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40）

《三國演義》的“性之病”

忠義才是“劉阿斗”

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義”，我們還要這勞什子做什么？其實，忠義的主題早就走了麥城。請大家想想，什么叫“降漢不降曹”？難道劉備的隊伍，原本是背叛漢室的“反政府力量”？這真是笑話！

問題是，這樣的笑話，卻幾乎沒有人戳穿。因為我們喜歡忠義，我們吃這一套。長期以來，中國都是農業社會，又重農抑商。這就不可能產生契約精神。沒有契約精神，就不會有法治傳統。契約和法治都靠不上，就只能靠道德?；蛘哒f，只能“以誠信代契約，以道德代法治”。這就首先要講“忠”，其次要講“義”。忠用來規范自己，義用來規范別人。我忠誠，你仗義。上下左右，就都搞掂了。于是秩序得以維持，關系得以維系，天下得以太平。至于它的內在矛盾，我們可以裝著看不見，或者有意無意回避它。我們有這個“阿Q精神”。

可惜，事情并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比如張遼知道關羽遲早要走，報不報告曹操呢？不告，是對曹操不忠；報告，是對關羽不義。這就有一個“忠字當頭”，還是“義字當先”的問題。最后他的選擇，是先忠后義。這其實也是傳統倫理道德的要求： 忠在義上。所以，宋江剛一成為梁山寨主，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忠，更重要嘛！

然而在三國，忠卻是個問題。投降的將領，比比皆是，也都受到禮遇和重用，比如張繡之投降曹操、黃忠之投降劉備、潘濬之投降孫權。潘濬原本是劉備部下，黃忠則投降了兩回，先降操，后降備。如果投降就是“不忠不義”，整個“三國史”怎么寫，便都成了問題。何況后世還有現實的考慮。做臣的要想，今后戰敗被俘，能不能“有條件投降”？做君的則要想，降敵的人又回來了，我還要不要？

這就要找說法，做解釋，打圓場。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條件投降”，那就仍然是“忠”。如果投降以后又回來了，那就是難能可貴的“大忠”。其次要肯定，如果對方接受條件，那就是“義”。如果還信守承諾，那就更是難能可貴的“大義”。這就不但必須肯定，還必須加以回報。正如聶紺弩先生所說，如不回報，以后誰還肯講“義”呢（《且說〈三國演義〉》）？

于是，一貫被罵作“不義小人”的曹操，這一回卻表現得“義薄云天”。當然，他也得到了應有的回報——在華容道被關羽“義釋”。

看來，我們的傳統文化真是“很人性”呀！曲線救國，有條件投降，都是“忠義”。這當然很受歡迎。因為從今往后，我們都有后門可開，有退路可走。只不過，如果投降反倒成了“大忠大義”，我們還要這勞什子做什么？

這才真是“扶不起來的劉阿斗”！然而改編《三國演義》，又不能沒有這“劉阿斗”。沒有了“忠義”，《三國演義》也就沒有了靈魂。剩下的，可就只有權謀了。

諸葛亮，就是這樣變成犧牲品的。

諸葛亮的“被權謀”

“三氣周瑜”的諸葛亮，是“陋儒”按照龐統模式打造出來的“冒牌貨”。歷史上的諸葛亮，原本是個正派人。他心系天下，憂國憂民；鞠躬盡瘁，忠心耿耿；清正廉潔，克己奉公；謙虛謹慎，以身作則；求真務實，執法如山。這樣一個人，無疑是值得我們敬重的。但恕我遲鈍，實在是很難將這些品質，跟“權謀”二字聯系起來。

事實上諸葛亮也不擅權謀。諸葛一生惟謹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三國志·諸葛亮傳》），他哪里會玩這一套？所以劉備打仗，并不帶他。打益州，帶的是龐統；攻漢中，帶的是法正。龐統這個人，是比較無恥的。劉璋請劉備入川，幫他對付曹操，龐統卻勸劉備趁機把益州吞了。劉備猶豫，龐統說這有什么關系。事成之后，封他一個大國，不就行了（《三國志·龐統傳》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請大家想想，這是什么屁話！啊，你搶了人家一棟樓，然后再分他一間大房子，這就叫“忠義”了？但劉備就喜歡這樣的。

羅貫中也喜歡這樣的。因此，他不但幫龐統編了不少故事（比如獻連環計），還按照龐統模式給諸葛亮“整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氣周瑜”。這當然是歷史上沒有的事，也不可能有。不過這沒關系，可以虛構。問題是，你也要寫得好，才行吧？好不好呢？要講吸引人，那是夠“精彩”；要講有格調，那就談不上。正如胡適先生所言，在這個故事中，“風流儒雅”的周瑜，被寫成了一個“妒忌陰險的小人”；而諸葛亮，則成了一個“奸刁險詐的小人”（《〈三國演義〉序》）。前面一條也就罷了，后面一條卻大成問題。因為《三國演義》高舉的，是“道德的旗幟”。作為其“男一號”，諸葛亮怎么能是小人，又怎么會是小人？如果瑜亮二位都是小人，他們的斗爭，豈不成了“狗咬狗，一嘴毛”？

那么，“三氣周瑜”中的諸葛亮，是小人嗎？是，而且“小人得志”。你聽他安排軍士們喊的是什么口號？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就不是智力的較量，而是故意的羞辱了。真正的英雄，可不興這樣。正如聶紺弩先生所言，倘若是英雄，就該惺惺相惜?？筷幹\詭計去消滅對方，這“本身就不是英雄之所屑”（《且說〈三國演義〉》），又哪能再幸災樂禍，出言輕佻呢？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曹操如何對待關羽，便高下立判！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這就絕不是真正的諸葛亮，也不該是人們崇拜的諸葛亮，只能是“陋儒”按照龐統模式打造出來的“冒牌貨”。所以，就在這“冒牌貨”貓哭耗子之后，龐統便鉆了出來，兩人又是一番嬉皮笑臉（《三國演義》第五十七回）。順便說一句： 陋儒，是胡適先生的評語。

不客氣地說，這是《三國演義》的又一次“走麥城”——“圣人”寫成了“小人”。原因，是要把諸葛亮“權謀化”。權謀化的原因，除作者自己喜歡外，也因為讀者喜歡。這事我另有文章討論。實際上，如果只是講權謀，而讀者和觀眾又能有一個好的心態，那還問題不大。如果還要把權謀和偽善結合在一起，那可就害人不淺了。

遺憾的是，《三國演義》塑造的諸葛亮，便正是這樣一個形象。

權謀與偽善的二重奏

諸葛亮不出山，待在隆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嗎？

證據是“三顧茅廬”。三顧茅廬確有其事嗎？有，不過具體過程史無記載?！度龂萘x》作為小說，當然可以虛構。但把諸葛亮說成不想出山，恐怕就很荒唐。眾所周知，諸葛亮是以“賢相”（管仲）和“名將”（樂毅）自詡的。他怎么會不出山，又怎么會不想出山？他不出山，待在隆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嗎？

顯然，這里有一個價值觀和道德觀的問題。也許，在某些人看來，想出山，就是想當官；而想當官，是可恥的。這可真是“陋儒之見”！第一，出山不等于做官。在劉備帳下，以朋友身份幫幫忙，不可以嗎？實際上，諸葛亮出山之后，并無職務。他的“軍師中郎將”一職，是赤壁之戰以后才擔任的。第二，當官也未必就可恥，要看你為什么。如果是為了做事，何恥之有呢？第三，在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時代，一個有能力平治天下的人，是出山可恥呢，還是不出山可恥？至少在劉備看來，是后者。據《三國志·陳登傳》，劉備在荊州時，曾經痛斥一個名叫許汜的人。因為此人“有國士之名，無國士之實”，只知道“求田問舍”，竟毫無“救世之意”。試想，如果諸葛亮也是個這樣的，劉備會欣賞他嗎？

所以，陋儒之見，萬不可信！相反，在我看來，諸葛亮出山，正說明他心系天下，憂國憂民，挺身而出，勇于擔當，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聽聽《畢業歌》吧： 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諸葛亮，連這點“覺悟”都沒有嗎？

更混賬的是，徐庶明明早就推薦了諸葛亮，諸葛出山以后自己才走，為什么要改成臨走之前才說？就算“此人不可屈致”，總不至于推薦不得吧？莫非怕他搶了地位和風頭？這就是“陷徐庶于不義”了。還有，明明是諸葛亮“每嘗自比管仲、樂毅”，卻說徐庶把自己當替罪羊、犧牲品，還要勃然變色。真正的諸葛亮，會這么虛偽嗎？

其實，這不是羅貫中一個人的虛偽，是舊時代讀書人的集體虛偽。這些人的心理，是又想當官，又要擺譜。因此，他們說的話也好，寫的書也好，永遠都是酸不溜秋的。他們永遠都在做一個夢： 自己端個架子在家里坐著，皇帝來請，還請三回。請出來之后，言聽計從，恩寵有加；自己則光宗耀祖，大展宏圖。這是許多人心里的“黃粱夢”。

這才有了“三顧茅廬”的故事。故事很精彩，羅貫中也說得天衣無縫。但明眼人還是不難看出： 劉備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實都是“羅貫中筆下之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會唱歌的農民，不懂事的童子，滿腹經綸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也都是他的“托兒”。其目的，就是要把買方市場變成賣方市場，讓劉備出大價錢把自己買斷。這，難道不是“權謀”？看不出這一點，只能說明腦殘。

諸如此類偽善加權謀的地方還有許多。比方說，小孩都知道，劉備摔孩子，是“邀買人心”。甚至就連他那個“攜民渡江”，真實意圖如何，都很可疑。朱蘇進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柴愛新說：“我不承認哪個帝王是忠厚的。”這話我同意！

可疑的旗幟，有毒的藥丸

權謀是因為偽善，偽善是因為忠義。被高舉的“道德旗幟”，其實是罪魁禍首。這就是被羅貫中（也許還要加上毛綸、毛宗崗父子）“整容變性”后的“三國”。顯然，它的問題不在“容”（與歷史的真實相距多遠），而在“性”（主題、思想、傾向性）?；蛘哒f，不是“容之丑”，而是“性之病”。“性”的問題，也不在“尊劉貶曹”，而在背后的一整套價值觀和道德觀。因此，盡管《三國演義》主題既鮮明，人物亦鮮活；羅貫中和毛氏父子，也動機既純正，手法亦高超；但還是不可避免地要走了“麥城”，甚至走向自己反面： 代表明君夢的劉備“長厚而似偽”，代表清官夢的諸葛亮“多智而近妖”（上引均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代表俠客夢的關羽，則既投降了敵人，又放走了敵人。

顯然，這是一個悖謬；而問題，就出在他們要弘揚的“忠義”。

忠義旗幟的高揚，有根本原因，也有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在經濟基礎，直接原因在人際關系。傳統社會的人際關系是什么？不是契約關系，而是依附關系。臣依附于君，子依附于父，妻依附于夫。這種關系是不可解除的。就算解除，那也是被依附者的事。比如夫妻離異，就不能叫“離婚”，只能叫“休妻”。

這就要講“忠”，即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顯然，這是一種“不平等關系”。臣子必須忠于君父，君父就不必。君父的義務，是仁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表面上看，似乎都有道德義務。但這只能叫“對等”，不能叫“平等”，因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處于主導甚至主宰地位的，仍然是君、父、夫。

不過，能對等，也不錯。因為倘若你“不仁”，我就可以“不義”。義，才是普遍適用的。君要講“仁義”，臣要講“忠義”，朋友要講“情義”，買賣要講“信義”?？雌饋斫源髿g喜，實際上五花八門。究竟什么是“義”，誰都沒有解釋，誰都說不清楚，只能根據一個模糊的理解，相機行事。正因為可以靈活處理，所以，關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別曹、放曹，便都是“義”。當然，這也就是關羽。換成呂布，就是“不義”。

總之，忠，是單方面的人身依附；義，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釋。忠是不變的，義是多變的。這就不好操作。結果，要么各行其是，要么弄虛作假。因為政治斗爭，歸根結底是利益之爭。爭利而言義，只能是吹牛撒謊、裝模作樣。這就是“偽善”。比如“當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或者口口聲聲為國為民，處心積慮爭權奪利。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就是“權謀”。不搞權謀也不行。因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領道德制高點，都要指責對方“不義”。這就只能搞陰謀，不能搞陽謀?？傊?，權謀是因為偽善，偽善是因為忠義。被高高舉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幟”，其實是罪魁禍首。

這就是《三國演義》留給我們的遺產： 一面可疑的旗幟（忠義），兩顆有毒的藥丸（偽善與權謀）。這樣的藥丸，當然不能再吃，哪怕裹著糖衣。這樣的旗幟，似也不宜再舉，即便繡著龍紋。但拿掉這面旗幟，也就不是《三國演義》。更何況，如果連這“亦真亦幻”的道德感都刪掉，那可真是“多謀寡義”了。

不能沒有忠義，又不能宣揚忠義?！度龂萘x》之不可改編，還用再說嗎？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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