了。怎么辦，你得想辦法，哪個地方都不能去‘夾’，要穩穩拿著才能加工。”制作一個零件要兩三個小時，而做一個工具?；ㄈ逄?。
1992年，馬旭曙偶然在手表雜志上看到關于制表師矯大羽的文章。那之前一年，早已移民香港十幾年的蘇州人矯大羽，制造出了全中國（包括港澳臺地區）第一塊陀飛輪。
“我覺得太神奇了、太厲害了、太了不起了。”馬旭曙對南方周末記者反復使用著他所能找到的最強烈的贊美詞匯，“腦子里全是驚嘆，居然有那么厲害的人。我覺得如果我能造出一個表來，甭說是陀飛輪，只要這塊表會走，我這輩子就沒白活。”
馬旭曙開始走火入魔。白天在車間做測量，其他所有時間都用來琢磨陀飛輪。2002年，寶鉑表在昆明金龍百貨巡展，56萬元一只。“買不起，遠遠地看了好幾眼”。
看完巡展，馬旭曙開始挑戰陀飛輪，他的方法是看圖片琢磨。80塊錢買了個顯微鏡，改造成銑床。無數次失敗、嘗試、再失敗、再嘗試。
第一塊陀飛輪誤差5分鐘，“那根本不能算表”。第二塊誤差20秒——國產機械表要求誤差范圍每天40秒，外國機械表要求誤差30秒。這一塊合格了，馬旭曙在表盤上刻上“No.1 昆明”。2005年，馬旭曙的第一塊陀飛輪誕生了。
馬旭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揣著他的陀飛輪，去北京手表廠找許耀南鑒定一下。1995年，繼矯大羽后，許耀南領導一個技術小組在北京手表廠研究所完成了第一只中國大陸陀飛輪樣表，擺輪被設計成了一只飛燕形狀，被命名為“中華靈燕”。許耀南由此被譽為“中國陀飛輪之父”。
看到一個完全業余的修表匠，居然自己琢磨做出了陀飛輪，許耀南立刻把馬旭曙請進了北京手表廠。
馬旭曙作品“北京星空”。表盤背面是隨指針走動的北京星象圖，完全對應北京上方的真實星空運動。
馬旭曙作品“北京星空”。貝母表盤上只有一個指針，可以同時讀小時數和分鐘數。
民族英雄？
從2007年底到2009年，馬旭曙在北京手表廠主持設計了雙軸立體陀飛輪。雙軸立體陀飛輪，是指手表含有兩塊陀飛輪，它們能夠分別圍繞兩個相互垂直的軸進行旋轉。馬旭曙把這只表命名為“太極”，這是中國第一只立體陀飛輪。
2009年12月8日，北京手表廠舉辦了一場“北京”牌高級腕表新品品鑒會，領銜的新品就是“太極”。如今它身價43萬元。
“瑞士的立體陀飛輪一件就是一兩百萬，誰也不可能去買一個拆開來看，我們只能自己去摸索。”馬旭曙說，“全憑自己的想象。”
做完“太極”，他想起老式理發店前那種不停旋轉的滾筒。靈感來了，他想做一個“柱狀陀飛輪”：機芯用圓柱結構立起來，讀數用橫桿，陀飛輪在平行和垂直兩個平面內走動。
尷尬的是，這次北京手表廠不想做，理由是：這種手表太特別了，只可能走定制路線，而國內根本不會有市場。
“設計是我的本分，不讓我做， 我只能自己去做。北京手表廠多次挽留我，但我只能離開。”馬旭曙平靜地離開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員工只有自己一個。所有的積蓄都花在制表上，蹲在工作室里，數年如一日“搞發明”。有時候馬旭曙會想：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
馬旭曙終于把之前的設想做了出來，材料用的是白銅，因為沒錢做純金的。他本想給這塊看上去怪模怪樣的表命名為“火車頭”，最后還是起了個極其技術性的名字“柱狀立位陀飛輪”。
除了這塊“柱狀立位陀飛輪”，馬旭曙的三年時間還花在了另一塊“北京星空”上：“梵克雅寶做了一個巴黎星空，我想做一個北京星空。”
“北京星空”用貝母做表盤，只有一根指針，利用指針的伸縮結構可同時讀小時數和分鐘數。表盤后面是一幅北京星象圖。隨著指針走動，星象圖也會走動，并且完全對應北京上方的真實星空運動。
憑這兩塊表，馬旭曙成為AHCI候選人。AHCI全稱獨立制表人協會，這個世界頂級的獨立制表師機構的原則是：獨立創意，獨立制作，絕對不依托大品牌，永遠創新，不可以用任何一個前人做過的設計方案。目前有34個正式會員、5個候選人、5個榮譽會員。而其中只有兩個中國人：一個是矯大羽——在榮譽會員名單；另一個就是候補名單里的馬旭曙。
“AHCI相當于奧運會，我做夢都想加入這里。”只要每年都有一件新作品，每年參加巴塞爾鐘表展，馬旭曙就能成為正式會員。
“有記者寫我要做中國最好的手表，太夸張了。民族情結肯定有一點，但不要強加在我身上。”坐在巴塞爾展館里的馬旭曙，戴著一只1963年的“北京”牌手表，手表的金屬表帶上刻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當年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這是他2007年進入北京手表廠時，廠里送給他的禮物。
昆明人馬旭曙制作的手表可以使他進入AHCI，卻賣不來錢。在他看來，中國根本沒有獨立制表的土壤和平臺。
制表師馬旭曙自己戴的手表，是1963年產的“北京”牌，上面刻著當時最流行的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馬旭曙設計的“柱狀立位陀飛輪”式手表，靈感來源于老式理發店門前旋轉的滾筒。為做這塊表，他從北京手表廠辭了職。
沒辦法，生意就是生意
“中國從來就沒有獨立制表師的土壤。”這是馬旭曙心底的話，“瑞士和德國有父輩的傳承，有家庭作坊，他們能夠一家子幾代人全心全意設計手表。在中國，你聽說過有家庭作坊做表的嗎？以前那叫‘資本主義的尾巴’，現在的問題是：錢。”
2013年4月26日，巴塞爾鐘表展舉行了自1917年開創以來，第一場專門針對中文媒體的新聞發布會。瑞士展覽集團總裁赫尼·康第一個上臺演講，用一口磕磕絆絆的中文，努力地對一百多個中國記者說：“中國當然是我們最重要的商業朋友，歡迎大家。”
這個“最重要的商業朋友”，更多可以被看成“購買力”。
盡管在巴塞爾有專館，深圳市鐘表行業協會秘書長朱舜華也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位置”：“我們培養鐘表技工，不是為了中國鐘表業，而是為了解決瑞士手表在中國的售后服務問題。”
在巴塞爾，中國企業為了進入更好的展館，更愿意為自己尋找“歐洲血統”、“瑞士血統”。但不能否認的事實是，鐘表世界依舊是瑞士手表的天下，中國鐘表企業，包括香港企業，都只能以OEM（來料制造）為主要營生。
“以前50%在瑞士制造的，就叫做瑞士制造?，F在標準提到了60%。”朱舜華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包括瑞士一些知名品牌的加工，表殼、表帶、表盤……都是在中國生產的，標準變了，說明他們希望提升瑞士制造的比例。”
進入一號館的飛亞達，會把宣傳策略放在強調與中國太空、中國軍用的關系，強調企業品牌的技術高端性，渲染民族企業的形象，但它的另外兩條宣傳準則是：在國際上不強調自己是“中國制造”；也絕不冒充是“瑞士制造”。
“產業需要我們怎么做，我們就怎么做。”朱舜華很清楚“民族”和“產業”之間的矛盾，他們想幫中國鐘表業培養人才，“但瑞士人忌諱這個，其實他們也是很功利的。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國家民族的事情可以放在一邊。”
整個巴塞爾期間，馬旭曙一直靜靜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讓他進入到AHCI的那兩塊手表，至今沒找到買家。
網絡編輯：小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