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機

由于強制養老的制度約束，生養孩子作為養老投資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由此帶來了最不人道的一面：宏觀上資源向上一代轉移。本質上是上一代剝削下一代。

人類似乎處在永恒的憂患中。就生育而言，工業革命以降，西方社會率先現代化，營養狀況和醫療狀況持續改善，人口由農業社會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向工業社會前期（強制養老保障有效實施之前）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轉變。由此直到1970年代，西方社會掀起了一股恐懼高生育率的浪潮，許多學者擔心人口增長過快將令糧食不夠吃、能源不夠用、“人均資本存量下降”，進而導致人類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饑荒與戰爭！

在這股浪潮中，二百多年前英國學者馬爾薩斯寫了《人口原理》，稱糧食按線性函數（等差數列）增長，永遠趕不上按指數函數（等比數列）增長的人口。這一想法在1972年羅馬俱樂部推出的《增長的極限》中仍能找到。

與某些學者的歇斯底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19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唯一的例外是美國）看起來突然轉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橫貫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前期的高生育率似乎戛然而止?，F在，西方社會該擔憂的是超低的生育率，西方文明的危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來臨了，這一次是真正的危機。

超低生育率

衡量人口生育率高低的基本指標是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指的是每個婦女在其生育年齡（15至49歲）生育的子女數。2.1被稱為世代更替水平（Generation Replacement），生育率只有不持久低于此數，子代的人口規模才能不低于親代，總的人口規模長久才能保持穩定。

如果生育率持續低于2.1，年輕人口及工作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將越來越低，老年人口比重將越來越高，總人口長遠將減少，對經濟發展和強制社保來說都是壞消息。

從生育率數據看，西方社會1970年代是一個分水嶺。此前，總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對高生育率的擔憂成為一種主流社會意識。但此后，一切都變了，西方幾乎所有國家總和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成為一種常態，而且呈現出越來越低的態勢。生育率越低，子代人口規模相對于親代的比例就越低，人口衰減（是一個指數函數）也就越厲害。

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德國、意大利與日本及歐洲總體上均是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美國稍顯例外，生育率在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一段時間后，突然出現了反轉，此后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徘徊。

不能僅歸結為生育成本上升

導致西方社會持久普遍低生育的原因是什么？容易想出的一個理由是生育成本上升。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一個家庭選擇生育幾個孩子當然是一種自利的理性行為。既然是行為，就有成本與收益的考量。以成本觀之，人類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生育成本是上升了的。

在農業時代，耕地等農業生產的重體力活由男性承擔，紡紗織布等需要靈巧的輕體力活由女性承擔，照看嬰幼兒的活計主要由女性擔當；但進入工業時代，女性也可以進入工廠做工，如可去紡織廠等；隨著大量主要靠智力而不是體力的白領工作涌現，女性與男性在體力上的差距就不重要了，在教育和薪酬上的差距也逐步縮小。女性因為生、養與教育孩子而放棄的薪酬與升遷機會就會越來越大，養育孩子的直接費用支出（衣食住行學等）也會逐步抬高。婦女在生育子女上的話事權隨之上升。

不過，僅僅用生育成本上升，不足以解釋西方社會生育率下降以至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不錯，工業社會相對于農業社會，家庭的生育成本是上升的，但家庭收入（更多的財富與收入，能夠買到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務）也上升了，這就足以抵消一部分因生育成本上升對生育率的不利影響。

從實證角度看，一個國家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生育率會下降，但并不會很快出現超低生育率的情況。就西方國家而言，直到1970年代前，西方社會走向工業化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了，生育率仍是穩定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

而且，從邏輯上說，如果一個社會走向城市化、工業化，婦女參工率上升導致生育成本上升，由此導致生育率不斷下降，以至能穩定地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那意味著經濟發展內蘊了一個人類自我毀滅的機制，你能想象有一天經濟發展會導致人類滅亡嗎？這完全沒道理可言。

養兒防老的計算

要完整解釋西方社會生育率穩定地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還需要從生育與養老制度的變遷來看。這一點正好是影響了生育收益。站在經濟學的角度，在父母看來，孩子是資本品，生還是不生、生幾個、什么時候生是投資決策。對父母來說，生育孩子有兩類收益，一類是非金錢收益，包括基因的綿延、享受天倫之樂等；另一類是金錢收益，孩子長大后能掙錢了，轉移支付給父母一部分作養老之用。以收益觀之，在強制養老保障建立后，生育孩子的收益計算大不一樣。

在農業社會和沒有強制養老保障的工業社會前期，養老主要靠家庭內部解決，家族和社會救濟是輔助手段。農業社會強調“孝道”，“百善孝為先”和“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這些道德，更反映了一種代際制度：父母生養子女，子女贍養父母。宣揚這樣的道德，可以降低家庭養老制度的交易費用。

家庭養老制度是這樣的：在農業社會，父母甚至能支配成年子女的收入；進入工業社會，子女去遙遠的城市打工甚至定居，父母要支配成年子女的收入與生活不容易，但子女對父母有愛，社會道德也褒揚子女養老，子女仍會以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彌補父母養老之不足。是的，子女比其他任何人更關心自己父母的生活與福利，這是寫入基因的人性。

在家庭養老的代際制度框架之下，孩子就明顯體現出資本品的特點：投資是未來消費，以放棄現在消費為代價。年富力強有能力掙錢時生養孩子付出艱辛，而不是及時行樂，年老體衰失去工作能力時由子女支付至少一部分贍養費用。

以一個證據證明孩子的投資特性。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相當長一段時間女性得到的教育投資要低于男性，導致其受教育程度較低，“重男輕女”突出。而當重智力的白領工作大量涌現之際，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投資就差異不見了。這是因為在體力活上，女性相對于男性沒有比較成本優勢，在教育上投資女性就顯得“不合算”；但在重智力的工作上，女性與男性的差異是不顯著的。所以，表面上是女性教育程度高導致其收入水平高，但經濟邏輯上是反過來的：因為女性預期的收入水平高導致家長和本人增加了對自己的教育投資。

當孩子不再是投資品

二戰之后，情況有了根本變化。西歐各國紛紛普及了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包括醫療、失業和養老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強制養老保障。最早搞這一套的是俾斯麥時代的威權主義德國，1889年通過《傷殘保險和養老保險法》，雇主、雇員和政府都出錢，雇員從70歲起才可領取養老金。不過根據Franz Rothenbacher《The European Population 1850-1945》，1890-1909年德國男性預期壽命為40.56歲，女性為43.97歲，想要活著領到錢不容易。所以，西歐強制養老保障有效發揮作用是二戰后的事情。

強制養老保障初始安排是這樣的：雇員和雇主均被要求每月按照該雇員基本工資的一個百分比來強制繳納社保稅，一直繳到該雇員退休為止。無論以雇員名義繳納的部分，還是以雇主名義繳納的部分，本質上都一樣，均是公司向個人支付的工資或勞力價格的一部分；無論以什么名目來稱呼這些社保繳費，本質上都是稅，在政府預算中的口徑一般也是稅。在這樣的安排下，有兩種模式來運作和分配這些社保稅。

第一種是新加坡模式，雇員和雇主的繳費都入個人賬戶，仍是個人財產，政府只是強制你儲蓄和投資，將來退休之后再領取。第二種是西歐模式，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種模式，所有的繳費都進入同一個池子，大家吃大鍋飯。吃大鍋飯，總是先吃的占便宜，還在湊份子排隊等著吃的人吃虧。這樣的模式意味著退休者不僅把自己工作時積累的養老金花了，還要花一部分現在工作者的錢。這就變成了一個擊鼓傳花的游戲，潛在的危害是可以想見的。

在西歐模式的強制養老保障框架下，家庭的考慮就變了：既然政府保證我們將來退休后的生活待遇，等我們退休時，別人家的孩子在工作并繳納社保稅，我們能領到足夠的養老金、確保退休后的生活無虞，那我們現在就沒有必要過著含辛茹苦的生活，省吃儉用生養多個孩子。節省下來的錢和時間可以買更好的車子，買更大的房子，買更多的耐用消費品，可以到處旅游，可以過上更有品質和品位的生活。人生苦短，如果不是為了將來的考慮，誰愿意現在過苦日子？由是，從意愿的角度，孩子就被削弱甚至剝離了養老投資品的功能。

資源向上一代轉移

同等重要的是，在投資意愿被削弱甚至剝離之外，現在的工作者把生孩子作為養老投資的能力也被削弱了。在家庭養老之下，每一個家庭的工作者能在與父母“愛的協商”下在代際恰當地分配自己的收入，以確定多少給父母養老，多少自己消費和投資，多少用于養育孩子。因為父母和子女之間有愛，父母不會侵奪子女和孫子女的生活資源。這就能確保一個家庭對孩子的投資份額，也能確保在代際之間，資源能穩定地向下一代轉移。

但在西歐模式的強制養老之下，所有工作者被強制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所有退休者的養老，沒得商量；所有退休者也有動機向政府施壓提高自己的退休待遇，從而進一步加重所有工作者（別人家的孩子）的負擔。這就必然削弱所有家庭對孩子的投資能力，還導致資源在代際之間的流向出現了逆轉，不是向下一代轉移，而是向上一代轉移。

這就是人性。愛是差等的，每個人都珍惜自己的孩子與財物，但對別人的就沒有那么珍惜了。試以一個寓言說明之。兩個英國人，同去商店每人買了一頂價值不菲的禮帽。在出店門之際，突然下起了雨。兩人均沒有帶傘，心疼自己的帽子，就在門口猶豫。一個人很聰明，想出了一個招：咱倆把帽子換過來，如何？于是，兩人都高高興興戴著“別人的帽子”步入了雨中。

小結一下：由于強制養老的制度約束，生養孩子作為養老投資品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了極大的削弱。為了享受天倫之樂或對熱切希望抱孫的老人有個交代，生養個把孩子就行了。甚至丁克家庭也大量涌現，將來有別人家的孩子為自己的養老金添磚加瓦，何苦費心一把屎一把尿養孩子？浪漫、逍遙和自在的兩人世界多好??！

由此帶來了強制養老最不人道的一面：宏觀上資源向上一代轉移。本質上是上一代剝削下一代，所有退休者剝削所有工作者，活著的人剝削尚未出生的人。是過去剝削現在，現在剝削將來，暮氣剝奪生機。在這樣的資源流向下，宏觀上生育率被人為壓低，穩定地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有什么奇怪的呢？

資源向下一代轉移，是在西歐模式的強制社保盛行之前所有人類社會的傳統，甚至也是動物界的通例，可謂天道。如果不能確保資源穩定地向下一代轉移，基因怎么綿延？連物種都要滅絕了吧？可見，西歐模式的強制社保體現了對人類基因的極大抑制能力、對人類本能的極大改造能力，只是這種強而為之的抑制和改造，內蘊著一種毀滅機制，帶來社會與經濟的危機。

西方文明的危機

這種危機，乃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機。1990年代以來，西歐與日本經濟增長乏力，日本從“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現在正朝著“失去的三十年”邁進。如果說西歐經濟增長緩慢或可歸結為強大的工會尤其是公共部門工會讓勞動力市場僵化、龐大的公共部門擠壓私人部門的投資和福利制度懲罰勤奮獎勵懶惰等，但日本是一個低福利國家，經濟為什么也不行呢？

或許我們可以找到一個統一的答案。西歐與日本都是1970年代以來人口生育率穩定地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在一代人之后，1990年代超低生育率對經濟的負面作用終于顯現出來了。人口問題的表現有較長時滯，隨風潛入夜，毀物細無聲，一旦發作起來，真是攤上大事了。西歐模式的強制社保對生育率的壓制作用，也有一個差不多長度的時滯。

人都沒有了，還怎么發展？由誰來發展？根據薩伊定律，供給創造需求。你從事一項工作，生產出滿足別人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取得收入，就能購買自己想要的產品與服務，從而創造出生產這些產品與服務的工作機會。工作會創造新的工作，產品與服務會創造新的產品與服務，但第一推動力是人，更多的人。人力資源是所有資源中最重要的，日本自然資源貧乏，但靠開發人力資源成為了發達國家。創新的動力——企業家才能（entrepreneurship）——是寓于人力資源中的，是人力資源的一個函數。

對于低生育率，西方政府普遍束手無策。引進移民補充勞動力不足吧，人家進來了，吃福利的居多，勤奮工作的少，反而加劇了福利制度的危機；外來移民又帶來大量的宗教與文化方面的沖突，導致各種極端事件，加劇了社會的緊張。

鼓勵生育吧，沒見顯著效果，蓋鼓勵與補貼生育只不過是稍稍降低一些生育成本（在養育孩子的直接費用支出方面），不可能改變在強制養老保障之下家庭生育行為的成本收益計算，更不可能改變在強制養老保障之下資源持續向上一代轉移的事實。

但要改革強制養老保障談何容易？福利總是易發難收的。法國薩科齊任內搞延遲退休，那也不過是治標，給強制養老保障打一針強心劑、延長一些壽命而已，結果被選民選下了臺。而且延遲退休本質上是政府違約，老人家必定不干?？赡苤挥械鹊綇娭起B老保障擊鼓傳花鼓點停的時候，生機和轉折點或許在那兒，但那會付出多大代價??！

所以，說低生育率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機，豈虛言哉？

（作者為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