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16)
風云過盡,殘陽如血。這一百零八將之中,不違故志者,能得幾人?這部《現代學林點將錄》,與其說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說一半是現代學術的“夢華錄”,一半是現代學人的“思痛錄”。
是夢華錄,也是思痛錄
風云過盡,殘陽如血。這一百零八將之中,不違故志者,能得幾人?這部《現代學林點將錄》,與其說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說一半是現代學術的“夢華錄”,一半是現代學人的“思痛錄”。
文輝以曲折傳神之筆,析入毫芒之思,刻畫百年之間的學林英雄,隨類賦彩,氣韻生動,讀來如登凌煙閣,但見個個功業煊赫,氣象肅烈,須髯凜然,捫之有溫。而掩卷之下,四顧茫茫,但覺風流已過,英雄不作,象床無語,寶帳蕭蕭,剩有譙周稱老,更難掩學林的空寂寥落。
遙想當年,風云際會,人物翩翩?,F代學術之繁榮,莫過于20世紀的前50年: 大概以1904年王國維作《紅樓夢評論》,翌年科舉廢止作開端,而以1948年首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為極盛,以1954年批胡適運動作結。這五十年也可稱之為“新子學時代”。此時西學逆傳中國,風披草偃,其中德國思想精于運思,英美學術擅于實證,其對國人之影響,更大于佛學初來。又正值王綱解紐,經學衰微,道術既裂,諸子奮起,以海濱為鄒魯,以舊京為稷下,各因其才性,立一端之說,騁一偏之長,上欲以其道易天下,下欲以其學解古今?;蜃髢A或右翼,或承清代樸學之緒,或盜西方社會科學之火,高明者崇史觀,沉潛者尚史料。學者之間,既有鵝湖之畔相與論辯的激情,又有乾嘉之際往還函駁的理性。觀點相敵,法度相師;明若互異,實為互補。正如黃宗羲所言: 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
王國維評價有清一代學術,謂“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見《王國維遺書》第四冊《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而“新子學時代”之學,可謂兼有氣局之大,學理之精,思致之新。如胡適之學,樹范式,辟新境,開后來無數門徑,此不可謂不大;又如湯用彤之學,由博返約,凡樹一義,取證細密,堅確不移,此不可謂不精;再如郭沫若之學,借西鏡以觀古史,推翻前壘,號令全改,此不可謂不新。至于眼界之宏博,方法之縝密,識見之超越,學派之發達,都可謂千載一時!回想起來,這真是中華學術史的“華胥之境”。所以說,這是一部“學術史”,更是半部“夢華錄”。
梁啟超曾提出撰寫學術史四大必要條件: 網羅各學派之齊,提勾各學說之要,實錄各家見解之真,縷述各家人格之全(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黃宗羲》)。揆諸《點將錄》,庶幾近之,而尤重在標示諸子學問的深造自得之處;對于學派的異同紛紜,多能平心探討,排比資料,融會群言;而間下己意,輒如老吏斷獄,片言解紛,議論在“肯與不肯之間”,如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旨”,每每在互校短長之處定去取。此見辨章學術,循名責實之功。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百載蒼黃,世變遽劇,人文學者既有“其命維新”之責,復負舊邦繼絕之任。開新之學,沾溉后人,啟迪來者,隨著時浪推排,已如鹽之在水,雖形跡漸泯,實無處而不在;而存亡續絕之學,則如礦物之結晶,貞剛而光輝,日久而彌新。
王國維自任文化托命,于天崩地解之頃,以一己性命,維護綱紀之尊嚴。當日軍犯華,中原板蕩,陳垣、余嘉錫等著書于東北風塵之際,借古喻今,以寄寓亡國之痛、陸沉之憂;1949年以后,以俄為師,此時學者,縱能明志于法西斯,終不能祛魅于烏托邦。唯二三子,能固守其志,陳寅恪抱獨立自由之義,雖舉世非之而不惑,著述皆別有寄托;錢穆則依回于國門之下,開書院以自膺其薪傳之責。傳說中之河汾講學、鐵函著史,一時俱見于嶺表炎方之地。西方文化自希臘羅馬以降,新舊相斫,古今斷裂。而漢文化數千年一貫,每一朝代所積累之文化精粹,不因一姓興亡而全廢,不因異族入主而絕滅,不因外來思潮而湮沒,其潛在之因,難以一概;而其有形之憑借,往往賴遺民以作斷藕之絲,其氣雖微,而前代所凝聚之精神價值、文獻英華、制度精義,不但賴之謹守而勿失,潛行而不絕,更因斯人之沉憂悲愿,與世運相感激,益發彰顯其潛德之幽光。此最見學者之文化擔荷,亦一代學術之深度所在。
1954年底,開展批判胡適運動,全面廢“子”尊“經”,完成百年學術思想史的徹底轉折。也正是這一年的上半年,陳寅恪發表《論韓愈》一文,揭示韓昌黎陰效“新禪宗”之法,而嚴申夷夏之大防。于我看來,其要旨在“法可學禪、統須辟佛”八字,實寄寓其對獨尊一經,全面師俄的深憂。法可學禪,新學可以煥發舊統,隱然反映前50年學術之要義;而統須辟佛,中土不可獨尊西經,則是懸為此后50年歷史之炯戒。
是年之后,中國學林進入“新經學時代”,可以注書,難以立說。此時舊邦一新,山河一統,君師一體,治民如兵,政教渾然。雖說罷黜百家,學歸一經,畢竟勢高于道,今厚于古,故而先是懸置馬恩之“經”,半用列斯之“律”,而真正大行于世者,實為當世之“論”而已。所謂“經學時代”,實是以論代經之時代,此亦“新經學時代”之新也。
郭沫若之學,尚屬根柢于“經藏”,及至后來,亦著述為難,極而自請焚書。郭尚如此,眾何以堪?可知文化生態失衡,將何止于偏榮偏枯?百年之間,知識分子自期于啟蒙民眾,而終歸于自我改造;朝為木鐸,暮為芻狗,其中士心依違,靈魂掙扎,豈易言哉!文輝于難言之處著言,月旦人物,原情定過: 對于堅忍于世途,歷經苦難,而守志不失者,則重加嗟慕;對于受裹挾于世潮,身不由己,目不及背者,通過語境還原,寄予理解之同情;對于趨時黨附,曲學阿世者,則不為尊諱,直筆書出。這是學術消長史,是學人出處考,更是一代知識分子之思痛錄。
風云過盡,殘陽如血。這一百零八將之中,如阮小七安身梁山,不違故志者,能得幾人?倒是多似盧俊義之蹈水,武松之廢殘,吳用、花榮自經,張橫、穆宏客死異鄉,李俊、童威乘桴海外。點將臺前,后繼寥寥,《哀江南賦》所謂“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這又豈止是學林之殤哉?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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