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29)

如何才能營造適宜科學之花盛開的生態環境?李揚鑒先生的人生經歷,或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啟示。

束星北之后,還有李揚鑒……

如何才能營造適宜科學之花盛開的生態環境?李揚鑒先生的人生經歷,或許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啟示。近些年,撰寫個人回憶錄漸成風氣。尤其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過不同傷害的人,步入人生的晚年,自述歷史、存之后世的心理動力更為強烈。李揚鑒先生的這本回憶錄,就是如此。

李揚鑒先生是一位在反右運動中蒙難的理工科知識分子。此前,同時蒙難者寫作長篇回憶錄的多為作家、記者、社會人文學者和律師,理工科學者較為少見。因而這本書不僅是個人苦難和奮斗經歷的寶貴記錄,也是科學社會學研究的鮮活標本。這方面的標本不多。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束星北檔案》(劉海軍著)可算一個典型標本,受到知識界的高度關注?,F在,李揚鑒又提供了一個典型標本,同樣值得關注。我對束星北從事的理論物理學和李揚鑒從事的構造地質學都是外行,對他們從事的專業沒有資格發言,只想從學者和學術生態環境的關系入手,對他們做一些比較。

先說他們二人的共同點,我看至少有三: 一是性格都很獨立。李揚鑒的回憶錄原本叫作《特立獨行的人生》,特立獨行是他的性格特點。束星北也是如此,在強烈程度上,恐怕比李揚鑒還有過之。二是都在自然科學的某些專業分支提出過不同于前人的理論創見。束星北從相對論到電磁學、熱力學、氣象學、海洋學等領域都有獨特的見解,李揚鑒在地質學方面提出了大陸層控構造學說。三是都關心政治。束星北主張法治,反對人治,維護憲法尊嚴,申張公民權利。李揚鑒針砭官僚主義,批評個人崇拜,向往民主政治。他們都在1957年后長期淪為專政對象,受到嚴重的人格污辱和人身傷害。

再說他們的不同點: 束星北生于1907年。這就使得他有可能在民國年代接受高等教育,負笈歐美,到世界科學前沿留學深造,在較高的起點上開始學術研究,回國后任教于浙江大學這樣的前沿學術機構,培養了李政道等杰出的學生。他淪為政治賤民時已經功成名就。李揚鑒生于1934年。歷史決定了他只能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展開自己的事業人生。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李揚鑒在中學被開除團籍以后,1953年能考上東北工學院已算萬幸。但和束星北相比,還是差了一個臺階。李揚鑒還沒有來得及在科學領域登堂入室,就被人告密,成了勞改犯。在收入僅夠勉強糊口的處境下,他從牙縫里省出錢來訂閱學術期刊,購買專業書籍。對科學的迷戀成為苦難人生的精神支柱,在極其悲慘的境遇中,閃現了科學發現的靈感。直到國家改變了政治航向,人到中年的他才得以幸遇伯樂,從基層企業調進部屬科研機構,一展才華。此后雖然還有磕磕絆絆,但已經不能阻礙他破土而出。他們的不同命運表明,對于科學家來說,青年時代遭遇政治磨難比中年以后遭遇政治磨難,代價更為慘重,需要更多的努力。

自然科學工作者首先是一個人。一個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人,不可能僅僅把自己的思考向專業領域投射,而不向在其間生活的社會政治領域投射。自然科學比社會人文科學在理論思維上往往更精確,更徹底。這使得一些理工科專業背景的知識分子在談論現實政治時更尖銳,更不含糊。這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1950年到1970年代就成了大忌。改革開放以后,在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的學術自由已經今非昔比,人們從事純學術研究告別了恐懼的陰影。右派中有相當一批人,本來就是木秀于林,才華過人,長期壓抑后一旦解放,智慧有如井噴,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社會矚目的成就。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學術生態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前的時期,學者失去了自主謀生的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間,學術的天地十分狹窄。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前期,中國學術出現了一次中興。平反冤假錯案,使知識界走出恐懼。真理標準討論,讓學者開始掙脫對領導人的思想依附,追求真理,崇尚創新,關注現實,勇于批判,與人類文明的主流接軌。老的學科出現了新的觀點,被取消的學科迅速恢復,涌現了新的學派。第三個階段是近二十年,學術生態環境再次下滑。行政部門通過掌控學術經費、學術職務、學術頭銜、學術榮譽、學術傳播渠道來掌控學界,形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新特點。1980年代曾經出現的學術中興,又成了遠去的風景。以官治學,權力本位,量化管理,劣勝優汰,抄襲剽竊,有恃無恐,作弊盛行,底線失守。學界告別了恐懼的陰影,又跌進了腐敗的醬缸。1980年代科研經費稀少時,專業學者還能潛心鉆研學術。后來大量的科研經費與個人物質利益掛鉤,尋租機制、權錢交易便不可避免地向科學研究的立項、鑒定、評獎、評聘、國際交流等環節滲透。那些保持清高的個人,在這種氛圍里再度感到孤獨和無力。李揚鑒先生在政治上獲得改正,在學術上破土而出以后,仍然遇到種種不快,或許與這種變化不無關聯。當然,學閥弄權、官僚掣肘、內部傾軋、妒賢嫉能等現象,不是中國獨有,在任何國家都難以避免。有些科學家在自己功成名就以前受到過權威的壓制,自己成了權威又壓制別人,古今中外屢見不鮮。但中國學界在轉型期的特殊病象,卻是我們不能回避的現實。

現在中國經濟實力增強了,政府希望科教興國,投入科學研究的財力也相當雄厚,但人們對中國科學的前景仍然未敢樂觀。諾貝爾獎何時花落中國?中國的科學界能否激濁揚清?中國人不缺乏科學創造的聰明才智,如何才能營造適宜科學之花盛開的生態環境?李揚鑒先生的人生經歷,或許可為求解這道難題提供多方面的啟示。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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