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17)
初識周保松先生是在8年之前。當時聽朋友介紹說,保松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后赴英國留學,在約克大學讀碩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博士。
一個平民的自由理想
初識周保松先生是在8年之前。當時聽朋友介紹說,保松從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后赴英國留學,在約克大學讀碩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博士。他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有精深的研究,還不到30歲就為臺灣版的《正義論》中譯本寫了長篇導讀……這樣一份出色的履歷很容易讓人猜想,他大概屬于那種典型的青年精英: 家境優越,名校背景,天生的知識興趣,又聰明過人,想必會在學院象牙塔的階梯上不斷攀升,一帆風順地達到頂端。對于這類精英學人,我一向甚為欽佩,卻并不感到親切。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這種猜想是莫大的誤會。
最近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周保松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這是一部政治哲學的研究專著,但其立意與志向超出了“學院派”狹隘的旨趣。如果閱讀此書的跋《行于所當行——我的哲學之路》,以及作者另一篇流傳甚廣的自述文章《活在香港: 一個人的移民史》,我們會為一個平民子弟走向哲學探索的心路歷程怦然心動,也會由此洞悉,在他嚴謹冷靜的學理論證背后,蘊藏著執著的道德理想與熱忱的社會關懷,這是作者出自生命體驗的追求,也是針對當下中國現實的思考。
保松出生在廣東農村,小時候曾放過牛打過漁,后來到一個小縣城念書。1985年隨父母移民到香港。但這個新世界卻讓他“無所適從”,甚至感到“格格不入”。最大的困擾還不是移民階層清貧的物質生活,而是他經歷的身份危機與意義迷失。但這種深刻而痛楚的體驗也造就了生命中的契機,開啟了他對人生意義的探尋,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他在香港“繁榮安定紙醉金迷的背后”看到了危險和冷酷的另一面: 人成為追逐物欲的經濟動物,社會被本利計算的工具理性所主宰。而當成敗勝負變成壓倒一切的法則,競爭就可以不惜犧牲人的尊嚴和文化的價值。但這樣的代價是可以接受的嗎?這樣的社會形態是注定的嗎?有沒有可能讓人們更好地生活在一起?類似的問題讓這位少年難以平靜,也使他冥思苦想,成為他此后的根本關切所在。
面對既定的社會秩序,個人往往顯得弱小無力,“順應”似乎總是比“改變”更為現實。在選擇大學專業的時候,酷愛文學與歷史的周保松屈從了親友與老師們的勸告(因為“理想是當不得飯吃的,人最終要回到現實”),入讀中文大學的工商管理學院。但一時的妥協并沒有解脫他的心靈困擾。進入大學之后,他被校園的學生運動和哲學系的選修課深深吸引,最終在三年級放棄了工商管理專業,轉而攻讀哲學。1993年秋季,在石元康先生的哲學課上,周保松第一次正式研讀政治哲學,從此踏上了漫長而艱辛的哲學探索之路。因為他相信這種探索才能最好地回應他內心最深的疑惑與難以平息的關懷。對保松而言,政治哲學從來不是知識貴族的智力游戲,而是與現實世界的人生和社會息息相關,是要去探究公民生活的根本性問題: 我們應當如何生活在一起?
經過十多年的研讀思考,周保松在《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所謂的“自由人的平等政治”,首先是對現代道德理想的重申: 所有公民都是自主的個體,他們擁有平等的道德地位,這是現代革命(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革命)的歷史成就,也是所有進步與正義的政治事業的共同價值基礎。但反諷的是,這種深入人心的現代理想,雖然在原則性的抽象談論中被高度肯定,卻在實踐層面中遭到重重阻礙,最終流于空疏,成為不切實際的修辭而被人漠視。有“深奧的學者”視之為“陳腐之說”而有所不屑,更有出自某種“古典心性”的觀點,認為人在身體與智力上的差異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于是將“自由平等”原則鄙薄為流俗而膚淺的意識形態。這類古典見解似乎不無理據,卻根植于一種自負的信念: 深信自己在這個“金銀銅鐵”的自然等級中必定無疑屬于“金銀”。但其困境在于,一旦在某種等級結構自己被置于“下品”,甚至必須閉嘴噤聲,不知是要祈愿“自然秩序”的重歸來恢復他們的“高貴地位”,還是要伸張平等來獲得應有的自由與尊嚴。周保松重視現代性的轉變,他意識到“人人自由平等”從未在現實世界中充分實現,因此才堅持這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理想,是一種未竟的需要付出努力的政治事業。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基于這種明確的價值立場與預設,周保松在不同篇章中著重辨析和回應了時下流行的對自由主義的誤解和質疑。在許多人看來,“自由主義”是一個非??梢傻?ldquo;答案”,而這個標簽在中國近乎“聲名狼藉”——自由主義放任弱肉強食的競爭,危及平等與社會正義;自由主義自毀價值的根基,聽憑個人偏好取代信仰與道德理想,導致虛無主義和精神危機;自由主義主張“原子化個人”而漠視共同體的理想,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民主政治。對諸如此類的憂慮、質疑和指控,作者了然于心,并予以認真對待和詳盡的回應。他基于自由的理由來批評“放任自由主義”;他針對施特勞斯的指控,論證自由主義的寬容原則何以與虛無主義南轅北轍;他辨析自由主義的政治原則為何無法與道德原則相割裂。凡此種種,他的闡述和辯護不是困于意識形態偏好的草率意見,而是在敏銳的批評反思意識中展開的細致入微的辨析論述。
嚴謹的理據與明晰的論證,是周保松格外突出的風格。這并不保證作者的每個觀點正確無誤,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的告誡: 希望讀者閱讀此書“最好心存懷疑”。但嚴謹明晰的論述最為勇敢也最為謙遜,它服從“理由”而不是權威,因此對所有言之有理的批評敞開自身,使質疑和辯駁成為可能。而那些自視真理在握的“權威”,文章往往晦澀難解、語焉不詳、神秘玄虛。他們敢于旁若無人地發言,因為其文本不可解讀,也就無可辯駁。時下似乎不乏這類“權威”。因為歷史上有尼采等“偉大的例外”,也就便于一些自大狂將自己列入“例外”的天才行列,免于批評而孤芳自賞。在這樣的氛圍中,學界開始流行對所謂“牛人”的標榜和崇拜,一些年輕學子趨之若鶩、紛紛仿效??梢韵胍?,在一個輕視“說理”而鼓吹“牛語”的學界,彼此之間不過“對牛彈琴”而已。
保松目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身為教師,他“一向將教學放在首位”。除了常規的課程,他還定期舉辦讀書會,邀請學生到家中聚集,逐句研讀經典文本。他對同學的疑問幾乎有問必答,時常以長篇大論來回應細微的問題。當今罕見有教師為學生傾注如此多的心血。這不只因為他信奉教師的職業倫理。在保松看來,教育,尤其是政治哲學的教育,在本質上是一種公民教育。只有思想自覺的公民才可能改變金錢與權力對社會的宰制。因此,他也作為公民和學生一起積極投入公共領域的活動。他知道一個公正的社會離我們還遙遠,但他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不會付諸東流。于是,他要做應當做的事情——“行于所當行”是他的心境,也是立志于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的決心。
保松仍然年輕。本文若有過多的溢美之詞,那只是因為他讓我看到一種久違的期望,一種對知識人品格的期望: 為師熱忱、為學正派、為人誠懇,足見一顆赤子之心。在這種期望無處安放而沮喪的時刻,讀他的書,對我而言是一種慰藉,也是啟迪與勉勵。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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