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命題改革者
在高考“密室命題”中，圍繞試題的話語權爭奪和理念碰撞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改革者們試圖通過高考命題推動中學教育在價值觀和學習模式上的進步，“現有的命題模式已經走到死胡同了”。不過，上海高考歷史卷命題者、復旦大學教授李宏圖表示，人們常將高考稱作高中教育的指揮棒，但高考根本上受限于現有的教學模式，“不是老師怕我們，而是我們怕他們?！?/blockquote>責任編輯：曹筠武 葉偉民
高考閱卷點現場。此前的試題與標準答案制作過程并不如此平靜，爭論和沖突往往貫穿始終。
編者按：多年來，高考命題的內情由于高度保密性而鮮為人知。在這個中學教育的最高指揮棒下，一群理想主義者試圖改良試題，注入更加貼近實際與符合學科進步方向的理念與價值觀，讓高考更貼近現實與常識，從而引導基礎教育改革。他們認為，在素質教育并沒有完全貫徹的當下，參與高考命題是引導中學教育改革弊端的途徑之一，但這條道路要遠比他們想象的漫長。
農業合作化是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結果？“花籃的花兒香，陜北的好江南”是否反映了陜北大生產運動？多位命題者透露，理科分歧相對較少，外語與政治也沒什么好爭的，爭論最集中的首推歷史。
高考試題并非一團和氣中的產物。在“密室命題”中，圍繞試題的話語權爭奪、觀念沖突和理念碰撞無時無刻不在發生。
改革者們試圖通過高考命題推動中學教育在價值觀和學習模式上的進步，但堅硬的現實讓他們意識到“不能太激進”。
“我向你們道歉。”在一次北京市某區教學研討會上，歷史老師廖欣榮（化名）向與會的數十名高中老師們深深鞠了一個躬。
此前6年間，這位歷史特級教師連續參與北京高考歷史卷命題，努力讓每一道考題都回歸常識，試圖改變中學教育被應試牽著走的現狀。在那次會議上，他為努力6年卻未能完全實現最初的理想而主動致歉。
廖欣榮屬于在高考命題尤其是文科命題中試圖帶來變革的那一群理想主義者。他們希望高考能夠更好的承擔為高校選拔科研人才的作用，著重對思維方式和能力的考察，更重要的是、將更加貼近實際、符合各學科進步方向的理念與價值觀注入到題目設計之中。他們深切地理解在現實中高考作為中學教學指揮棒的強大威力，并希望借此推動中學教材與教學的深層次革新。
為此廖欣榮和他的同道者們在每年的“密室命題”過程中都要陷入無休止的爭論甚至爭執，事實上能夠施展拳腳的空間相當有限。他們不僅要受到與學術前沿脫節的教材和各地《考試說明》的嚴格限制，也要考慮到考生的實際情況；懷有理想的命題者既要堅守改革的底線，又不得不顧及試題的反響。
“我們希望推動整體的質變?，F有的命題模式已經走到死胡同了，”上海高考歷史卷命題者、復旦大學教授李宏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命題6年，我最大的感受是，高考和中國社會一樣，只能一步步來，找到實踐（理想）的路徑和方式。”
“入闈”與“密室”
2009年4月接到省教育廳的命題通知時，地理教師王珂（化名）頗為意外。他來自北方，剛到A省一所高校不過兩年，是學科內少數非本省師范院校畢業的老師。
他很快獲悉，正是這些特質使自己獲選——社會網絡單一、學緣異于學科內其他老師——他隨即向學校領導申請調課，消失在同事們的視野中。
回到上世紀80年代，像王珂這樣的地方高校教師還很少獲得高考命題的機會，北京師范大學退休教授黃安年記得，當時國家考試中心負責全國統一招考，命題組主要從中學教師中選拔，但其中缺陷逐漸顯現。
“他們側重學生的需要，但往往忘了這是高校在選拔學生；另外，中學教師解決不了教材本身的弊端，而命題導向要改革這些弊端。”黃安年這樣分析高校教師成為命題主力的原因。
發生在四川的一次失竊則改變了大一統的命題形式。2003年，南部縣一位考生因摸底成績不佳，偷竊高考試卷，案件驚動中共中央最高層。2004年，為避免一地事故再次影響全國，分省命題的省市驟然由2個升至11個。到今年，分省命題的省份已達16個，統一命題的省份則只剩下15個。
這些變動造就了一支龐大的命題者隊伍；北京以外，各省市不少對高考有獨到見解、改革愿望的教師也有機會參與到命題中來。獲選的命題者大多在每年4月中上旬得到通知，于4月底、5月初陸續“入闈”（進入封閉的命題地點）；各省市選拔命題者的方式卻有細微差別。
在四川，省教育廳從一個專家庫中初選名單，再從庫外補充；北京則由市考試院領導直接去一線調用優秀教師；江蘇歷史科目采取類似“組閣”的形式——先由省考試院定下命題組組長和副組長，再由兩人分別尋找合適的高校同行。
對于命題邀請，中學老師大多趨之若鶩——參與命題顯然有助于今后教學，而大學老師們的態度則各有不同。多位命題者指出，由于命題要“與世隔絕”一個多月，身兼大量科研、行政任務的頂尖教授很多不愿參與。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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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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