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水殘山供一死

《王國維與民國政治》

周言 著

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

1917年6月29日，王國維往訪沈曾植，據沈氏家人說，他恰好赴蘇州游玩去了。兩人自1915年由羅振玉介紹相識之后，便保持著頻繁的往來，不僅論學作詩，也常常討論時事，月旦政局。這也正是清亡之后的遺老圈中所常見的生活狀態：表面減少公開活動，以詩書自娛，暗地則始終互通聲息，伺機復辟，而沈曾植恰是復辟派中的領袖人物。（P106）現在我們知道，沈氏家人的話當然不是真的。這一年的夏天，張勛在京擁立溥儀復辟，此時的沈曾植，正一路向北，進京參與這一遺老圈期盼已久的行動，而他在這“最為重要的一步上，沒有將王國維帶上”。（P112）

王國維在這一歷史事件中的角色，恰恰象征著他在整個民國政治變局中的尷尬位置。一方面，“遺老”這一鮮明的政治身份伴隨著他的一生，在這一身份下，他不僅與遺老圈保持著廣泛的交往，參與社團（如淞社，P99），詩酒唱酬，更曾有入值南書房的經歷，與溥儀也不乏交流。但在另一方面，他卻始終在政治的邊緣徘徊游走，不僅在復辟時被排除在外，在進入小朝廷后，也刻意躲避著小朝廷內部的復雜爭斗，不愿被卷入其中。（P261）正如周言所說，王國維“雖然算是前清官僚，但是在真正的政治運動中畢竟屬于邊緣階層”。（P57）

結果是，在很大程度上，王國維都以一個仿佛與政治無涉的書齋學者的形象出現在后世的歷史之中。這一形象的最典型的表達，就是陳寅恪在挽詞序言中所謂的“為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如果說陳氏在之前的挽聯中提到的“剩水殘山”、“累臣”云云，多少透露出一點遺老政治的消息，那么在挽詞序言中的“殉文化”這一表述，不僅遮蔽了王國維的自沉與北伐這一政治事件之間可能的千絲萬縷的聯系（P30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