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示讀者以大信（41）

從德熱拉斯到王年一

吳迪（啟之），1951年生于北京，中國電影藝術中心研究員，《記憶》叢刊主編。著有《中西風馬?！?、《內蒙“文革”實錄》、《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

我讀魯迅要感謝“文革”。1966年6月，北京四中倡議廢除高考，正上初二的我，坐在教室里聽那喇叭里的義正詞嚴，心中竊喜——這回可好了。

學校不上課，同學們先是跑北大、清華抄大字報，隨后就是滿世界串聯。我的家庭出身是“職員”，當不上紅衛兵，加上生性孤僻，就一個人悶在家里似懂非懂地讀魯迅?？吹健秲傻貢返臅r候，我萌發了一個念頭： 編一本魯迅語錄。于是裁了白報紙，釘成一個個本本，用牛皮紙做成封皮。上面寫上四個大字“魯迅語錄”。

一天晚上，正當我抄得如醉如癡的時候，上高三的大姐從外地串聯回來。她雖然不是紅衛兵，可比紅衛兵還激進。一看桌上的那幾個本本，登時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好哇，你不串聯，不革命，躲在家里干這個！”

我急了：“干這個怎么啦？”

“怎么啦，革命不允許！”

“憑什么不允許？”

“只有毛主席才能有語錄！”

我們大吵，最后大姐一摔門走了。臨走撂下一句：“就欠讓紅衛兵好好教育教育你！”

大姐一走，老爸嚇壞了：“你姐要是告了紅衛兵，怎么辦？你爺爺奶奶家剛抄了……”當天夜里，我把這些本本包起來，從里屋藏到外屋，從廁所換到廚房，最后放進了裝煤球的灰箱子。

惴惴不安地等了幾天，紅衛兵沒來。我又繼續這個大工程。不同的是，每天都把抄好的那個本本東掖西藏。大概干到第十卷的時候，我有了一個極痛苦的發現——外屋的小書架上，竟立著一本1946年出版的《魯迅語錄》，編者宋云彬，豎排，上下兩編，上海聯益出版社。細細一比，我輯錄的好多語錄都在上面。我的積極性受到重創，抄好的本本也不再藏來藏去。三十多年后，我跟大姐說起這件事，她居然問我：“是嗎？有這事？”

魯迅看完了，我就跑到文津街的北圖閱覽室看《守常文集》、《沫若選集》，裝模作樣地捧讀那精裝的大厚本，很覺得自己有了學問?？墒遣徽撌抢畲筢?、郭沫若，還是后來的高爾基、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雨果、羅曼·羅蘭，都比不上魯迅給我的影響。下鄉插隊時，跟胡風的公子張曉山成了朋友，他給我一個評價： 你小子喜歡冷眼看人。

如果接受美學接受的話，我很想請它就我的性格做一番解剖學的研究——在此后的幾十年中，我所理解的魯迅被我或真或假、亦正亦邪、不知不覺地貫徹到方方面面： 對主流的反感，對一元化的厭惡，對辛辣簡約文風的推崇，對我行我素的酷愛，以及為人處世的尖刻孤冷，滴滴點點似乎都與魯迅有關。

那是一個無書可讀卻值得大書特書的年代，1972年，我回京探親，去西單買書，轉了半天，選了一本《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歷史》。本想帶回內蒙古鑄鍛廠細細研讀，沒想到，這盞“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還沒點亮，就被歐洲的老牌修正主義的一本“黑書”永遠地打入冷宮。

作者：《南方周末》編輯部 出版：上海書店出版社

這本“黑書”就是密洛凡·德熱拉斯寫的《新階級》（陳逸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身為鐵托的戰友，南聯盟副總統、南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德熱拉斯在功成名就之時，以匪夷所思的勇氣當上了主義的叛徒。他批斯大林，大挖其思想體系的病根。我平時借書都按時還，那一次失了信——德熱拉斯那駭人聽聞的思想給我洗了腦。農村的貧困，工廠的凋敝，干部的苦悶，林彪的出逃，知青的迷茫和無處不在的假大空，被這本不到二百頁的小書輕輕點破。我激動得發抖，恨不得生吞每一個字。整整兩天，我伏案抄書，幾乎又做了一本德熱拉斯語錄。

我讀魯迅的時候，是13歲，讀《新階級》，是23歲。如果說，魯迅告訴我做什么人的話，那么，《新階級》則告訴我如何認識這個世界。我不參加批林批孔，不參加宣傳隊。除了工會組織的籃球、羽毛球和象棋比賽，所有的活動我都躲得遠遠的?！墩g》、《自然辯證法》、《第三帝國的興亡》、《出類拔萃之輩》、《六次危機》、《斗爭之路： 米高揚回憶錄》、《人世間》、《你到底要什么》、《普列漢諾夫機會主義文選》、《多雪的冬天》、《白輪船》、《落角》等當時的內部讀物陪伴著我。

但是，躲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正是這本“黑書”，把我卷進一樁“現行反革命”大案之中。那案子的四名主犯是我的同班同學，首犯則是與我經常見面的“插友”。案發之初，內蒙古公安廳的同情者傳出口信，我半夜扒車跑回北京求援。當我為了逃票，鉆進兩節車廂之間的拱形頂棚時，在灰塵、蛛網中，我不由得想起了《新階級》中的一段話：“一個公民，經常受到他良心痛苦的壓迫，唯恐自己違反了什么禁律。他總是戰戰兢兢，因而他必須處處表示他不是一個敵人，就好像在中世紀時，一個人必須時時表示出他對于教會的忠誠一樣。”三十多年后，北大教授印紅標將這個案子冠以“理論通訊”之名，寫入他的博士論文《失蹤者的足跡：“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之中。

2007年秋，我回呼市，當年的工友、廠團委書記，現在的某集團老總對我說：“真佩服你的高瞻遠矚，在‘四人幫’最牛的時候就知道他們長不了。”我說，因為當時我看了一本書。他說，怎么不給我看看？我一時語塞，含糊支吾，不知說什么好。其實我心里明鏡也似： 要是真給你看了，你的廠團委書記就得泡湯，沒了這個臺階，要登上集團老總的寶座，恐怕也難。

如果說，魯迅教我如何做人，德熱拉斯教我如何論世，那么，李澤厚則告訴我怎樣做學問。李曾說過，他們那代知識分子“知識少而懺悔多”。李的一位博士生則認為，李乃歷次運動汰洗下幸存的一顆含金量最大的沙粒。“沙粒”是謙辭，“含金量最大”為知言。李先生多產且多面，其思想學說雖有游移、有瑕疵，但在當代學人中，給我啟發最大，其三部“思想史論”（編者注： 《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是如此深入我心，以至于為我寫序的孟犁野、陳墨二位仁兄都認為，我那本《毛澤東時代的人民電影》竟然帶有電影史論的味道。

因此，上世紀80年代在北大念研究生時，聽到中文系某教授厲聲斥責李澤厚不是東西的那一刻，我大大地吃了一驚。事后想想，這也不奇怪——“文革”中群眾斗群眾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是因為那樣的革命釋放了人性之惡。如果“七八年再來一次”，李先生大約要戴一戴“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吧？當他在臺上彎腰掛牌做噴氣式的時候，我估摸，一定會有“革命知識分子”沖上去憤怒地揭發他的反動言行，而更加憤怒的小將們則會因此多賞他三拳兩腳。

前兩年，社科院評院士，亦即所謂的“學部委員”。曉山名列其中。我問他，你們是怎么評的？為什么沒有李澤厚？曉山說，大所兩個，小所一個，基本上由所長副所長包了。我頗為李先生鳴不平。后來一想，確實不該評他。至于理由，這里就不說了。

李澤厚有句名言：“不寫五十年前可寫的書，不寫五十年后可寫的書。”（《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后記》）照此說法，王年一先生就不該寫《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人民出版社，2009）?？赏跸壬坏珜懥?，而且還影響深遠，頗得好評。以至于歐美、日本都惦記著翻譯此書。對我來說，這本書是一把火，是一個路標，它燃起了我改行的心火，它指示給我后半生的學術之路?？赐赀@本書，我做出了一個貌似悲壯實則幼稚的決定——告別電影學院的教職，投奔到王先生的門下——那時候，王先生與他的同道們正醞釀著建立一個研究所，專門研究那個“大動亂的年代”。

后來的事，我在一篇悼文中寫了。簡言之，王先生赍志而歿——研究所吹了，他主編的大辭典出不來，給我的書序也沒來得及寫。

人以群分，書以類聚。上面說的書是我的基本讀物，這種讀物有一個神異之處，它們會呼朋喚友，凝聚同類。久而久之，我的書架子就被這些讀物的嫡親旁系所盤踞。但是，那本40年前購于西單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歷史》，仍舊穿著紅彤彤的封衣，以“見證者”的身份，傲然屹立其間——它在用其“零閱讀”的悲劇命運，證明著那個時代的貧乏和我的愚昧。

（原載于《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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