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匯】耳朵里的浪潮 中國音樂節操手

在西方，音樂節有著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它不僅僅指代著一場戶外的音樂盛宴，更是一種文化標志。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舉行，被公認為全球音樂節的鼻祖和里程碑，更是流行音樂史中最重要的時刻。這場搖滾盛事遠遠超出了人們對音樂的理解范疇，而成為西方現代思潮中的一座精神圣殿。時至今日，依然有許多西方人認為，參加音樂節是人生的一個必經過程。

多年之后，西方人理想中的“烏托邦”，在中國得到呼應與延續，2007年國內只有四大音樂節；短短五年過去，國內音樂節數量已經超過了九十個；2013年則大有破百的趨勢。音樂節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綜合型戶外商業活動那般簡單，而是一種迎合現代青年需求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手段。國內音樂節的飛速發展，預示著一個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版圖正在中國擴張，也折射著現代文化潮流的變遷。

今年五一期間，迷笛、草莓兩大巡回音樂節在北京上海兩地共吸引34萬人次到場，除國內重量級搖滾樂手崔健的固定出席外，英國傳統搖滾樂隊之一Travis等大牌的加盟，也體現出中國音樂節和世界接軌的趨勢。兩大音樂節之外，諸如杭州、西安、成都、武漢、麗江也在發展自身的本土音樂節。其中，麗江雪山音樂節、熱波音樂節、西湖音樂節已形成較為穩定的發展格局。搖滾樂為主流的音樂節井噴，爵士樂、電子樂、世界音樂、民謠、古典樂等為內容的音樂節形式也在滋長，內容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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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想很近，和商業很遠

有一年，迷笛和北京某區政府合作，宣傳人員寫了一條廣播稿讓張帆播放：“我們熱愛自然，我們熱愛生活，我們反對吸毒，我們友好善良，我們不打架。”這個要求讓張帆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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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音樂節散場，觀眾一個個井然有序地離開，隱沒在人流中。這是摩登天空CEO沈黎暉所有情緒涌上心頭的時刻：“我會強烈地意識到，每個人都是孤獨的個體，因為我，他們走到了一起，在音樂節相遇、分手或復合。音樂節上演了太多故事，每個人，包括我自己，都有關于音樂節的獨家記憶。”

實際上，沈黎暉的這句話也可以用來涵蓋中國音樂節的發展歷史，在過去的十幾年間，不同音樂節品牌平行發展，熬過不被理解與支持的“地下”時期，終于在某一時刻碰撞出火花。

中國最早的音樂節火種可追溯到1996年，在一座名為開平的小城市，沼澤樂隊作為策劃人之一發起了以本地搖滾樂隊為主要組成部分的“開平音樂節”。三年后的北京，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則是德國人UdoHoffmann。1999年，由他策劃的首屆“喜力節拍夏季音樂會”在北京日壇公園舉辦，“邊吃、邊喝、邊溜達、邊聽音樂”的生活方式概念，首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

2000年，北京香山腳下，迷笛音樂學校的禮堂內，一場以純粹搖滾樂為主題，完全免費的學校匯報演出正在展開，那是中國本土音樂節的雛形。“樂隊全部免費演出。制作費總共也就兩萬塊錢，包括海報印刷、免費啤酒、音箱租賃，盒飯十塊錢一份。”迷笛音樂學校校長、迷笛音樂節創辦人張帆回憶道。第二年、第三年，慕名而來的年輕人把禮堂擠得水泄不通，演出結束后，觀眾們圍坐在學校草坪上曬太陽。作為一位毫無架子的學校領導，張帆此次出現在演出現場，不是學生的人也習慣親切地叫他一聲“校長”。那些年，“音樂節和理想很近，和商業很遠”。

那時的音樂節脫不開“自我陶醉”的標簽。樂評人張曉舟曾撰文回憶，2000年的昆明現代音樂節，因為經驗與預期不足，各種協調問題頻發，最后甚至一度拖欠工資，工作人員消極怠工，本就屬“地下”的音樂節變成記者筆下的笑料?？恐鵁崆樽鍪?、沒有合同、沒有專業的管理團隊以及沒有符合預期的樂迷數量，是這個過程中快速產生又消失的音樂節們共同的特點。

2004年，迷笛音樂節來到北京雕塑公園，門票僅賣十塊錢。這是中國音樂節第一次收費嘗試。第一次辦大型戶外音樂節讓張帆自己“搭了點錢”，但這次實踐邁出了中國音樂節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在張帆的努力下，迷笛變成立足北京、輻射全國的文化符號，開始從“小眾聚會”向大型商業音樂節轉變。

每一年，張帆都為音樂節選擇一個關鍵詞：PM2.5，綠色與和平，愛熊行動等等。在張帆看來，音樂節不僅僅是一個聚會，更要直接地表達態度：“報批時，我們不說主題，因為文委只審樂隊名單不管主題。”張帆笑說自己是“機會主義者”，大多時候在打擦邊球，善于在圍剿中找到空子。

2013年，迷笛落戶深圳，變成文博會分會場。張帆坐鎮深圳大運中心，和記者暢談與當地知名地產商簽訂的五年合作計劃。在這之前，迷笛音樂節的百度百科還滯留在“所有樂隊義務演出”，以至于跟新的合作方打交道，被問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你們不是義務的嗎，為什么樂隊還要出場費？”張帆哈哈大笑，在自信與自傲的背后，卻是一套“不死磕”的哲學：和官方以及贊助商打交道，懂得找到平衡點，并堅持搖滾的底線。

“學會妥協，同時要在磨合中讓對方知道我們在做什么。”張帆說，有一年，和北京某區政府合作，宣傳人員寫了一條廣播稿讓他播放：“我們熱愛自然，我們熱愛生活，我們反對吸毒，我們友好善良，我們不打架。”這條要求讓張帆瞠目結舌，但繼而據理力爭：“要讓他們明白，我們的觀眾是安全的，經過長久的合作，對方已經從完全不信任，到懷疑，到最終達成默契。這些年，我們的安保數量確實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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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里的賭徒

和張帆孤注一擲的開頭不同，沈黎暉以更主動、更開放的姿態接納著各類贊助商和各種不同的音樂形式，過程中賠的賠、賺的賺，磕磕絆絆之下，竟也摸索出了一條運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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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時間軸上，沈黎暉也在探索著音樂節的更多可能。1996年，厭倦了走穴生態的沈黎暉創辦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就是玩票。一個歌手辦的公司能有多靠譜？”面對同行的輕慢，沈黎暉很生氣，但其實的狀況讓他無可辯駁：創辦的雜志關門，公司剩下兩三個人，位于花園橋的辦公室一個月3000塊租金，沈黎暉每天還琢磨著怎么把樓上租出去，好省下2000塊。直到現在，公司還有人耿耿于懷：有一年春節過節，沈黎暉只給了他100塊，“但是我自己還沒有100塊呢”。沈黎暉笑著說。

2004年，沈黎暉絕處逢生?？恐o蘋果、諾基亞、摩托羅拉等國際品牌做音樂顧問，公司財務狀況開始好轉。然而，他始終記得2002年時瑞典的Hultsfred音樂節，他親身體會到音樂節現場的狂歡。除了看大牌樂隊表演圓夢之外，沈黎暉還目睹了各種創意市集，包括現場能變出一枚“朋克頭”的音樂發廊。2007年，沈黎暉把賺來的錢砸在音樂節上，“血本無歸，賠慘了”。但無論是當年辦的摩登天空音樂節，還是兩年之后的草莓音樂節，沈黎暉都以更主動、更開放的姿態接納著各類贊助商和各種不同的音樂形式，過程中賠的賠、賺的賺，磕磕絆絆之下，竟也摸索出了一條運轉之路。

音樂節正在改變城市人的聆聽習慣，人們摘掉耳機，遠離錄音室音樂，取而代之的是來到現場用音樂社交。曾有一位新加坡的樂迷從迷笛第一屆開始就自費“打飛的”追隨張帆巡演的步伐；在草莓音樂節現場，促生出一股“街拍”風潮，不止舉著維尼小熊、抱著HelloKitty的年輕人成為捕捉對象，李靜、高曉松、高圓圓、劉亦菲等明星也逃不過觀眾的鏡頭。

大型音樂活動的實際操作，每一天都會遇到新的問題。沈黎暉清楚記得，隨著觀眾增多，在鑒別假票、垃圾處理、廁所擺置、食物供應、場內手機信號乃至觀眾入口處寬度的測算上，他和團隊經歷了一次次突發情況。“計劃趕不上變化”，第一屆草莓音樂節，沈黎暉和工作人員曾眼看一位陌生人將所有工作證“呼啦”一下攬到懷中，拔腿就跑（有證者可免票）。沈黎暉當即傻眼，但很快反應過來，立刻組織團隊緊急嚴查“帶證人員”身份，并在入口處補了一天新證。

持續上漲的門票價格、場地費用和制作費用，是中國音樂節進入全面商業運作的明證。而草莓無疑是走在最前沿的引領者?，F在的沈黎暉在某些洽談會上是“成功的商業案例”。對此，他有一絲不被理解的失落。“最早做音樂節的這批人，哪個不是抱著賭徒心態搏擊。別人只看到我們現在的門票賣得好，卻不懂得為什么我們要花大量人力和物力砸在空白的領域做開拓者。如果只看到音樂節的形式而不理解內涵，就永遠不會明白什么才是我們真正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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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

對政府而言，在一個旅游城市舉辦一個戶外音樂節有一定的冒險性。為了避免更多的麻煩，朱建寧可選擇“持平盈利、平緩發展”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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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外，以麗江雪山音樂節、西湖國際音樂節、熱波音樂節為代表的本土音樂節也在各自的城市生根發芽，彼此呼應。2008年，朱建籌辦了首屆西湖音樂節。第一屆主打的是民謠氣質。“我們不希望西湖是一個很重型的搖滾音樂節，這跟整個杭州的氣質不一樣。它的風格應該像杭州一樣，有它的堅持，同時不排斥很多東西。”

如今身為《都市快報》副總編的朱建，曾經策劃過不少藝術展覽和演出，直到開始做西湖音樂節，他才真正遇到了困難：“杭州是旅游城市，這一塊帶來的經濟效益已經足夠多，政府不需要音樂節來提供附加值。舉辦音樂節對政府而言是有一定冒險性的。”

麻煩在審批和操作時相繼出現：首先是場地，充滿舊時代氣質，同時又兼備現代文化活力的西湖最接近朱建對于音樂節場地的設想，但西湖旁邊能搭建舞臺、容納大批觀眾、有一定規?？盏氐拇髨龅厣僦稚?。第二是治安審批，由于在杭州沒有先例，首屆音樂節的觀眾席被要求安置座位，“所有人都必須坐著，音樂節中途不許站起來”。朱建一一照做。但接下來，他和同事們多方試探、溝通，希望在有限的條件中釋放出更大的空間。第二年，椅子撤了，人數多了，音樂節氣氛越來越好。對此，朱建的經驗是：“理想和現實之間，不得不妥協。”

如今，西湖音樂節已經做到第六年。3G門戶的老總張向東是朱建的老朋友，從第一屆起，幾乎每屆西湖音樂節他都會來。他不是搖滾青年，但是音樂節的氛圍讓他感受到自由，文藝給他很多想象和行動的力量。“西湖音樂節的傳播半徑已經遠遠突破了紙媒的半徑。”朱建說，這幾年，外地來的朋友陸續增多。去年，樂評人張曉舟就從北京飛來看混凝土天堂，還有人從東北、北京、上海來到杭州，就為了看一眼黃耀明。

前段時間，賴聲川的話劇《如夢之夢》請來李宇春出演，粉絲們把上半場的票全買了，下半場李宇春不演了，粉絲就悉數撤退。這件事給了朱建很深的思考。今年的西湖音樂節，朱建本打算邀請美國歌手羅德里格斯(Rodriguez)，無奈七十高齡的他檔期排滿，無法前來。因為對音樂品質的要求，朱建沒請有噱頭的明星。最終音樂節請來舌頭樂隊壓軸。“這是我們對音樂的尊重，票房不是我們首要考慮的東西。”

但今年的情況和往年相比有所不同，票房有很明顯的增長。這屆西湖音樂節最大的特色，是在音樂家風格選擇上的多元性，從正當紅的選秀明星吳莫愁，到喚醒一代人搖滾正氣的舌頭樂隊；從清新的創作才女戴佩妮，到充滿實驗色彩的大忘杠樂隊；再從獨立民謠無冕之王李志，到代表了香港殖民時代流行音樂巔峰品質的達明一派這些不同風格的音樂家亦令現場樂迷呈出鮮明的分化格局，以至音樂節就像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如第二天排倒數第二演出的戴佩妮一演完就有她大量的粉絲退場，但同時也有不少壓軸的達明一派的樂迷涌入。

從商業上看，音樂家的多元化顯然利大于弊，觀眾流動起來（演出場地設在市中心而非野外令這種流動成為可能）增加了總票房；這一策略也提升了音樂節本身的質量，顯得更寬容，海納百川般為更多層別的觀眾找到自己喜歡的音樂提供了可能。

雖然今年的票房不錯，但朱建更希望相對平緩穩定的發展。“我們不想借助政府的影響力，也不希望有一天突然有一個發展的指標和要求，這也會超出我們的能力。”面對迷笛和草莓等音樂節品牌的擴張，朱建卻表現得很輕松：“我們沒有產業化的基礎，你硬要讓我們產業化，也沒有條件。”朱建認為，中國音樂節的市場有很大的空間與可能性，正好可以用西湖這類音樂節去探索。“我們尊重其他音樂節，但我們不會簡單復制。西湖音樂節真正的價值，首先是源于服務，驅動力來自公共需求，而不是產業和政府的驅動；其次，是作為多元性和多樣性的存在。商業是規范并保障我們行動的一種必要手段，但不是首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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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團生存

搖滾樂配啤酒，爵士樂配紅酒雪茄——對許曉峰而言，音樂節是一盤生意。“在這個平臺上，很多商家可以來附著、投放廣告，文化價值轉化為媒體價值，是我們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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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開始，草莓、迷笛兩大音樂節在北京成熟之后，選擇向外突圍，做不同期的全國巡回性演出。今年是迷笛音樂學校二十歲生日，迷笛音樂節的足跡已走過了北京、鎮江、上海、日照、貴陽、深圳等地。摩登天空今年也迎來其十六歲生日，草莓音樂節也走過了北京、鎮江、上海、武漢、西安等地。2011年，兩個音樂節在鎮江第一次交鋒，拉起了音樂節之間同地競爭的序幕。

不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均衡，讓在一線城市之外的樂迷渴望音樂節在本地落地。同時，擴張也意味著主辦方自身能更長久地生存。張帆這樣看待巡演的必要性：“德國的音樂節，光夏天就有上百個。澳大利亞thebigdayout音樂節，在珀斯、布里斯班、悉尼、墨爾本、黃金海岸五地做巡回。中國的國土面積很大，巡回音樂節能滿足各地的青年。中國的音樂節市場沒有飽和。巡回是個特別合理的事情。”而沈黎暉也認為，巡回音樂節登陸，和本土品牌在不同檔期打擂是一件雙贏的事：“有經驗的音樂節去新的城市，可以幫助更快培育出一個聽眾環境。在與本土音樂節品牌一起發力的同時，別人在幫助我們開辟市場，我們也在幫他們開辟市場，甚至幫助本地的音樂節，抱團生存是這個階段最合適的發展模式。”

向外的擴張必然會和政府發生關系。在多年和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中，張帆、沈黎暉二人鍛煉出了“不卑不亢”的姿態。張帆說，粉絲群的力量是和政府進行溝通和對話的后盾。2007年開始，迷笛拿到了全國第一筆政府支持音樂節的資金：海淀區委宣傳部的50萬的文化創意產業扶持資金，2010年則繼續得到北京市委宣傳部的文化創意產業扶持資金。而在迷笛貴陽、日照、鎮江站也都是有政府色彩和背景，“我們在北京上海其實可以不靠政府，但在二線城市，音樂節市場不健全，需要有一定的資金來支持這種運作。當對方支持的資金可以基本涵蓋掉一場的大部分成本，你才存在盈利的可能”。

沈黎暉不太敢拿政府的錢：“有時候，政府的錢沒有持續力.如果拿政府的錢，我們寧可去做承辦工作而不一定要做草莓的品牌，那樣太耗時耗力。武漢站是規模最小的草莓音樂節，我們不急于做大，而是一點點培養，慢慢成長。這一點可能不太符合商業準則，但我們更注重長期，看一個事兒最少看五年。”沈黎暉嘗試了臺灣、西安舞臺，收購了西安張冠李戴音樂節，并嘗試在西安等地設立分公司，挖掘本土藝人。“要改變一個城市的音樂趣味乃至生活趣味，不是做完音樂節拍屁股走人就行，而是要扎根當地，對當地的獨立原創音樂有貢獻。”

孫孟晉則認為，各地政府都不一樣。“有些政府考慮的更多是政績，而不是單純把這它當做一個文化項目來看。也許換屆，這種合作和扶持就沒有了，我希望有一個持續的、健康的、長久的東西。”他舉了個例子，在某些地方，安保變成政府賺錢的工具。“警察會要加班費，我要來100個警察幫你保護，但是你最后看到在現場就那兩輛警車，這方面政府應該維護自己形象和口碑。”

2013年，迷笛和草莓音樂節都實現了總體上的盈利，其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門票與贊助收入即能維持良性運轉。與此同時，另一種不收門票、更多依托于政府和贊助商的音樂節模式正在悄然靠近。“你可以想象一下，利用3D呈像技術，20米高的大猩猩和熊代替DJ打碟，配上電子樂，激光字在眼前亂飛。這套技術我們可以輕松拷貝30場，到時根本不用請大牌藝人，就可以讓觀眾嗨翻天。”前華納唱片公司總裁許曉峰坐在自己的深圳國家音樂產業基地展示廳里向記者解說。

許曉峰是中國本土音樂產業發展的見證者。國家音樂產業基地隸屬于其擔任總裁的北大青鳥集團，每年由許曉峰收購的音樂節數目繁多。2002年創辦的麗江雪山音樂節、2005年創辦的深圳沙灘音樂節，許曉峰都是幕后資方。近幾年，許曉峰越來越多投資于風格化的、受眾定位準確的小型音樂節，像是以民族音樂為主的杭蓋音樂節。在他推廣的音樂節模式下，鮮有明星和高額門票，內容也不再以搖滾樂一家獨大。

作為投資管理商，許曉峰的音樂地圖避開了北京上海等音樂市場相對發達的一線城市，點狀分布在全國：“我們的音樂節都放在旅游集散地，像大梅沙、麗江、廈門、集美。因為促動旅游消費，當地政府一定支持，就算不直接給錢，也會免去諸如安保、水電等費用。我們派一兩個監制跟流程，技術設備是自己的，本土藝人又很便宜，一個音樂節的投入不超過30萬，但是能夠獲得的贊助跟其他音樂節是一樣的，甚至更多。我們把音樂節看成一個媒體，之所以整合這么多音樂節，是想讓它們彼此之間聯動，商家可以在這個平臺上投放廣告，文化價值轉化為媒體價值，是我們的商業模式。”

最近，許曉峰馬上要在呼和浩特啟動一個世界音樂節，當地一家上市的服裝企業贊助，并為場地直接冠名。不過，許曉峰從不盲從，他只信賴三年以上的音樂節，因為那樣才起碼稱得上是真正的音樂節：“去年全國有一百多個音樂節，到今年還在的估計不到二十個。一個音樂節要有自己的品牌，要定期、定點舉辦，操盤手也要是一個人或團隊。音樂節的特點就是持續性，鐵打的品牌、流水的藝人是關鍵。”

許曉峰設計一個音樂節，最注重定位。“只有受眾的綁定，才能夠創造潛在的商家的綁定。比如搖滾樂配啤酒，爵士樂配紅酒雪茄。”當然，除了政府，最常見也是最大頭的贊助方還是地產商，觀眾多、影響力大、刺激地皮升值等原因，成為音樂節作為集體性活動備受地產商青睞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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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未來的音樂節

由于戰線漫長，投資回報率低，音樂節尋找投資的過程總是舉步維艱。張帆卻認為，“不是說你要到大投資，就能夠做一個特好的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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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節是賺錢的生意嗎？”這是每一個徘徊在大門前躍躍欲試的嘗鮮者要問的問題，然而，張帆卻給提問人潑了一瓢冷水，“全國100個音樂節，賠錢的可能有97個。大家表面上看覺得音樂節挺熱鬧的，其實音樂節就像個無底洞。所以，這個行業吸引不到風投，因為戰線太漫長，投資回報率也小得很。”沈黎暉甚至會開玩笑勸說專業投資人對自己“敬而遠之”，他表示，賬面上的盈利，基本被他用作第二年的制作費用，而制作費和場地租金的上漲，使盈利、投入變成一個樂此不疲的循環。

對音樂節內容的批評不絕于耳。許曉峰表示，中國音樂節市場的繁榮，最大反哺對象是搖滾樂隊，然而，這類藝人的發展程度卻遠跟不上音樂節數量的增長，于是，雷同化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迷笛愿意做任何音樂節的顧問，”張帆坦言，“我們不怕雷同。微博上曾有樂迷說，從迷笛舞臺上出名的樂手，在絕大部分小型音樂節上表演只像蹭飯，在迷笛才能收獲到山呼海嘯的互動和真正的尊重。”短期經濟效應促生出許多只有一屆的音樂節，許曉峰就曾遇到談到最后一步，卻突然因贊助商撤資而取消的音樂節。但沈黎暉覺得，應該對這類不成熟的音樂節多點包容。“至少音樂節養活了一批樂手，樂手能靠演出生存，才有為音樂節輸血的可能。所有音樂節都干了一件特別好的事兒，就是讓人們走出家門，意識到真刀實槍的現場音樂和晚會對嘴、MP3有什么區別。”

日本最大的搖滾音樂節FujiRock現場，散場后的場地一片垃圾都沒有，不止如此，大部分國外音樂節只有一兩輛警車，幾位警察維持現場秩序。許曉峰說，中國的音樂節在一兩年之內無法在秩序和規范管理方面達到國際水平，而政府的信任度、報批流程的簡化，無疑會節省很大一部分溝通成本。

張帆強調，專業化管理確實是音樂節口碑與盈利并舉的保障。“這個行業妄圖走捷徑的人最終都無法生存。”丹麥的Roskilde音樂節由同名基金會負責日常運營，基金會得到政府的部分支持，同時又把每年的票房收入拿出一部分來做公益事業。而像蘇格蘭的愛丁堡藝術節，下設七個分項，由愛丁堡政府支持，由一個董事會和一個高層董事會來運營，每年，參與董事會的7個藝術節主席、市政府代表等會研究次年的投資、發展計劃等。這兩種管理都很科學，公司形式具備很清晰的財務管理、人事管理，還有細致長期的規劃和目標定位。而2005年開始，迷笛注冊演出公司，2006年投入音樂節運營，后來還取得國際藝人的經紀資質，都代表了張帆的專業化努力。

音樂節的人情味也必不可少，張帆表示：“音樂節應該是一個節日，觀眾來了以后要像過節一樣。1975年，我上小學。那時候的物質條件非常匱乏，只有過春節的時候，每家每戶才能分到一條僅有的帶魚，一包花生瓜子，給小孩兒一把糖豆兒。但是，我們覺得特別快樂，因為那是節日。所以我總覺得，節日是跟錢是無關的，音樂節同樣也跟錢無關，不是說你要到大投資，就能夠做一個特好的節日。人們在一定的場所里，保持愉快的心情，感到幸福放松，并彼此獲得溫暖。我覺得這就是節日。”

在沈黎暉看來，與時俱進也是音樂節能夠傳承的重要條件。發端于改革開放浪潮之初的中國音樂節，并未經歷上世紀六十年代“槍炮與玫瑰”的洗禮。在中國，反叛和抗爭早已不是音樂節需要表達的主題，聞名遐邇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是一個可以致敬但永遠無法復制的過去。和偶像喬布斯一樣，沈黎暉的操辦核心是推陳出新，做“未來”的音樂節，今年他嘗試把音樂節和互聯網社交網絡聯動，在創新中尋找新的樂趣，和陌陌合作的“搭訕廣場”應運而生。

第一年最賠錢的摩登天空音樂節，反而是沈黎暉最有成就感的。在音樂節開始的前一晚，沈黎暉難以入眠：“所有邀請來的大牌已經都在酒店了，場地準備好了，音響準備好了，這一切就要發生了，而我就在這里。”每次散場時，沈黎暉坐在舞臺邊看工人拆臺，“一個小時后再去看，哎，就這么消失了”，保潔工人迅速清理著場內遺留的垃圾。沈黎暉內心有種超現實的感覺，“音樂節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創作。就像行為藝術一樣，你創作了一個事物，大家來參與，然后就什么都沒有了。這也是一種滿足。音樂節結束的時候特別累，第二天早上醒來，喝一杯咖啡，陽光照射進來，你會覺得哇，生活真不錯。對，那感覺也是很美妙的。”

沈黎暉、張帆、許曉峰都曾擔任歌手或樂隊主唱。正是這批60、70年代出生的人，帶著“最后”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對音樂純粹的熱愛，全身心投入這項事業。大學時期念國際貿易專業的張帆，在學校一直是個熱衷文學、曾組樂隊擔任主唱“不務正業”的學生，但正是這點兒愛好讓他最終走上了音樂道路。如今，關于音樂節具體的工作，全都交由專業團隊打理了，而張帆則更能以普通觀眾身份，在舞臺下享受每場演出。閑聊間，張帆透露，等自己退休的那一天，會集結原樂隊成員，在自己搭造的舞臺，獻上一曲昨日之歌，作為完美的落幕。

［對話孫孟晉］

從單一到多元

爵士樂、世界音樂節的市場，不像搖滾音樂節、包括民謠音樂節一樣有一個質的變化，

可能中國人還是以聽旋律或者歌詞為主，不太能接受別的稀奇古怪的想法。

今年的世界音樂季上，某個參加表演的樂團在看到演出名單后，向總策劃孫孟晉表達了自己的驚喜：“在西方，純粹的世界音樂節很少有生存的機會，一般是靠政府支持的。人們更喜歡流行或者搖滾的世界，沒想到在中國會有如此規模的世界音樂的展示。”

2010年世博會后，爵士和世界音樂成為上海政府認可的一種持續性音樂活動。在上海，更為高端多元的音樂節平臺有了它的一席之地，孫孟晉正是背后的重要推手之一。采訪孫孟晉的當天，正值他帶領為《少年派》配樂的南印度傳統音樂—卡納提克派代表人物孟買·佳耶師利，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演出。短短一周內奔波于杭州、上海、北京、廣州之間，是孫孟晉作為策劃人，最為常見的工作狀態。

“我們那一代人，可能是真正熱愛音樂的一批人。我們對西方音樂的了解建立在反主流文化背景里，對另類的文化生態很感興趣，而且一直有一種類似叛逆和反抗的精神在心里面。”孫孟晉去霍營、東北旺，結識了周小龍、吳吞、高虎、小河、張瑋瑋、左小祖咒等國內中堅搖滾人物，和他們成為朋友：“我們這批人好像是在一個被時代所錯過的時期，永遠是在一個被壓制的狀況下，只能在音樂里尋找到一種力量。”孫孟晉覺得，在中國，音樂節是時代變革中的產物。從叛逆的另類文化逐漸向偏主流、偏時尚文化過渡的產物。

2004年，孫孟晉去全世界最大的音樂節Glastonbury取經，當時的感覺很震撼，也知道了國內水平和國外水平的差距?；貒?，上海文新集團主辦上海爵士音樂周，孫孟晉被聘為總策劃。“至少看了這個音樂節對自己還是有幫助的，終于意識到辦音樂節，絕不是僅僅是一個把樂隊搬到舞臺上的概念。”

記者：你是爵士音樂周第二屆、第三屆的總策劃，請介紹一下爵士音樂節在上海的發展情況。

孫孟晉：上海還有一個任宇清負責的爵士音樂季。但真正先鋒的爵士樂是沒市場的。來爵士音樂周的人，主要還是些爵士音樂迷。當然，還有一些收入高的小資。

記者：你認為辦音樂節最難的一點是什么？

孫孟晉：在音樂的選擇上面，可能會跟一些合作方發生矛盾。因此，選擇音樂一定要跟合作方預先達成共識。遇上一個喜歡流行音樂的地產商來投資，那你預設的所有東西就不存在了。光有商業意識沒有用，光有對音樂特別優秀的理解或者一腔熱血也是沒用的。很多音樂節現在被詬病，根本無法成為一個品牌，就是因為它在某一環節脫鏈子，宣傳或者跟政府、跟商人之間打交道上存在問題。音樂節是一個綜合性的東西，它對操盤的核心人物要求太高了，不僅要熱愛音樂，還要有長遠的眼光，合適的推出策略，才能良性運轉。

記者：贊助商投資音樂節的心態是什么？

孫孟晉：不管是場地提供者還是地產商，他們想擴大影響。我曾經參加過很多次研討，包括接觸私人飛機老板、接觸地產商。開會時策劃方講一大堆音樂節是怎么做的，會產生什么樣的作用。但投資人其實就是希望有一些引進的活動來炒紅他的地皮和商業區域。它已經形成一種趨勢，包括在張北地區舉行的張北音樂節，就是張北地產商的需求。據說雖然外地來看這個音樂節的人并不多，但是后來地產價格翻了很多倍。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成功，至少說明這個老板和政府的領導是很有眼光的。

記者：音樂節產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孫孟晉：做事的人太多，但靠譜的太少。大多數操盤手只有能力去做音樂會，沒有做音樂節的掌控能力。比如票房上失敗了的大愛音樂節、夢象音樂節，主辦方未必真的像有些人說得那樣不靠譜。其實，奸商我們不怕，反而怕掌控能力太差。辦音樂節牽涉到各個環節里面的東西，你與合作方的一個談判、與政府部門報批需要能力和技巧，在這些方面，很多人可能把自己給坑了，因為他不具備做音樂節的基本資質。

記者：你是否認同中國音樂節已經出現大牌站臺的同質化趨勢了呢？

孫孟晉：確實存在部分大牌沒有新作品，一直吃老本的情況。在國外，不僅配套設施齊全，還有它提供的一種對樂手、對歌迷的自由度，都是一個長期發展所奠定的穩定狀態。中國的音樂節數量多了，觀眾可以站起來，這些都是進步，但在文化意義上還不夠。在國外，音樂節是和人生有關的符號，更多地呈現人性美好的一面，讓你覺得生命中有很多光亮和色彩。但我們的大部分音樂節還停留在實體活動、促銷行為的階段。國外音樂節一做就做幾十年，中國真正具備這樣素質的音樂節剛剛起步。我認為音樂節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變成一個長期的、持續性的品牌。而且我相信，熬得住壓力，就肯定會存在下去，差的則會被淘汰。

記者：最期待發生的改變是什么？

孫孟晉：有一件事很遺憾，就是爵士樂、世界音樂季的市場，不像搖滾音樂節、包括民謠音樂節一樣有一個質的變化，可能中國人還是以聽旋律或者歌詞為主，不太能接受別的稀奇古怪的想法。因為爵士樂的音樂發展模式跟搖滾還不太一樣，一般人不能理解它即興和散開的演奏模式。一開始我們做音樂周，光請一些偏門一點的大師，票房就回不來，必須要搭上一些流行。爵士音樂周里面也有順子、黃小琥、李健、許巍。但這也不是壞事。這些年，上海至少有兩三家像樣的官方背景色彩的爵士音樂節在努力。