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38）

“遺民不世襲”： 一條被遺忘的歷史規律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其實隔代亦隔山，而且也是“古已有之，于今為烈”，并非今代獨有之物。早在距今三百多年的清初，就有一位明末遺民徐介老先生，發現了一條“遺民不世襲”的歷史規律。前不久，我寫了一篇漫談氣節問題的文章，登在今年6月12日的《北京日報》。幾位朋友看了，認為雖屬舊聞，尚有新義，但也提示： 這個問題復雜得很呵！言下之意，你一篇文章說得清嗎？對對，我自己也覺得，文章發表，意猶未盡。不說別的，只說現今一代的青年人，對他們前一輩或更前一輩人經歷過的那段苦難歷史，態度之冷漠，知識之缺失，令人吃驚，更罔談什么氣節問題了。僅此一點，就是一個無論如何繞不開的現實問題，而且也不是中國所獨有。

且看俄羅斯的情況，今年是反法西斯衛國戰爭65周年紀念，俄羅斯政府舉辦了盛大的閱兵和紀念活動，但據媒體報道，“俄羅斯青年人對本國歷史沒有興趣”。許多被訪者搞不清二戰的爆發日期，有的干脆回答“不知道這個日期”。

我國青年人的歷史知識又如何呢？也是媒體報道，近日一群青少年學生在一次文化知識測試中，回答“什么是‘四人幫’”這個問題時，竟有“一個同學有困難，四個同學去幫，就是‘四人幫’”的答案。這可能是個別例子，也許別的同學答得出來，也許大家都不知道，看似笑話，還真是一個叫人笑不起來的笑話。

出現這些情況，當然是諱言當代史事的“厚古薄今”歷史教育的責任，不過話又說回來，雖然歷史教育是最重要的，但也不能全由教育來負。青年人有自己的愛好與取向，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其實隔代亦隔山，而且也是“古已有之，于今為烈”，并非今代獨有之物。早在距今三百多年的清初，就有一位明末遺民徐介老先生，發現了一條“遺民不世襲”的歷史規律，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條適用于清初“遺二代”的規律，大概還可適用于今天人們常說的“官二代”或“富二代”身上。

先從錢穆的一部書說起

徐介這個名字，聽起來陌生。他是怎樣一個人呢？192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收錄歷代人物約四萬多人，無徐介詞條。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收錄人物達五萬四千五百人，也沒有徐介的名字。辭典沒有收入，不等于沒有這個人存在，但至少是不被史學家重視的人物，那是無疑的了。那么他又怎么會為人所知，并引用了他所發現的這條歷史規律呢？

這要從現今已被大陸學界尊為最正統“國學大師”的錢穆一部史學名著說起。

這部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于1937年。此前1931年發生了震驚世人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的序幕。國難當頭，內憂外患，中國舉國尋求救國之道。以史鑒今，教育群眾，便成了歷史學家的責任。錢穆于自序中，講明此書寫作宗旨、指導思想及內容大要，有三段文字最重要。

第一段文字說：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于議政，故繼之以東林。這是明確指出本書的立場觀點，站在宋學一邊；因其“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于議政”，就是說，清代的宋學直接繼承了在野的東林黨人評議朝政的傳統。

第二段文字說： 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梨洲（黃宗羲）嗣軌陽明（王陽明），船山（王夫之）接跡橫渠（張載），亭林（顧炎武）于心性不喜深談，習齋（顏元）則斥宋明，然皆有聞于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確乎成其為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精氣敻絕焉。這段話指明兩點： 一、 遺民的氣節，“不忘種姓，有志經世”，二、 清初學術，接軌“東林遺緒”，不同于“精氣敻絕”的乾嘉之學。

第三段文字說：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余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為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為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譏。晚村（呂留良）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跡，縷縷數百言，皆棺衾俯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于家中演戲”，則無怪后人之入翰苑也。船山于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干濟，恕谷（李塨）乃為游幕。徐狷石（介）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閻若璩）、西河（毛奇齡），此國亡不復后之所謂考據學也。復繼之以穆堂（李紱）、謝山（全祖望），此國亡不復后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這段是三段引用文字中的重中之重，首先，作者提出了徐狷石（介）的名字和他發現的“遺民不世襲”這條歷史規律，這是在此前后尚未見有他人提到的惟一的一次。其次，按此評準，作者一一評論了包括曾被雍正親自撰寫的《大義覺迷錄》一書中，一再被指斥為“逆賊”的呂留良，以及著名的顧、黃、王、顏四大家，以及全祖望等，都是清代三百年知識界、學術界和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當然，倘若沒有本書作者的見識與眼光，也了解不了徐介其人和“遺民不世襲”這句話的重要性。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徐介其人其事

關于徐介生平事跡，目前所能看到較為完整的一篇傳記，見于清人阮元輯印的《兩浙輶軒錄》所收馮景撰《解舂集文鈔》卷十二，題為《徐先生傳》。馮景，字山公。錢塘人?？滴鯂颖O生，曾入宋犖吳撫幕。有《幸草》、《樊中》及《解舂》諸集。晚年識徐介，為忘年交。今全錄其傳如下： 先生姓徐，名介，字孝先。仁和人。初名孝直。明癸未諸生，家塘棲之落瓜。世貴，族稱落瓜徐氏。父灝，崇禎甲戌進士，知武陵縣。早卒。母陸，育先生而殞，鞠于后母陸，如己出。先生友愛，弟敬直，無異母視。敬直嘗病，躬拭穢惡，數月不厭。甲申后，棄田廬，白衣冠徜徉山水間如狂。已而入河渚，愛其地浦溆陂塘，梅花竹蘆，清幽絕勝，遂寄棲施相之廡。蓋先生妻若子皆前死矣，終身不復娶。梅花開時，日夕游詠其下，今所傳百四十四首是也。先生喜飲酒，善哭，每酒酣，則拭涕抆淚，發聲磕磕，而不可止。侯官高兆，嘗千里訪先生，留宿寓廬。夜半聞大哭，驚詢相子云蒸，對曰：“鼠銜先生葛巾去也。”積書千卷，教授童子五六人，各受小學。盛暑必衣，步趨翼如。生平不泛交一人，人有過，面斥不少假。燕居相對，愉悅近情，使人人可親。與汪杲善，晚識馮景，為忘年友。嘗謂杲曰：“自陳際叔、應嗣寅沒后，杭州十萬戶，虛無人矣。今有半個在，馮山公也。”杲問故，曰：“未知后半截何如耳。”景聞而感之，其慎于許可如此。戊寅秋，將之海寧，訪故人許全可。未行，一夕中風卒，享年七十有二。會相先日他出未還，子云蒸在滇，而云蒸婦命稚子傳語諸門生曰：“徐先生大故，嘗聞翁言矣，請以中堂奉棺含斂，庶翁還無憾。”赴者心善其言，而情有未安，言說三復，卒進先生于正寢。明日相還，撫棺慟哭，且摩稚孫頂曰：“汝能代母傳吾言，真吾孫也。”相字贊伯，長先生五歲，亦隱君子，能文章者。

論曰，觀人于所主，豈不信哉！徐先生僑隱施氏廡下，卒正寢于其堂。贊伯夷居片言，而婦而孫，篤守弗越，竟敦古義，亦可傳也夫！這篇傳有三點可說： 一、 徐介父親徐灝是崇禎進士，做過武陵知縣。徐介是當時標準的“官二代”。但明亡后，棄田廬，白衣冠徜徉山水，不求仕進，以遺民自居。二、 晚年寧愿寄隱友人施相廡下（堂下周邊偏屋），終老其間，是一個堅守民族氣節的遺老分子。三、 但是這篇傳記，無一字提及徐介曾有“遺民不世襲”之說，這是什么原因呢？

這要再看一篇一生以搜輯明末遺老事跡為己任的大史學者全祖望的文章，方才知道。這篇題名《題徐狷石傳后》的文章，收在《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今亦引錄如下：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瞿（麟徵）多所不滿，請吾（全祖望自稱）更作。予以馮傳略具首尾，亦足資考證，若瞿所訪得軼事，可別志之傳后也。瞿曰：“狷石嚴事潛齋（應為謙，仁和人，明諸生，曾辭博學鴻詞薦），其后潛齋亦畏狷石。”嘗一日過潛齋，問曰：“何匆匆也？”潛齋答曰：“主臣（惶恐呵）！以兒子將就試耳。”狷石笑曰：“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為之謀，則失矣。”于是潛齋謝過，甚窘。狷石最善顧宛溪（祖禹），會有事欲商之宛溪，而宛溪在昆山司寇（指徐乾學，顧炎武甥?？滴踹M士，曾任刑部尚書）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入。會宛溪之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肯入。司寇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徵車也，其孺人頗勸之，狷石謂曰：“吾輩出處之際，使若輩得參其口乎？”潛齋遽曰：“謹受教。”是皆瞿所述狷石軼事，足以厲風俗者。原來徐介這句話的出處，就在這里，“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亦已明矣”，這是看透了歷史的必然與世情的變化，得出的至理名言。錢穆在這句話后，加上一句“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意思就更明白了。按全氏所記此語，雖系得之于友人王瞿訪得的軼事，似未見之于徐介本人文字，但以全氏治史之嚴謹，徐介平素言行之一致，可信其真實可靠。

梁、錢二家學術史比較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于1937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前，梁啟超撰寫的《清代學術概論》單行本于1921年已由同一家印書館在上海先行出版，并很快成為論述有清一代學術史的經典名著。而后于梁著十多年出版的錢著，事實上學術界也已承認是這同一領域的經典之作。1980年，距此書出版已近半個世紀，北京中華書局根據臺灣版重印所寫的《重印弁言》，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錢穆氏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解放前在學術界產生過較大影響，鑒于此書對學術研究仍有參考價值，我們現根據臺灣商務館1980年所出第七版加以影印，供有關研究者參考。”

但是，讀者如若對二書稍作比照，就會發現，二書的論題以及涉及的有關人物，雖然大體相同，但貫穿全書的思想、立場、觀點，卻大相徑庭，甚至針鋒相對，走的是兩條路子。

第一個大問題，如何看待漢學與宋學之爭。梁著尊漢學，黜宋學。自言：“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的運動’也。”漢學“為考證而考證”，“實事求是，無證不信”，為清學正統派，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主流或主旋律。至引非清儒的胡適為此派傳人，“績溪諸胡之后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宋學“極空疏”，“成為一種空論”，“喜言成敗得失之務”，為啟蒙派，起的只是一個短期作用。錢著則重視宋學，稱宋學講體用，講政教，講書院議政之風，“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

第二個大問題，如何看待東林黨人。梁著不談東林黨人，錢著強調東林與清學的承傳關系，“一在矯挽王學（指王陽明心學）之末流，一在抨擊政治之現狀”。

第三個大問題，如何看待氣節問題。梁著不大關注民族氣節問題，頂多說清初“諸大師之志存匡復，始終不為清廷所用”；或說：“異族入主中夏，有志節者恥立乎其朝，故刊落聲華，專集群力以治樸學”，這不也變為正統派了嗎？錢著則堅守夷夏之防，以“不忘種姓，有志經世”區分一代學術精氣所在，“乾嘉之學，精氣敻絕焉”。更重要的，錢著第一次發揚徐介“遺民不世襲”之說，使這條歷史規律方為人知。應該說，這是為近代史學所作的一大貢獻。

結束語

以上就是為氣節問題所作一點補充，主要涉及錢穆、梁啟超兩位國學大師，以及徐介這位明末遺民；還有就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和《清代學術概論》兩部書。

在近年日逐升溫的“國學熱”中，跟著出現了一些過去年代連名字也被禁諱的“胡適熱”、“梁啟超熱”和“錢穆熱”，不僅他們的著作紛紛重印出版，就是他們一些往年舊事也成熱門話題，為許多報刊競相傳載。歷史學家有個循環論，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又叫“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眼下出現的這些“熱”，似乎也印證這種老話的道理。

1998年，我應上海書店出版社之請，為他們重印雍正《大義覺迷錄》寫一篇后記（相當于“導讀”），談到了民族氣節問題，也引用本文前面所說《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中那段文字，并提出一個可供思考的問題，現亦引錄如下： 這里（指錢著自序）所一一加以評論的，都是清代三百年知識界、學術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但經錢氏的嚴格標準所衡量，幾無一不受批評的。今天看來，這樣嚴格的單一標準，還能不能普遍適用？若此標準需重加認識，所謂愛國主義又何從體現？錢氏在這部大著中所定這個標準，尚論清一代學人出處、文運升降，若僅著眼于民族氣節，而無視于政權問題，雖與錢氏著書時舉國抗日情緒高漲、民族危亡局勢有關，但事實上甚至是從清末革命黨人強調民族氣節同時又重政體（包含政權）革命的立場上后退了。是知錢氏晚年定居臺灣，蔣介石禮為上賓，豈偶然哉乎？而民族氣節，實質就是如孟子要求于“大丈夫”那樣的做人氣節。一代學人的氣節，確實關乎一代或幾代的學風文運，又是經過現當代歷史所驗證的事實。這是不是也是一個可思考的問題呢？這個問題，今天看來，還不算過時；而十年前所寫那段舊文，今移作本文結束語，也還不算文不對題吧。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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