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24）

左右為難的喬姆斯基

在中國思想界，很少有人像喬姆斯基那樣，從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人觀念，推導出那么激進的社會政治安排，并對現實世界提出那么強烈的批判。

看到這個標題，讀者一定會笑起來。這有什么好為難的？喬姆斯基當然是左派，而且是美國有名的極端的左派。如果還不夠，有人還喜歡在“左派”前加一個“新”字，于是成了新左派。這樣一來，大家似乎就更明白了。不是嗎？據說過去十多年中國最重要的思想論爭，是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之爭。既然喬姆斯基是新左派，那他一定和中國的新左派是一路，也就一定站在自由主義的對立面。

8月22日《南方都市報》發表的《當喬姆斯基遭遇中國》專訪及徐友漁先生的響應（題為《知識分子應批判自己所處的現實》），采取的就是這樣的閱讀。所以，徐先生才說“喬姆斯基對新自由主義的學理批判，有不周全、過于極端的地方，傳到中國造成了混亂，而這種混亂在中國被最大程度放大了”。然后又說：“中國的左派抓住喬姆斯基的主要觀點，借題發揮反對和阻擋改革開放。”但讀完專訪，我卻有一大堆疑惑。

喬姆斯基和自由主義的共享價值

首先，當被問及對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羅爾斯（John Rawls）的評價時，喬姆斯基對前者極盡嘲諷（“我覺得他完全生活在夢想中”、“哈耶克的書讀來很有趣，但是跟現實社會沒什么關系”），對后者卻相當推崇（“羅爾斯是一個嚴肅的哲學家，他的書很值得讀，但他并沒有過多描述世界應該怎么組織”）。但這兩人都是貨真價實的自由派，如果喬姆斯基要反自由主義，為什么他不同時大力批評羅爾斯？

其次，喬姆斯基最有名的政治立場，是反對美國霸權主義，批評美國為了統治全世界，用盡各種骯臟手段侵略和控制其他國家。如果他所說屬實，那么主張普遍人權和平等尊重的自由主義者，難道不應該和喬姆斯基站在同一陣線嗎？

第三，喬姆斯基是支持民主選舉的。他在訪談中要批評的，是美國民主徒具形式，選舉過程受資本家和公關公司操控，民眾無法有真正的政治參與，因而背離了真正的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對于這點，美國的自由派也十分同意，所以才大力主張參與式（participatory）民主和參議式（deliberative）民主，同時贊成對選舉捐款設定上限和限制大企業在政治廣告上的開支。

第四，喬姆斯基和自由派一樣，支持言論自由，并很自豪地指出美國“在保護言論自由方面是領先世界的”。最后，喬姆斯基重視社會正義，所以丁學良先生在響應中強調：“喬姆斯基真正值得學習的地方在于，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定要有正義之心。”但這同樣是自由主義的終極關懷。不要忘記，羅爾斯的大作，正是以“正義論”命名，探究如何建立一個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公正社會。就算被視為放任自由主義代表的諾齊克（Robert Nozick），所做工作也是努力建立一套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正義理論。

既然喬姆斯基擁護民主，支持自由，反對霸權，追求正義，為什么中國的自由派不可以視他為進步的自由主義者，同時用他的思想來推動中國的開放改革？或會有人響應說，這些不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它們屬于新左派。如果這樣，我們就得問，到底什么構成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

退一步，不管答案是什么，這樣做似乎都有點不智，因為這等于將本來屬于自由主義傳統最強的價值拱手讓給了論敵。又，如果中國新左派真的如徐友漁先生所說，從喬姆斯基那里學了他的主要觀點，而喬姆斯基畢生都在追求自由民主，那么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間，到底在爭什么？這實在令人困惑。我們當然知道，分歧事實上存在，但我們至少不必先劃定左右，然后將喬姆斯基推給中國的新左派，并因此認定他必然全盤反對自由主義。

比較穩妥的說法，是喬姆斯基和自由主義一方面共享不少價值，另一方面在某些問題上有重大分歧。這個分歧，使得很多人將他視為左派。這個“左”，我相信是因為喬姆斯基反對毫無節制的市場資本主義，而這點又似乎頗為接近中國新左派的立場。這也是徐友漁先生的意思，所以他才指出“喬姆斯基這樣的左派對于市場經濟是一種極端批評的態度”，也就是說，喬姆斯基反對市場，中國自由派則擁抱市場。問題是： 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異？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探究他們反對和支持市場背后的道德理由。市場并非自有永有，更非自發的秩序，而是人為的制度，并對每個人的福祉有極大影響。因此，市場作為一種制度，沒有自明和自足的價值。它應否存在，以及應以什么方式存在，都需要道德論證支持。喬姆斯基對此作了認真思考。

自由人和市場的張力

且讓我慢慢道來。喬姆斯基在1970年作了一場以“明日的政府”（Government in the Future）為題的著名演講，后來更出版成書。在這本小書中，喬姆斯基清楚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觀。演講一開始，他就表明立場：“我認為自由至上的社會主義概念（libertarian socialist）根本上是正確的，而且它是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在今天發達工業社會的正常和自然的延伸。所謂自由至上的社會主義，我指的是從左翼馬克思主義到無政府主義的一系列思想。”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習慣了非左即右思維的人，一定覺得喬姆斯基這個立場十分怪異，因為他將被視為極右的放任自由主義和極左的社會主義兩個觀念擺在一起，而且聲稱他的思想源頭來自以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和密爾（J. S. Mil）等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并基于此而反對市場資本主義和高度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他不再服膺古典自由主義，不是因為它的核心價值錯了，而是認為它的社會政治主張，不再適用于今天的發達工業社會。

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是自由人的理念。喬姆斯基以洪堡特作代表，指出人最重要的本性，是能夠自由探索、創造、選擇和自我完善。人不是千篇一律的機械，而是具多樣性和獨立人格的個體，有能力作出自主的決定，選擇自己想要過的生活。為了實現人的本性，所以必須嚴格限制國家的權力，因為“國家的行動和存在和人類潛能最豐富的多元性的全面和諧發展，根本上并不兼容”。既然如此，那豈不是說應該鼓吹一個能夠自我調節的資本主義市場制度？這是不少當代放任自由主義者的思路，例如哈耶克、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諾齊克等。他們認為，市場是保障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支持一個甚少政府約束的市場經濟體系的主要道德理由，是它能夠最大程度上保障人的自主自由，從而實現人的本性。

喬姆斯基卻認為，錯了，資本主義不僅不能帶來自由的實現，反會導致更大的宰制。究其原因，大略如下。一、 市場殘酷的競爭，將令窮人和弱勢者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都難以維持，自由人的理念成了天方夜譚；二、 當勞動力變成商品在市場出售時，工人失去自主性，完全受到資本家的支配，形同“工資奴隸”；三、 出現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異化，工人無法在生產活動中實現人的創造性；四、 等級制和威權式的社會經濟組織，將對人帶來種種壓迫；五、 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不平等，民主制度徒具虛名；六、 催生“擁占性的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個體變得貪婪疏離，人與人之間的團結友愛從此消失。喬姆斯基因此說，如果我們真的重視人的多元性和人的自由創造能力，那么就不可能接受市場資本主義。所以，他在訪談中對哈耶克的批評，要點并不在于現實中沒有完全自由的市場，而在于一旦有這樣的市場，“社會會立即被摧毀”，人的自由本性無從發展。由此可以，他和當代放任自由主義的分歧，不在于其價值基礎，而在于對實現這個價值需要什么制度，有相反的判斷。

福利國家和無政府主義

既然如此，出路在哪里？可以有兩個選擇。第一條路是一方面實踐法治民主憲政，保障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權利，另一方面在容許市場經濟的同時，由國家透過稅收和其他方式，進行財富再分配，為公民提供一系列社會保障，包括醫療教育房屋和失業養老等福利。在這樣的基礎上，政府甚至可以采取更積極的政策，致力減低社會貧富差距。這是今天很多福利國家的模式，也相當接近社會民主主義和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理想（我在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中對羅爾斯有詳細討論，并指出他的正義理論同樣建基于自由人的理念）。

這種模式并不否定市場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但卻不將它和國家對立起來，而視其為整個社會制度的一個環節，并根據我們對正義社會的理解作出各種調節和限制。喬姆斯基在另一次訪談中，表明這雖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社會，卻遠較市場資本主義為佳，因為它至少能夠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基本需要，也是走向公正社會的重要一步。明乎此，我們也就知道為什么他對哈耶克和羅爾斯有如此不同的評價，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版本的自由主義。在英文中，一個叫Libertarianism（放任自由主義或自由右派），一個叫Liberalism（左翼自由主義或自由左派）。

另一條路是什么呢？喬姆斯基說：“對我而言，如果我們考慮到工業資本主義的情況，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將直接推導出（lead directly to）自由至上的社會主義，如果你喜歡，也可以叫它無政府主義。”顧名思義，喬姆斯基從根本上反對國家存在的正當性。他認為生產工具既不應由資本家擁有，也不應由社會主義的官僚控制，而應該根據其功能，交給不同自由組合而成的生產組織，并由工人以民主方式參與管理和作出決策。社會生產和分配不需要有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來執行，而是由眾多民主自治的工團彼此合作協調，組成一個沒有宰制壓迫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喬姆斯基因此有時稱自己為無政府式的工團主義者（anarchosyndicalist）。他坦承，他的想法深受19世紀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Bakunin）的影響。

先談理由再分左右

有了以上背景，回到最初的問題，到底喬姆斯基是左派還是右派？我們發覺，問題并不易答。喬姆斯基出于他對自由的堅持，因此既反對資本主義，同時反對國家主義。因此，他對資本主義市場的抨擊可能與國內某些自由派相左，而與新左派相近；但他對國家主義的批判又與自由派接近，而與主張“強國家”的新左派相悖。這樣看來，喬姆斯基在我們這里就陷入了“左右為難”的窘迫位置，很難被那種“自由派VS新左派”的政治光譜所把握。這也反映出，目前流行的這種派別分野本身的重大局限，而固守這種狹隘的框架，會妨礙我們真正理解喬姆斯基的價值立場和政治觀點，也難以展開深入的交流和批判性的探討。

喬姆斯基的思考呈現這樣一種結構： 先有一種對人的理解，然后由此界定人的根本利益，再由此追問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才能夠合理地實現所有人的根本利益。在中國思想界，很少有人像喬姆斯基那樣，從一個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人觀念，推導出那么激進的社會政治安排，并對現實世界提出那么強烈的批判。

當我們清楚喬姆斯基的論證后，就可以針對他的論點，進行實質討論。例如我們可以質疑他： （1） 對人性的理解是否恰當；（2） 他的無政府主義是否真的較自由民主國家實行的福利主義制度，更能有助人的自由潛能的全面實現；（3） 工團主義又是根據什么原則合理公正地分配社會資源?；剡^頭來，我們也可以反問自己： 一個無約束的市場制度，是否真的能夠很好地保障平等公民的幸福和自由；一個威權式政府，又如何能夠避免權力濫用和實現真正的公正民主；更重要的，是兩者之外，有沒有其它更好的可能性？這些問題都很有意思，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所以，喬姆斯基這次訪華，帶給我們一點啟示，就是在思想討論時，實在不宜急于劃定左右，區分敵我，而應先好好了解對方的具體想法，因為這些都是大而化之且意識形態味道甚重的標簽，很易簡化問題，牽動情緒，結果既無助于我們了解該哲學家的思想，也無助于我們善用他提供的知性資源，好好拓寬我們的道德政治想象。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南方周末》編，詳情請點擊：http://shop.infzm.com/goods.php?id=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