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19）

讀陳樂民先生的最后兩本書

陳樂民先生去世快兩年了。陳先生去世后，家屬為他出版了兩本新書： 一是《一脈文心——書畫中的陳樂民》；一是《給沒有收信人的信》。這兩本集子雖然多是作者生前零碎文字的輯存，但卻鮮明表現出同時存在于陳先生身上兩種不同的文化傾向： 前一個集子的文字（包括其中的書畫）反映了作者所浸潤傳統文化色彩的濃重；后一個集子的文字多表現對歐美文化的思考和感悟。如果說前者多感性，多是審美的話；后者則多理性，多是哲學的、社會學的。兩者并行而不悖。

兩種不同的文化傾向

陳先生幼時生長在北京，受過比較完整的傳統文化的教育。他自幼愛好書畫，曾在“四友畫社”拜師學國畫，每年四友畫社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的畫展，都會有他的作品出現，如大幅的山水中堂以及冊頁等。那時陳先生才十多歲，已經受到很深的傳統藝術的熏陶與浸染了。中國的書畫詩詞最能移人性情，陳先生本業是治“西學”的，但他一生中對于傳統的鐘情和至老不變的傳統文人的審美習慣（例如他聽京劇偏愛“含蓄內斂”文人氣足的余叔巖，而不喜歡雅俗共賞的麒麟童和馬連良）都與他自幼學習書畫的經歷分不開的?！兑幻}文心》中收錄了陳先生不少書畫作品，大多創作于晚年，都有著很強烈的“文人書法”（“文人字”先生定義為“文化人的字是性情中的字，率性為之，‘天然去雕飾’”）和文人畫的傾向，可見傳統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趣味已經成為陳樂民安身立命的基礎。

可是這遠遠不是他的全部，在《給沒有收信人的信》中還有另一個陳樂民。我們從這本書中看到的是個十分理性、勇于思考和強調懷疑與批判的智者。他在《感情與理性的矛盾》中夫子自道：“我實在非常喜歡我們的傳統文化，這是我的情感。但是我的理性告訴我，這個傳統文化想要通向現代化，那是此路不通的。”人們常說最難戰勝的就是自己，特別是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與愛好。陳先生只把自己的愛好局限在個人業余生活上，當他在治學時、思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時則沒有被個人愛好所左右。

內圣能否開出“新外王”？

陳先生也承認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是筆巨大的“歷史財富”，陶冶過無數文化人，可以說有許許多多說不盡的美點，70歲以上的知識人哪個不是它熏陶出來的？偏愛它是極自然的。但關注社會進步的人士思考的是，它能不能引導出社會變革來，或用句“新儒家”的話頭來說就是，這個“內圣”能不能開出“新外王”來？

一些人認為“能”（當然具體說辭有異），而陳先生堅決認為“不能”。他的理由是，“從中國的社會發展或者從它的文明發展來看，我認為它基本上是一個自我循環的過程”。的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到1840年英帝國用炮艦敲開中國的大門，中國社會的動蕩和演變中多的是無盡無休的戰爭動亂，少的是制度變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作為文化背景兩大因素——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沒有發生變化。戰爭動蕩不僅沒有催化社會，反而成為原有社會自我修復的機制。先朝腐朽了、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實在生存不下去了，于是人們揭竿而起，把皇帝趕下龍庭，新的“真龍天子”坐龍庭了，重建破碎的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開始了一個與舊王朝沒有根本區別的新王朝。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陳先生總結這種現象時也說“生產力沒有重大突破，生產關系沒有重大突破”，從意識形態和哲學思想來看也沒有突破，只是“儒家”“法家”“陰陽家”“佛家”“道家”哪種思想多點、少點的問題。中國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化（陳先生與李慎之先生一樣，稱之為“文化傳統”以區別具體形態的如文學藝術之類的“傳統文化”）是只“為政治服務，不為其他服務”的“史官文化”，而這種“政治”“簡而言之就是從上到下的‘專制主義’，和從下到上的‘臣民主義’”（《從中國文化的自主性談起》）。史官文化只為這種政治服務，如何能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呢？

而西方的歷史發展與中國古代大不相同。其發展軌跡特別明顯。“從古希臘、羅馬、中世紀到近代；從社會發展來看，可以看出此一個階段否定前一個階段，每一次否定都把社會往前推進一步，生產力往前推進一步，人的思想認識提高一步”。五件重大的社會或文化事件帶有標志性。包括（1）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2） 文藝復興；（3） 人文主義；（4） 宗教革命；（5） 實證科學。這幾件事帶動了西歐社會的大發展，除了荷蘭、英國、法國的政治革命之外，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商業革命，然后有產業革命、技術革命。這些“革命”交織在一起，就把西方社會推進到了近代。

與這種發展軌跡相適應的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懷疑性”和“批判性”。與中國文化中只關注人如適應現存環境和如何維護現存的社會秩序不同，西方文化更關心研究人的環境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它的變遷發展；即使在神學時代，除了上帝不能懷疑外，其他一切都能懷疑，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產生了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哲學。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倡導的就是對現存學說與秩序無條件的信奉，打壓懷疑精神。動不動就會給思想活躍的學者扣上“非圣無法”的帽子。相對較為開放的明代（與清代相比），李贄只是傾心于王陽明的心學，對占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學有些不同意見，憤世嫉俗，特別討厭假道學，這就被誣為“敢倡亂道，惑世誣民”，對他橫加迫害，把76歲的老翁抓入獄中，最后死在獄中。這就是“異端”的下場。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本來活潑、具有自我調適能力的儒學（從孔子到荀子這二三百年多活躍，儒分八派，各有貢獻）變為僵化的、枯燥的思想枷鎖。這一“獨尊”，就是兩千年，除了“等因奉此”而外都是“異端”，都要大張撻伐，這怎么不嚴重阻礙社會的發展！

陳先生在《歷史的遺產》一文中說“18世紀末、19世紀初，康德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就是要把一切事物、一切問題都擺在理性的天平上加以批判。他講的是18世紀、19世紀，實際上概括了西方和歐洲思想的根本內核。當然，有好的思想，有壞的思想；有正面的思想，有負面的思想；有理性的思想，有非理性的思想，但其核心是‘批判性’，是以各種不同的，甚至相悖的視角對現實的批判”。所謂“理性”不是一個人、一個學派和政府的，而是全社會的理性，這樣才能接近真正的理性，而不淪入獨斷論的陷阱。帶有批判鋒芒的各種思想在數百年中縱橫馳騁，它們的合力促成上述的各種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最終改善了人類的處境。

歐洲精神何處尋？

歐美文化對人類的貢獻是對個人價值的認可與張揚，這一點也是傳統文化中所稀缺的。因此，新文化運動中先進的中國人把它作為最重要的項目來引進。陳先生說“‘五四’時期提出德、賽二先生，說到極處，是對‘歐洲精神’的高度提煉，‘歐風美雨’所及，濃縮而又濃縮，就是‘民主與科學’。”（《西方文化傳統與世界歷史》）它們在19世紀浮出水面，“其定義和論證也日漸羽翼豐滿，概括地說可以叫做‘自由主義’。它越出了早期純經驗階段，成為一種完整的思想體系和制度”。

這種思想體系比較好地處理了自由與人，自由與法律，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民主等問題及其關系。其根本在于“它充分尊重人之為人，尊重個人權利、利益、意愿”。“使得個人的意志、創造力、積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對個人價值的尊重，體現在精神層面就是自由，表現在制度建設上就是民主。陳先生說：“從19世紀后半期開始，民主變革的精神已經跨越民族界限向全世界散開了。試看今日之世界，無論何種社會制度、無論社會處在何種階段，國家關系何等對立，種族、宗教沖突何等毫無理性地激烈而又狂熱，自由和民主作為人類的神圣的、理性的精神，有誰能公開加以拒絕呢？”（《西方文化傳統與世界歷史》）我們綜覽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歷史，盡管有曲折，但自由與民主越來越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共識。

陳先生遠去了，讀他最后兩本書總讓我想起龔自珍《己亥雜詩》中的：“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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