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35）

不著四六的“四六體”

讀到一個帖子，有網友將余秋雨先生和魏明倫先生近期撰寫的駢體碑文進行優劣比較，并提供了原文。我訝其拙劣，頓覺兩眼一黑。

有些能耐，得自一種時間差。對于疏離繁體字的現代青年，有人僅僅流利地寫出一手繁體字，就足夠贏得滿座尖叫了，而擱過去，根本不算本事。駢體文也是如此，除非有人能寫出“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否則，它在今人心里產生的敬意，不過是被時間放大的幻覺。唐德剛先生曾對《今古奇觀》里一段“喬太守‘亂點鴛鴦’”的駢體判詞大加贊賞，譽之為“擲地有聲，鏗鏘之至”。我們知道，當年從事白話小說寫作的作者，并非一流人物，大學士馮夢龍可能對內容做了些修改潤飾，而其真正的作者，早已湮沒不彰。我的意思是，即使寫出如此“擲地有聲”的駢文，也未必仰仗公認的蟾宮折桂手。假如僅以寫得像那么回事為標準，當年任何一個村秀才，都不會把排列幾行“四六體”視為畏途。因為，該文體以“兩兩相對”為特征的表達，最大限度地體現了語言的機械性，也把句子結構的難度降到最低，尋常書生只要稍加修習，不難寫得煞有介事。

如是描情狀物，駢體文自具優勢，其中道理古人雖不及知，說來卻并不太難。當作者致力于描情狀物時，他那枝文學筆，臨時客串了畫筆，而對稱、對比等手法，乃是視覺藝術中經久不衰的法寶。電影的蒙太奇手法，高明處往往就是拿對比強烈的鏡頭進行組合，當戰爭緊挨著和平，婚禮緊接著葬禮，總能最大程度地營造視覺沖擊力。以古喻今，此類手法直如視覺化的對聯，我們讀六朝駢文翹楚《與朱元思書》，如“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所得美感，頗似欣賞一部高明的風情MTV。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說到駢體文之飽受詬病，我想提及一個古人未予深察的原因： 駢體文在描情狀物上有多先進，它在思維等級上就有多幼稚。受制于“兩兩相對”模式的牽引，駢體文不得不陷入對偶式思維的魔咒，公正地看，對偶式思維更像是一種巫術，當其借助文字的形式美感煽惑讀者時，亦使巫術效能臻于極大。蓋因道理不是情侶，雖不排斥出雙入對，但絕不固執于成雙作對，若強行嫁接，等于把真理弄成床戲。當寫出“分久必合”之后，不動腦子也能湊出“合久必分”，當寫出“信言不美”時，甚至都無法阻止“美言不信”的出現，先人遂在某種程度上把道理弄成填空游戲了。恕我魯莽，盡管后句出自堂堂老子，但我并不想掩飾自己的輕視，因為我覺得，老子陷入了一種韓非式“自相矛盾”之境： 只要我們覺得“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里還含有語言美感，它就恰恰構成了對老子立論的否定。此雖特例，但也折射出駢文之咎，試圖用語言的形式美感來加強邏輯力度，遂致走向反面。

誠然，撰寫碑文時，駢體文仍具優勢。說穿了，志在歌功頌德的碑文，本不在乎闡述真知，它本質上就是一種禮儀化文體，須臾離不得裝腔作勢。因此，但凡意在使文字走出儀仗隊步伐，同時令其具有漢白玉或青銅的質地，聳出華表的效果，駢體文都是不二之選。我篇首提及的那兩篇碑文，除了在行文層面一無是處，即在最起碼的態度上，亦毫無足取。余文在扯了些徒貽人笑的大話后，竟然還忙里偷閑地來一番顧盼自得，道是“方落數語，已煙霞滿紙，心曠神怡”，全然無視碑體文應具的莊嚴法相。魏文也好不到哪兒去，作者昧于碑文的禮儀化要求，試圖用一些插科打諢的雜文筆法，裝點自我，調戲山川，取媚讀者，甚至寫出“國際歌回蕩，地球村旋轉”之類讓人愕然的句子。對照堪稱碑文鼻祖的秦相李斯，兩文之莊諧失控及輕浮油滑，尤為觸目。當年秦相李斯撰《泰山刻石文》，后人在肯定“其詞特莊”之后，又評點道：“秦相他文無不麗，頌德立石，一變為樸渾，知體要也。”可見，“知體要”乃是操持該文體的入門心法，連這點認知都不具備，只是一味唐突漢語，自我抬舉，結果只有一個： 無辜江山，橫遭墨豬荼毒。

此類文體，本來不過是幾個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吏弄出的商業策劃，并不值得在文章層面加以評議。但慮及庸吏源源而無盡，兩位自我感覺超好的文人又絕無藏拙守愚之意，可見的后果是，今后我等行走江湖，常會猛不丁撞上此等惡碑劣墨，不免大感人生無趣。不得已，只能嘀咕幾聲。“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绔子弟，薰香剃面，絕無風骨。”這是當年袁枚的忠告，臨時拉來，聊充小文之收場白。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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