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房】我經常淘汰書

“我的個性中缺乏激揚的精神。”周黎明這樣評價自己。他對閱讀的態度也一如其溫和的性格，提倡中庸之道。他說，若是被困在書房里一兩年，只要有好書相伴，他也能撐得過去。

周黎明并不是一個“典型”讀書人。

所謂“典型”，在普羅大眾的眼里，多少應該有著一間汗牛充棟的書房，甚至如編劇史航的房子，每一個角落都書本遍布令人無法插足；或者應該有著某種收藏癖和潔癖，如讀書人止庵，喜歡的書必須一套一套地收，而且禁止旁人“染指”；又或者，所謂“典型”，多少應該具備某種“雅致”的特性，著素服、焚清香……

可周黎明不是這樣的。他的書房太小，小到偌大一個房子，書柜不過四五個靠在墻上，所謂的“書房”，其實是一對女兒平日休息和玩耍之場所，墻上掛著夫人的油畫習作，一張工作臺擺在一側，唯有并未隔斷的陽臺，左右還堆放著一些心儀的雜志，例如《時代》，例如《紐約客》。

他并沒有藏書癖。“我怕自己藏書太多，所以一有機會就淘汰”，他坐在一個形狀如佛手的綠色單人沙發上，說，“比如去高校講課，我就帶上一箱書或碟。誰舉手提問，就可以在里邊隨便挑一本。”他的意思是，藏書的欲望不能過了，更不能把書當擺設，因此，“我是很看不起很多房地產老板買書當擺設的”。

照他的理論，他甚至沒有看“很多”書—如果以從頭看到尾作為讀一本書的標準，他會做這樣的類比：“史航看書的量應該跟我看電影的量差不多—我一年看兩百部左右。”他曾經請教過香港著名的“二道販子”讀書人梁文道，這么多書，你怎么讀得過來？梁文道就跟他分享當中訣竅：例如看清史，你看過一兩本好的做基礎，以后看到別的講清史的書，就能分辨出，哪些東西是新的，哪些是舊的。但那需要一個前提—你得有一個好記性。關于這一點，周黎明也并沒有太大的自信。

所以他只能選擇：收?？醋约焊信d趣的書，也只收自己感興趣的書。所以他這樣為自己的書柜分類：一類是跟老本行相關的電影類書籍，例如各類年鑒式的電影藝術報告、電影理論、編劇和影評指南，朋友送的影評集以及自己寫的書。周黎明作為影評人的身份是如此“昭著”，乃至于無需介紹他在這方面的收藏；還有一類則是音樂和戲劇，包括成套的《古典音樂欣賞入門》。

第三類是偏美學和社會學的人文類書籍，例如《中國神話傳說詞典》、《神話的力量》、《萬物簡史》、《趣味生活簡史》，作者群里也可以發現林語堂、梁實秋、沈從文、金庸、莫言、李零、陳丹青、朱大可、沈宏非、傅國涌、李銀河、茅于軾、潔塵、李娟、也斯、梁文道、董橋、朱天文、房龍……

他特別喜歡與中國社會變遷相關的一類，例如德國人佳杰思（AdrianGeiges）寫的《我的憤青歲月》，說的是作者“在毛澤東、切·格瓦拉和其他領袖時代的生活”；還有一本也被他極力推薦，英文版的《生與死》（LifeandDeathinShanghai），作者鄭念1915年生于北京，早年畢業于燕京大學，1930年代留學英國，丈夫是殼牌公司的高管。丈夫去世后，她接替了丈夫的工作。“文革”爆發，因為供職于外商公司，她被控為英國間諜，最后身陷囹圄長達七年，1980年代后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國。她這本記錄“文革”的小說在1987年甫一面世便轟動英美，以至于后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在《紐約時報》上寫書評推薦此書。

不過，“如果你喜歡的話，我可以送給你。”周黎明說。

不偏激的影評人

如果以方圓百里來計算的話，周黎明的出生地算是一個人杰地靈的所在—他的故鄉，就在烏鎮附近。1962年出生，15歲就考上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外語系。他太小，“老三屆”們都愿意帶著他，“尤其女同學，母性泛濫，他們談戀愛，我還當信使，把信帶給我宿舍的人”，周黎明笑著說。

在外人看來，江浙一帶，理應家家都是書香門第，其實不然。“我家境一般，父母親是知青，他們覺得讀書會帶來不幸，所以反對我讀書，”周說，“他們希望我學一門手藝。”在父母的眼里，即使是泥水匠，也好過去種田；至于舞文弄墨，從事文藝，則非但虛無縹緲，還時刻有著危險。直到今天，父親仍對其從事文藝不以為然，認為只有做官或從商才是正道。

而周黎明是完全有機會成為商人的。1982年，他從杭州大學畢業；三年后，他從中山大學拿下外語系研究生的碩士學位；再過七年，他畢業的學校變成了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哈斯商學院—那是美國十大商學院之一，他主修戰略策劃和行銷，拿到的是MBA學位。

對他而言，讀商科完全是機緣巧合。1980年代中期，周黎明某次陪央視的臺長到美國出差，參觀加州的某影視學校，結果被學校的院長看上，直接允諾獎學金留學。當時央視的臺長也對他說，念完之后，回國可以直接進央視。結果世事變幻，到了1980年代末，他發現自己回不去了，但又怕一出來就失業，于是改行去讀MBA，覺得學好管理，可以套用在任何領域上。

1997年左右，周黎明回到國內，當時有人介紹他進國企，“進去之后就可以當副總”，因為讀的學校實在太有名（出過十幾個諾貝爾獎得主），師從的導師也太有名—“我老師是克林頓的經濟顧問，所以頂著這個牌子去找一個國企管理層的職位真的很容易”。但是，周黎明想，“每天晚上要吃飯，喝酒，算是工作嗎？”他自問自答：“算是啊，但我覺得會很受罪。”

他一度做過中國日報網的執行總編輯，“一天要開五個會”，后來看到人家開會就覺得是受罪。“我是自由散漫的人”，他說。

回國之前周黎明在硅谷上過班，后來進入《中國日報》社，在香港當駐站記者，時間自由支配，結果花了三年時間，鼓搗出厚厚的三本書《西片碟中碟：英語片》、《西片碟中碟：非英語片》和《華語片碟中碟》。這三本書一共收納了5500多部電影，而且都是周黎明看過的。

他也在網易寫影評—那直接奠定了他“國內第一影評人”的江湖地位，2002年又在《看電影》雜志開專欄，“周氏”影評因此廣受好評。但他知道，“如果我晚幾年寫影評，放在現在的網絡環境下我是出不來的，現在只有偏激才能吸引眼球”，而周黎明—“我一直不偏激，口味比較中庸”，“我覺得自己占了天時、地利、人和”。

不熟悉周黎明的人會以為他一直就是個寫影評的，其實，“我一半以上的工作跟電影沒有關系”。百度百科的詞條上一直還有他作為某研究院的“副研究員”身份，不過“簡歷是2000年我進去的時候給提供的，改不掉了”。他還給IBM、聯合航空公司、雀巢、康佳、迪士尼等大公司做過管理和行銷咨詢，給央視當時事評論員，以及給國家大劇院做歌劇評論……而他真正的本行，卻是在《中國日報》做專欄作家。

按照他從前“左手寫中文右手寫英文”的口號，周黎明每年寫200篇文章，中英文各占一半，英文的那一百篇，載體便是《中國日報》，署名不是“周黎明”，而是“RaymondZhou”。對他而言，向世界介紹中國，那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工作，因為你必須假設外國人是不了解中國的。

例如寫泰山，寫歷史上有八個皇帝來過，“那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美國是沒有皇權的，”周說，“那我怎么講？”他聯想到英文里有一句“Washingtonslepthere”（華盛頓下榻于此），因此就借用這個典故，將之嫁接在泰山。又如介紹《紅樓夢》，他將之比喻成英劇《唐頓莊園》；至于《牡丹亭》，則從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解釋，“為什么這個杜麗娘，沒有見過柳夢梅，會愛上他？她性壓抑嘛—其實是春夢。一旦我用這個角度講，西方人一看就明白了。”他說。

身處首都媒體圈，他很清楚外媒記者們對他的老東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我可以擔保我寫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周黎明說，“比如莫言，他到底是不是一個‘?；逝?rsquo;？莫言說，我所有的東西都在我的小說里。他還舉了歌德和貝多芬的故事。（文章發表之后）《紐約時報》大段轉引，他們看了才明白，不能用手抄本的事情來理解莫言，他畢竟不是一個異見分子。”

“我希望做一個中西方文化之間的解讀者，寫西方的事情站在中國的角度，講中國的事情就站在西方的角度，這也要慢慢成為我各個領域寫作的共同點。”他曾經說。

虛擬書房

這種跨文化的寫作立場，其源頭可以追溯到他尊崇的林語堂。“他是我最大的老師，把我從意識形態的框架里拖出來。”周黎明說，“我現在做的實際上就是他做的工作的翻版，能做到一個零頭的成績就已經很驕傲了。”

與林語堂具有類似的地位的，還有胡適、周作人、沈從文、汪曾祺、朱光潛、金庸……他們的大部分著作，周黎明要么早年求學時就已讀過，要么都放在他的“虛擬書房”里。打開他的電腦，里面是一個“巨大的書房”：大約一萬五千種圖書按照字母A至Z的順序被歸類建檔，妥善安置，它們中幾乎有一半都是英文版的世界名著。“我喜歡擁有經典。”他說。

此外他也收集有聲書，“比如莎翁全集（他讀碩士時是專門研究莎士比亞的），平時裝一兩本在MP3和手機里，無聊時或旅行中聽一聽，也是一種享受。”

但值得留意的是，他的收藏中，沒有魯迅。說不出具體的理由，或許只是本能上的不親近，就像他說的，“我本人的性格是這樣的：走中庸之道。”

他欣賞臺灣的李安、林懷民和賴聲川，羨慕他們的中國文化功底，但又具有西方的視野，相比之下，“我也喜歡姜文，他有酒神精神，但我的性格跟他差得很遠，投資他電影的人（應該）是個‘瘋子’，是需要極大勇氣的”。

他曾經在《紐約時報》上看過一個家庭婦女當圖書館員的故事，“她把全套的企鵝書系大概六七千本全部買來放在家里，說已經看了三分之一，牛人！”他艷羨這樣的讀書速度，因為自己看書實在慢得可以，到美國留學期間，一門課一個星期要讀250多頁的書，“快把我逼瘋了”。由此鍛煉出來的快速判斷，抓住重點的本領，以后對他看電影大有裨益，“半小時內我肯定知道最后能打多少分”。譬如幫上海電影節審片，每天八點起來，連續看八部電影，他也能迅速地下詳細的評語；又如幫崔永元的青年導演短片計劃審片，五分鐘一部，一天內看一百部，也是手到擒來。

周黎明長相儒雅，說話慢條斯理，評人論事中正平和，圈內口碑有目共睹。他惹過的唯一一次“爭議”，也許是他在2010年專訪章子怡“詐捐門”事件的時候。

該年3月12日凌晨，他跟章子怡進行了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對話。經歷過“潑墨門”和“詐捐門”等事件，當時“國際章”正處在事業的低谷，接受專訪并借由《中國日報》這個平臺向全球“自證清白”，顯然是一次聰明的選擇。

當時章子怡正在鐵嶺拍攝王家衛的《一代宗師》中最精彩的那場打戲，宮家二姑娘面對欺師滅祖的叛徒，心頭之恨，可想而知?！兑淮趲煛飞嫌持?，周黎明回憶道，“我估計她在打的時候，滿腦子全是她真正的敵人。”

過去的幾年里，曾經有人試圖說服他轉行去從事電影業，周黎明最后還是拒絕了。他說自己“患得患失”，一方面不愿意丟掉正職，另一方面也沒有自信能全職做好這份工作。他知道電影不是一個人能控制的，而寫影評則自由很多，“雖然處在食物鏈的最底端，但做到目前這種自由的狀態，我已經很滿足了”。

[對話周黎明]不帶去荒島，就帶進棺材

記者：最近在看什么書？書中有什么讓你印象深刻的內容？

周黎明：《賴聲川的創意學》和喬治高的《恍如昨日》，后者是龍門書局出版的“名家散文典藏”中的一本，那套我幾乎看全了，里面涉及的中西方文化內容都是我感興趣的。這些都是前輩的寶貴經驗，有些內容我自己生活和工作中也常碰到，可以當作啟示。

記者：你的床頭書及廁所書是什么？

周黎明：我的床頭和廁所一般不放書，只放雜志。雜志跟書相比，話題比較接地氣，文筆也偏年輕化。我的年齡大概處于中間地帶，所以我會向前輩學習他們的知識（通過書），向后輩借鑒他們的表達（通過雜志）。

記者：出門旅游會帶什么書？如果只能選擇一本書到荒島上流浪，你會帶什么書？

周黎明：出門喜歡帶一本文集，可以隨意選擇閱讀順序，讀多讀少也可以由碎片化的空閑時間來決定。如果只能拿一本書到荒島，我會帶莎士比亞全集原文版。我家里就有一本，塑膠封皮都沒拆，隨時準備帶去荒島的。真的，我舍不得拆，我有幾十種莎劇單行本，平時出門會帶一兩本薄薄的單行本，丟了也不可惜。那本全集不是帶去荒島，就帶進棺材。他是我心目中文學的至高境界。

記者：書房對你而言，意味著什么？

周黎明：我竭力告誡自己，書若不看，等于是裝飾。所以我經常淘汰書，把雜志扔掉，把不是最喜歡的書贈送給別人。當我站在書房里，面對那一排書架，會得到一種心理安全感，假想著如果哪天我被困在這房里一年兩年，有這些書陪伴，我一定不會崩潰的。

記者：這些年來閱讀方向上發生了什么變化？

周黎明：年紀越大，對虛構類圖書越來越不感興趣。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一定會認真安排從15歲開始的全盤閱讀計劃。我的觀影比較系統，而我的閱讀其實相當雜亂，這是我們那個年代的不幸，換個角度，也許也是一種獨特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