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23）

借胡同臺妹的眼省視兩岸同胞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大陸人都很關心臺灣。盡管兩岸“血濃于水”，但真正相互了解卻很少，一般人都是通過各自的大眾媒體看對方，新聞話題的設置必然受到政治制度和市場秉性的雙重影響，對現實有選擇有扭曲勢所難免。

有鑒于“大陸人在對臺灣充滿熱情的同時，又對臺灣全然的不了解”，旅滬兩年的臺灣青年廖信忠寫了一本《我們臺灣這些年》（重慶出版社，2009），介紹自1977以來臺灣社會轉型前后的經歷。從中，我知道了1994年發生的千島湖事件的不當反應對兩岸關系的深重損害；從“階級斗爭”和“文革”過來的我，感同身受地體察到臺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的殘忍和領袖崇拜的荒謬。但是，總的來說，廖信忠的書對臺灣是知識性的介紹，對我們的“生活經驗值”和思維方式沒有太多的挑戰性。

而從2004年起相繼在京滬駐點采訪，2006起定居北京，在大陸媒體工作的女記者宮鈴所寫的這本《從臺北到北京》，正如它的副標題所說，道出的是一個“胡同臺妹眼中的大陸”。它記錄的是一個臺灣資深女記者在大陸的所見所聞所為所思，大陸的社會當然是最主要的經歷素材，但是你時時處處都可以感受到這是一個“臺灣人”筆下的大陸，她的興奮點，她的憂慮與惶惑，她的歡樂與向往，在在體現了臺灣社會長大的女子與大陸環境成長的人們不同的思維習慣和行事風格。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且不說兩岸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傳承的路徑有別，更重要的是，畢竟臺灣的經濟發展比大陸早“起飛”二三十年，市場經濟的規則已經全面建立，而大陸仍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

但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兩岸分治60年，不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形成的行為模式、思維方式的深層差異，他們眼中心底只有“身份”的不同，想當然地認為海峽兩岸“同文同種”就該“心往一處想”，習慣于以己度人，而不知如何換位思考。所以，宮鈴來大陸工作后，不無傷心地將自己比作“蝙蝠”： 在一些大陸人眼中，“你是臺灣人，你不懂”，乃至“呆胞，臺巴子”；在一些臺灣人眼中，“本土化”時期她是“外省人”，如今到大陸工作更是“阿陸仔，大陸妹”，乃至“中共的同路人”。然而，蝙蝠有蝙蝠的優勢，即它既經受過哺乳類的痛苦，也承受過鳥類飛翔的艱辛，能理解雙方的情懷，知曉雙方的認識盲區。

··宋楚瑜先生在這本書的“推薦序”中，表達自己對發展兩岸關系的想法，相當準確而精煉地概括了宮鈴的訴求：“兩岸不只要三通，更要心靈相通。只有兩岸雙方對彼此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消除‘誤解’、產生‘諒解’，再找出方法‘化解’，進而產生可長可久的‘和解’。”“了解”是起點。宮鈴給自己設定的任務就是促進雙方“了解”。對此，就兩岸媒體工作者個體來說，她所做的貢獻應該說是無出其右的?！赌戏饺宋镏芸贩Q呼宮鈴是“互聯網上走得最遠的臺灣人”。說她在互聯網上走得遠，遠不止拉來一批臺灣網友在鳳凰網創建博客專欄與大陸網友交流，策劃“馬英九對話大陸網民”活動，更包括常態的，她在博客和微博上與大陸網友的交流，點擊率很高。在網下，她借用自己在臺灣與北京的人脈，策劃和組織了多次兩岸民間交流。我是她探路臺灣活動的受益者。她帶著我們三個人的小組，一周內看了許多一般觀光客不可能看到的內容……

宮鈴是一個有個性的女子。她在大陸有時委屈得哭鼻子，先后在一氣之下關過點擊數千萬的博客、粉絲近萬的微博。這是因為她不怕誤解，不懼各抒己見的辯論，但實難忍受有些網民粗野的人身攻擊和污言穢語的辱罵，以及網站經營者的肆意侵權。她最終說服自己選擇堅持兩岸的交流——包括寫下這本記錄自己從臺北到北京心路歷程的書。從書中看得出來，她信奉佛教不是假的，時時告誡自己要謙卑。她明白妄自尊大或心懷對他人的優越感，不可能實現平等交流和互相理解。她不肯隨人說短長，參加過“美麗省”、“中華臺北”命名等多場辯論，用她的話說也不是“勇敢”，而是出于自己的“第一念”。她喜歡用“第一念”這個詞，也就是說拋開利害計較和左顧右盼，忠于自己的本心。這是禪宗的法門，而用儒家的話說，這叫“率性之謂道”、“修辭立其誠”。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我最敬重的就是這一點，她不想討好誰，有什么想法如實寫來。她自我命名“胡同臺妹”： 姥姥從“北平”流落到臺北，常給兒時的宮鈴講起北平舊景，使她恍然覺得自己是“前世格格”，穿行在“北平”的胡同里，這也是她選擇北上的情感淵源；而現實中她已然是穿行在北京“胡同”里的臺妹。而在我看來，在精神氣質上，與其說她是“胡同臺妹”，不如說是“北京臺媳”，雖然她尚未在北京擇婿而婚。我的意思是說，她在情感上像個做媳婦的，既不愿娘家人誤會夫婿和公婆，損害兩家關系，也不愿婆家人輕蔑她的娘家人，傷害她的感情。不是說她有迎合或回護之意，而是說她渴望雙方互相尊重，親上加親，至少不讓她左右為難。她說“我討厭聽到大陸人罵臺灣，也討厭聽到臺灣人罵大陸”，在本書中既為臺灣人也為大陸人辯解，真像一個做媳婦的女子。

但我更推重的是她對大陸人的批評。語云“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作為在不同社會環境中成長的臺妹，她熱心冷眼看大陸，其“他者”的眼光有利于我們借以反省自我，提升文明素養。以“胡同臺妹”為鏡，我們可以看看，對同一件事、同一片景，不同教育背景和習染情境中的兩岸中國人，思維有何不同，感觸的“第一念”差異在哪里；換一種角度“看自己”，才能重新認識對方，加深相互理解。至于臺灣同胞如何借助本書了解大陸從而反省自己的偏見與成見，那是臺灣同胞的事了。

對于我們習焉不察的生活，這種令人猛省的“他者”的視角和“第一念”，在全書中比比皆是，尤其體現在細節小事的反應上，這里沒有篇幅列舉。她的感覺大體是，“大陸的朋友較為早熟，而負擔與壓力也很重；而臺灣的朋友同年齡來說更為天真，甚至有些傻。而在對彼此的認知上，臺灣人的彈性比較大，而大陸的朋友比較執著”。她認為這種差異是社會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形成的（第231頁）。但愿如此。她說在許多人眼中習以為常的情節里，她只看到悲傷： 一方面在第一念里只知仇恨、斗爭或追逐金錢物質，“為了發泄，我看著網友們罵臟話甚或狂發黃色圖片，以示‘叛逆’”；另一方面，常聽到好心的網友拿“久了，你就習慣了”來勸慰她。而在她看來，若對不義之事抱著“不習慣你又能如何”的態度容忍，那是“連抱怨的權力（權利）都沒有”的（第200、201頁）。——在“胡同臺妹”心中本文這一段前后兩層的敘述是沒有矛盾的。“彈性較大”即持開放、多元、包容的心態待人接物，與對不義之事“執著”地抗爭，二者應該是兼容的。

本書第四章標題是《北京是個大農村》。當年她在接受《新京報》的采訪，談定居北京的感受時如是說，該報主編的反應是“這人真敢講”，此論搬上博客自然有贊有彈少不了挨“板磚”。這就是文化差異，“農村”、“農民”在臺灣人的話語中并不像在大陸帶有輕蔑意味——本書有一節專講“臺灣人都想做農民”。但是，“農村”在宮鈴的話語里仍有費孝通所述“鄉土中國”的社會特征也是不爭的事實，難說是褒義的——否則，世界各地包括大陸和臺灣就不必搞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了。“北京”何以在胡同臺妹眼中是個“大農村”，這里賣個關子不轉述，有興趣者自己找書看。

我想用本書中一個事例來證明此論不誣。一位自稱年已六旬的老先生，給胡同臺妹的博文留言說：“我的年紀足以當你爸了，我的留言是很辛苦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現在我說話你聽不聽？聽不聽？你用不用簡體字？”這是典型的鄉土社會家長說話的口吻，不是講道理，而是以“尊老”的傳統壓人，似乎“老”就代表了權威和真理。以虛擬的親緣關系逼人就范，強人所難還振振有詞，這種鄉土社會的傳統，比如在北京、在大陸仍然相當盛行的套近乎拉關系、灌酒之類社會風習，不都是同樣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嗎？正如胡同臺妹所說，老先生也沒有想一想，她真正的老爸愿不愿意她用簡體字，或許相反地希望她繼續用“繁體字”（臺灣人稱為“正體字”）？而她的受教育背景是，小時讀書漏寫了一筆，老師是要打手板心的，要她改習慣很痛苦，又有什么必要呢？這里最重要的欠缺是現代意識，即對他人選擇權利的尊重。

胡同臺妹對兩岸關系的發展是樂觀的。事實上，2004年她初臨北京，臺灣親人想當然地囑咐她“那里很亂，自己要小心哪！”而2010年夏她回臺灣，親人的說法是：“大陸進步很快，競爭很激烈，你一個女孩子在那里不容易哪！”讓我用書中的一個小情景結束本文：

有一天，胡同臺妹忽然多愁善感地對大陸的好朋友說：“如果有一天，兩岸發生戰爭了，我們就是敵人了？”大家異口同聲地說：“不會的，現在（兩岸同胞）不可能發生戰爭了，我們絕不會是敵人的。”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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